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他们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十年运动’的种子。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毛主席的生活简朴至极，他的每一举动都闪耀着勤俭的光芒。他的衣物，常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餐桌上则永远是那朴素无华的四菜一汤，山珍海味对他来说，不过是浮云。他甚至连一个火柴盒都不愿轻易丢弃，他说：“这虽是小物，却蕴含了大智慧，我们应大力弘扬这种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无论生活如何改善，我们都不能忘记艰苦奋斗、勤俭简朴的初心。” 经济工作的核心使命，在于不懈追求那璀璨夺目的最佳经济效益。而这份效益的源泉，无疑源自收入的最大化与支出的最小化。回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岁月，毛主席以其深邃的洞察，明确提出了财政支出的节约方针：“我们应当秉持节省之道，每一分钱都需为战争、为革命事业、为我们的经济建设而精打细算。”他的话语，如同灯塔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让“节省每一个铜板”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 到了1955年，毛主席更进一步，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提升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他强调：“无论何事，皆应遵循勤俭之道，此乃节约之真谛，亦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之基石。”这一理念，如同种子般深植于人们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在生产与节约这对经济工作的双生子中，毛主席从未偏废其一，而是将二者巧妙地融合，形成了辩证的统一。1943年，他尖锐地指出：“若只知在开支上斤斤计较，而忽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此乃保守且片面的财政观念，实为大谬。”两年后，他又进一步阐明：“生产与节约并重，方为解决财经问题之正道。”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将勤俭节约与发展经济紧密结合，始终秉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原则，引领国家稳步前行。 毛主席深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为人民群众是最务实、最看重实践的。他强调，让人民群众来评判决策的正确性，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检验方式。只要决策正确，能为人民带来实惠，人民就会从心底里拥护。虽然人民接受和理解新政策需要时间，但在实践中，他们会逐渐认识到政策的好处，从而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在制定工作任务时，毛主席总是强调要“合乎做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将人民利益作为判断工作的最高标准。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言行举止都要以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二是不能自说自话，要以人民群众是否拥护为最终衡量标准。只有这样，通过人民的实践检验，决策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才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各项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再谈到刘少奇，那时刘少奇已成长为重要领导人。在一次紧急转移中，他与曾国华等同志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他们急行军至沂河东岸时，已是深夜时分，大雨如注，且预定的河岸边既未见侦察人员的身影，也未寻得准备的渡船。曾国华，这位身经百战、擅长游击战尤其是夜战的指挥员，此刻也不免心生焦虑。毕竟，护送的是刘少奇这位党的重要领导人，责任重大，不容有失。 刘少奇敏锐地察觉到了曾国华的担忧，他从容不迫地安慰道：“莫急莫急，既然侦察员与渡船未至，我们不妨先寻一处隐蔽之地等候，以免被敌人察觉，招致不必要的损失。”言罢，众人便随他来到岸边一座摆渡人的茅屋中暂避风雨。然而，一个钟头过去了，大雨依旧倾盆而下，侦察员与渡船仍旧杳无音信。曾国华心中暗自揣测，或许已生变故。 曾国华火速返回向刘少奇汇报情况，并坦诚自己事先布置有所疏漏。刘少奇听后，非但未显焦急之色，反而宽慰曾国华道：“莫慌莫慌，我对此地情况尚不熟悉，具体行动还需你来定夺。”稍作停顿后，他又沉吟道：“根据你所述情况，此处乃敌人重要关口；侦察员杳无音信，渡船也未至；我等曾在类似夜晚行动，敌人定有防备；且当前正值夏收季节，敌我双方对粮食的争夺异常激烈；我等白日所经之地，不乏市镇，消息或有走漏之虞。当然，也有可能一切安好，但我们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来考虑问题。过河与否，你自行决定。不过，此地不宜久留，若不强渡，便应考虑撤回沭河东岸。” 次日夜晚，刘少奇一行再次渡过沭河，急行军至沂河东岸。这一次，他们终于顺利渡河，成功摆脱了险境。后来，曾国华得知情报：在他们首次尝试过河的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敌人竟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有一支部队欲于当晚过河的消息，便在沂河西岸渡口附近设下了重重埋伏。若非刘少奇沉着冷静、判断准确，后果将不堪设想。此事传开后，刘少奇的沉着冷静与准确判断赢得了同志们的广泛赞誉与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