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旗手在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总的来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30年代旗手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而在建国后，她的野心越来越大，毛主席曾直接说她有野心，看我走后，你该怎么办。事实也证明，毛主席的眼光深远。 “艰苦奋斗”这一诫勉之词，犹如警钟长鸣，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所秉持的“身治为先”的治国理政智慧，同时也彰显了毛主席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誓将中国缔造为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愿景与深沉抱负。在那个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的建国初期，艰苦奋斗不仅是摆脱困境、复苏经济、稳固政权的必由之路，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鲜明烙印。 9月8日，那是一个风冷云薄、大地静谧的日子。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一场庄严肃穆的张思德追悼大会正在举行。来自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等单位的1000多名干部群众齐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为人民利益而英勇牺牲的同志。操场上，土台前搭起了简陋却庄重的布棚，横幅高悬，“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几个大字赫然在目。党旗鲜红，张思德的遗像挂在党旗之下，周围环绕着同志们亲手制作的花圈，每一朵都寄托着深深的哀思。 毛主席身着深灰色旧夹袄，头戴八角帽，步伐沉重地从枣园住所缓缓走出，他的面容异常凝重，每一步都似乎承载着无尽的悲痛。追悼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人员肃立，高唱革命之歌。默哀之后，毛主席亲手将自己题写的花圈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花圈上“永垂不朽”与“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字样格外醒目。他凝视着烈士的遗容，久久不语，眼中满是对战友的怀念与敬仰。 胡德山，这位与张思德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此刻已泣不成声，他的哭声如同传染般，让在场的许多人都为之动容。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张主任详细介绍了烈士的生平事迹与牺牲经过，随后，毛主席缓步走上前台，以坚定而激动的语气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接着，他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一生：“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主席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深刻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号召所有革命同志以张思德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面对新政权初立时的“财政经费极度拮据”这一严峻挑战，毛主席展现出了非凡的治理智慧与决心。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烂摊子，加之战争余波未平，恢复生产、交通亟需巨额资金，而同时又要支撑庞大的战争开支，加之对旧政府遗留的数百万军政公教人员的全面接纳，使得人民政府的财政压力雪上加霜，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为此，党和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实施宏观调控，统一财政管理，强化物资调度，确保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于中央，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则紧缩银根，清理库存，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可以说，正是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勤俭建国”的号召，团结一心，才使得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呈现出勃勃生机。 刘伯承是毛主席欣赏的军事专家。 刘伯承不仅在军事教育上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让他们在实战中锤炼成长，更在军事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他深入研究国外军史战史，探究外军军事家与理论家的思想精髓，翻译苏联军事著作，汲取国外先进军事知识的养分。作为我军现代军事翻译的先驱，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不久，便投身于军事翻译与著述工作之中。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他翻译和校对了大量国外军事作品，据统计，其译文总量超过百万字。这对于一位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且右眼已失明的将军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成就。 王树森曾评价道：“他在主持军院的七年里，始终以身作则，亲自审定军语，校译教材、条令，言传身教，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军事翻译人才。从翻译原则的确定到具体教材译稿的审改，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他将翻译工作比作学术研究的“水龙头”，将教材编写视为军事学院建设的“重工业”。他常常对翻译人员说：“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获取‘他山之石’，目的就在于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升我军的军事理论素养和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