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现在出现了几个害群之马。1969年10月，林擅自发出所谓的“第一个号令”，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困惑地问朱德：“真的要打仗了吗？”朱老总深沉地回答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战争的预兆和迹象。”朱德仍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宽慰康克清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你就安心陪着我吧。”1974年初的一天，康克清把大会的情况讲述给朱德，而后不无忧虑地说：“听了迟群的讲话，我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向军队送‘材料’，把手伸进了军队，我很担心他们要把军队搞乱。”半晌，朱德胸有成竹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 朱德，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于1909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毅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在讲武堂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与同盟会的各项秘密活动，同时广泛阅读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传记以及意大利、日本、俄国政治改革的书籍，他的知识日益丰富，视野也愈发开阔。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深深吸引了他，成为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他还与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五华社”的团体，寓意着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正如朱德自己所说：“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讲武堂的学习与生活中，从未如此拼命过。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道路。” 在解放战争中，朱德更是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他参与制定了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与毛主席携手并肩，指挥各解放区军民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纷纷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朱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认识到了攻坚战的重要性。在晋察冀野战军发动石家庄战役前后，他亲临野战军驻地，精心部署并亲自指挥了这场关乎战局走向的关键战役。紧接着，他的目光又锁定在了晋南军事重镇临汾，他深知，为了夺取内线城市，必须培养出一支专门的攻坚部队。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此时，战争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了国民党统治区。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夺取敌人盘踞的大中城市成为了当时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为了破解这一新课题，研究新的战术，朱德深入前线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详细了解部队攻城作战的能力，帮助部队解决攻城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同时，他还高度重视军工生产，部署加紧生产武器装备，以增强部队的攻城能力。 时间再倒转到1931年8月，骄阳似火，战鼓雷动，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与朱德的英明指挥下，终于捕捉到了千载难逢的战机。在短短五日之内，他们势如破竹，连克莲塘、良村、黄陂三地，歼敌数量高达万余人，战果辉煌。然而，胜利的光环背后也隐藏着危机，红军的实力与行踪不幸暴露在了敌人的眼皮底下。蒋介石迅即下令，原本向西向南推进的第一、二路军和第一军团紧急掉头，犹如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向东合围，直指红军集结地黄陂以西的君埠，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红军顿时陷入了敌方八个师三面围剿的绝境之中，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如何才能让红军摆脱覆灭的阴影，重燃希望的火种？毛主席，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者，在8月12日的破敌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计策——隐真示假，声东击西。他深知敌人最怕红军北出临川，于是派遣素有“神行太保”美誉的罗炳辉，率领刚由地方武装晋升为主力的红十二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方向佯动，巧妙地牵制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使其误以为红军主力真的要北攻临川，从而慌不择路地向东北方向仓皇集结。而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则如同幽灵一般，悄无声息地从君埠地区向西疾进，巧妙地穿过了蒋光鼐的第一军团与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之间那仅仅十公里的狭窄缝隙，成功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圈。 直到8月底，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中了毛主席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他苦苦追击了半个月的“红军主力”，竟然只是一支诱饵部队。自己的部队在漫长的追逐中，被拖得精疲力竭，最终只能无奈地收兵撤退。而毛主席则趁机连取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最终胜利，书写了战争史上的又一传奇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