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革命战争得到胜利以后，还想要继续过去所进行斗争的方法。由于这个惯性，火车在拐弯处不拐弯，继续前进，那就要出轨了。”他还指出，那时长期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环境又极为闭塞的广大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导致很多热在知识结构和视野上存在很大的不足：“对经济工作的很多方面不了解，对文化工作的许多方面不了解，对国际情况也有许多不了解。” 这是毛主席晚年后来走上曲折道路的重要原因。但就像陈云晚年所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恩来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 为了实现由弱小向强大、由劣势向优势、由被动向主动、由不利向有利的根本性转变，毛主席深谙《孙子兵法》中的精髓，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基本战略战术。他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富有辩证色彩的概念与作战方式，如持久战中的速决战、防御中的进攻战等，这些创新理念如同熠熠生辉的瑰宝，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毛主席深刻分析指出，在战略层面处于内线作战，尤其是面临“围剿”严酷环境的军队，完全能够通过敏锐洞察和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战术，实现兵力的集中优势。我们可以用几个师对抗敌军一个师，用数万人对抗敌军一万人，用多路军队对抗敌军一路军队，从而在战役或战斗的局部形成绝对优势，迫使敌人在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态势，不得不转变为战役和战斗上的内线和防御态势。如此一来，我军就能在战略上的内线和防御中，找到积极主动的出击机会，将敌军对我军的大规模“围剿”，巧妙转化为我军对敌军的一系列小规模围剿；将战略上敌军对我军的分进合击，灵活转换为我军对敌军在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战略上敌军对我方的优势，逐步扭转为战役或战斗上我方对敌方的优势；最终，将战略上处于弱势的我军和强势的敌军，彻底颠倒为战役或战斗上我军处于强势而敌军处于弱势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反围剿，封锁中的反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的军事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毛主席依然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劝他换一套新的毛衣、毛裤，他总是让工作人员帮忙修补旧的，舍不得花钱买新的。他常常告诫大家：“不论是谁，都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一分钱。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美德。” 那套旧毛衣、毛裤，毛主席一直穿到了1956年，直到实在无法再穿，才勉强换了新的。即便如此，他仍然舍不得扔掉旧的，说以后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呢。 不单单毛主席节约，朱老总也是如此。1928年，湘南起义的烈火再次被点燃。朱德当机立断，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毅然进军井冈山。从此，“朱毛红军”的名声震撼四方，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支劲旅。后来，苏区革命根据地沦陷，在长征的艰难征途中，面对张国焘的威逼利诱，朱德始终坚守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竭尽全力保护了革命力量，展现出了大将应有的风度。特别是在长征过程中，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红军衣食物资的极度匮乏，朱德不仅指挥部队英勇战斗，还亲自带领大家寻找野菜充饥。 他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队到山上或原野中寻找可以食用的野菜，并亲自品尝、分类、洗净煮食。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加入到寻找野菜的行列中，最终竟然找到了几十种可以食用的野菜，有效缓解了部队的粮食问题。在懋功地区，红军总部下令开展割麦运动，朱德不仅与战士们一起割麦、打麦，还亲自挑着五六十斤的麦子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走回来。长征胜利后不久，朱德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时，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是最艰苦的，但我却觉得很有意思。那里有草、有花，红的、黄的，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茂密的森林和高大的树木。草地绿油油的，河流在草地上蜿蜒曲折地流淌……牛羊群在草地里自由自在地奔跑，也很有趣。也许是自己带着乐观性吧。”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朱德在各种考验面前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引领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不断前进。 刚刚接触中国工农红军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对朱德赞不绝口：“从纯粹军事斗争战略和战术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正是这种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让朱德在各种艰难险阻面前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精神意志引领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