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指出，毛主席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这种愿望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要实现这个愿望，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决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去领导经济建设。在1963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十年运动”中发展为理论 ，这种错误思想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却在很长时间内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应当说与那时在文化上的落后有很大关系。胡乔木还指出：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得到胜利的，尽管胜利很伟大，但各种各样的落后不能不影响党的好多方面的活动，也就影响到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的困难。落后国家由阶级斗争为主转到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为主，有许多困难。这些话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晚年为什么未能真正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但毛主席思想我们绝对不能丢，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 钱三强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钱钟书：反了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围城》的作者钱钟书是唯一一个婉言拒绝毛主席宴请的著名作家， 他一生远离政治而学贯中西。但他却早在30多年前就对反毛思潮做出过如下评价:“反了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 代价的。”一个旁观的智者做如此语，想想都可怕！ 毛主席曾深刻指出，军事战争的核心目的，纯粹而直接，那就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矛盾，如同战争的灵魂，贯穿于战争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刻时间，是所有参战者必须牢记的信条。其他种种矛盾与对立，在这宏大的主题面前，都需俯首称臣，为其服务。诚然，我们内心深处渴望和平，视战争为人类的悲剧，坚信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在战争的广阔舞台上，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构成了一对辩证的统一体。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而大规模地消灭敌人，则是最有效的自保之道。在实际战争中，进攻与防御的主次地位会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但总体上，进攻占据主导地位，是战争的主旋律，防御则是辅助和补充。何时攻，何时守，这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战略地位以及战场态势的微妙变化。尽管我军在某些时期和地域处于劣势，但毛主席深知，战争的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都是相对的，是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毛主席的生活简朴至极，他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能穿就穿，一年又一年，从未改变。他常说：“我穿衣服不讲究，只要不露肉、不透风就行。衣服破了，补补就能穿。”这种朴素的生活态度，正是他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有一次，卫士李银桥拿着一件破旧不堪、补丁密布的灰布军装来到毛主席面前，半开玩笑地说：“主席，您瞧瞧，这衣服再穿下去，恐怕要在会上做报告时碎成布片了。”毛主席接过军装，轻轻地放在腿上，仿佛对待一件珍贵的文物，小心翼翼地抚平每一处皱褶。他深情地回忆道：“这件衣服可是我的老伙伴，陪我走过了洛川会议的风风雨雨。”接着，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了这件军装的“丰功伟绩”。沉默片刻后，毛主席长叹一声，说道：“还是把它留着补衣服吧，让它继续发挥余热，我也能时常看到它。”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对这件旧军装的眷恋，仿佛它不仅仅是一件衣物，而是一位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战友。 朱德也是毛主席的老战友，当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一封来自成都的信件悄然降临。这是他昔日同窗的邀约，邀请他一同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那个时代，受日本明治维新和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影响，许多爱国青年认为强国之路在于强军。朱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同学的邀请，却并未向家人透露真相，只说是前往成都求学。在三叔朱世和的支持下，他踏上了前往昆明的旅程。然而，报考之路并不平坦。由于外省人身份和缺乏当地势力的推荐，朱德首次报考落空。面对困境，他毅然选择加入川军步兵标，以士兵的身份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增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的重任。在华北抗战的艰难时刻，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冷静应对各种挑战和敌人的疯狂反扑，以坚定的信念和共产党员的风采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能干、能处、能忍，这是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们如同三道坚实的阶梯，引领着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攀登。在华北抗战的复杂局面中，朱德以其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既坚持了原则又灵活应对，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