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时的中国，百业待兴，人民期待着国家能够走出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思想僵化的倾向，一些人将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绝对化。这种做法实际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将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了僵硬的教条。 1976年10月，华国锋正式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方针。这个方针于1977年2月7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式公布。 ＂两个凡是＂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实际上却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这种做法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使其丧失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 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不敢创新、不敢改革的现象。干部群众在工作中往往把是否符合毛主席语录作为唯一标准，而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问题。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也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厂里的工人不敢改进生产工艺，农村里的农民不敢尝试新的种植方法，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不敢提出新的观点。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突破，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然而＂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使得许多改革措施难以推行。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逐渐酝酿。这场讨论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公开提出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文章发表后，邓小平立即表示支持，并指出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得到了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响应，为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指明了方向。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参与起草了这篇重要文章，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地高校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讨论，他们通过开座谈会、写文章等方式，表达对实践标准的支持。这些讨论活动，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基层，许多干部也开始反思过去的工作方式。他们发现，一味照搬毛主席语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答案。 农村的生产队长们开始大胆尝试，有的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工厂的工人们也开始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普通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中，表达对改革的期待。 在北京，中南海，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与会同志们展开热烈讨论，最终形成共识：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必须打破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克服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

在农村，农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探索新的生产方式。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城市里，一些企业开始尝试扩大经营自主权。工人们的创造性得到发挥，企业效益明显提高。 科技界也迎来了春天，许多被压制的科研项目重新启动。科学工作者不再受制于条条框框，开始大胆探索创新。 教育战线同样发生巨大变化，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千千万万的年轻人重新获得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让中国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人们开始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到学校，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农民种地有了自主权，工人干活有了积极性，教师教学有了创造性。 实践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正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 ＂两个凡是＂的突破，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