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8岁的张文明在山东泰安老家无事可干，家里人对他说：“ 王耀武现在当了大官，在湖北当了中央军的旅长，你去找他谋个差事。”

张文明一路打听，来到了王耀武补充一旅的驻地汉口，他先去找了王耀武的妻子郑逸兰，由郑逸兰代为引见。

王耀武见到张文明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我的小老乡，论起来沾亲，为何不直接来找我？我在汉口办了一个饼干厂，你先去那里帮忙，平日就住在我家，闲了帮我太太照顾下孩子。”

王耀武的出身很苦，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和大哥先后病逝，母亲一人将他养大。王耀武年少时念过几年私塾，后因实在无力承担费用，便去天津、上海等地打工。王耀武当过杂货店的店员、烟草公司的搬运工人、饼干厂的销售员等。

打工的经历，练就了王耀武的经商头脑，在他发迹后先后开办了饼干厂、被服厂、罐头厂等。汉口的饼干厂是王耀武开办的第一个工厂，他在饼干厂打工的时间最长，平日也很喜欢吃饼干。

王耀武开办工厂，除了赚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安排就业。这些工厂的员工，大部分都是王耀武手下官兵的眷属，剩下的以受伤残疾的官兵为主。

张文明在饼干厂干了不到半年，补充旅换防，王耀武对张文明：“你投奔我也是要谋个前程的，部队就要开拨了，你今后就留在我身边，当个贴身卫士吧。”

1935年，补充一旅扩编为51师，王耀武升任师长。51师虽是“中央军”番号，但并未入列首批“标准师”（德械师）换装序列，，算不上主力部队，

1937年初，军委会在检阅西北的部队时，发现驻防汉中的51师，齐装满员，是鲜有的不吃空饷、没有缺额的部队，便将该师列入后续“标准师”。

全面抗战的爆发，打断了51师的德械化进程，军服钢盔虽换成了德式，但只列装了少数德械轻武器，不过在王耀武的训练、整编下，全师兵员一万二千余人，跻身为主力师行列。

起初，51师被军委会划入关麟征的52军，但因淞沪战事紧张，旋即又通知51师急行军开往上海。

51师开赴上海后，和俞济时的58师合编为74军，俞济时任军长。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生，老蒋的奉化老乡，属于心腹之人。王耀武军事能力很不错，加之长袖善舞，和俞济时的关系处得很好，进而引起老蒋的注意。

如果51师未被改调，而是留在52军，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关麟征在当师长时，和副师长杜聿明搞得很不愉快，后来当了52军军长，和所辖的第2师师长郑洞国关系也很僵。杜聿明、郑洞国先后脱离关部，重新发展。

如果王耀武未被派去上海，而是留在52军，他的处境不会比杜聿明、郑洞国更好，也就没有后来的发展了。

“土木系”的头号主力十八军，在罗店和日军激战，伤亡惨重，老蒋电令俞济时率部支援，74军参与了对罗店的反攻，因作战顽强，受到了军委会的表彰。

上海沦陷后，74军残部退到南京，负责水西门一带的城墙和外围防务。12月12日下午，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召集将领开会，下达突围命令，由于事起仓促，卫戍司令部之前又不许船只过江，也没有制定突围计划，引发一片混乱。

王耀武带着51师残部来到下关时，发现黑压压的到处是溃兵，纷纷争抢不多的船只。就在王耀武一筹莫展之时，74军的张副官找了过来说：“王师长，可算找到你了。俞军长搞了一艘小火轮，你带着弟兄们跟我走，切记不要声张。”

原来，俞济时早有准备，走了族叔、交通部长俞飞鹏的关系，搞到了一艘小火轮。经过一夜抢运，74军的主要军官，及幸存官兵的大部分都渡过了江。

74军经过整补后，参加了兰封会战。一天，王耀武带着卫士排去前线查看军情时，突然遭遇一股日军，卫士排长临阵逃跑，张文明和其他卫兵拼死抵抗，掩护王耀武离开。回去后清点人数，原本四十多人的卫士排，仅剩二十余人，王耀武大怒，将排长撤职，由张文明接任。

武汉会战后，施中诚的57师编入74军，该军成为“三师制”、由军委会直辖的主力军。1939年，王耀武升任74军军长后，对张文明说：“你跟在我身边耽误了，这样，你去投考黄埔军校的武冈分校，我给你写个推荐信。”

张文明从军校毕业后，去见王耀武，提出想去一线部队当个连长。王耀武说：“这几年打鬼子，在一线战死的亲戚、老乡太多了，你要是也折在前线，我怎么向你家人交待。你先留在我身边，过段时间，我给你找个差事。”

不久后，王耀武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叫来张文明说：“部队要陆续换装美械，你就替我看管油库，当个少校库长。”

1945年，王耀武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并指挥了湘西会战，歼灭日军近三万人，战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作报告，一时间风头无二。

抗战胜利后，王耀武被老蒋派去山东担任省主席。一天，王耀武去找济南的一个著名相士相面，相士说：““王司令43岁以前，有得有失，得大于失；至于43岁以后，恐怕官星晦暗，可能有些儿麻烦。”

王耀武表面不相信，在回去的路上对张文明说：“真不该到山东来，我看丢人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