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位衣着朴素的湖北农民来到济南军区大院门口，他要求见军区司令杨得志上将。这时警卫人员问他和杨司令是什么关系？这位老农民不卑不亢的回答道：“红军长征时，我们都是红一方面军的，他当团长，我当营长，他当师长，我当团长。”

1935年的寒冬，长征路上充满了艰险与挑战，红军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将士的血汗与智慧。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杨得志，这位年轻而坚定的指挥官，以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无畏的精神，成为红军克服困难、突破重围的重要人物。 一月初，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杨得志的带领下，开始了对贵州省乌江渡口龙溪的强行进军。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在国民党军主力之前抢占战略要地，为中央红军的进一步行动铺平道路。长途跋涉数日数夜，红军战士们在寒风中行军，脚步沉重却坚定。乌江的渡口成为了他们眼前的最后一道难关，成功渡江意味着红军能够掌握主动，打开一条生路。 杨得志深知乌江水急流险，为确保渡江行动的顺利，他决定采用扎竹排的方式渡江。他精心挑选了8名水性出众的战士，准备率先试渡。然而，命运弄人，初次尝试中，竹排在礁石处被撞击，8名勇士英勇牺牲。这一惨痛的失利并未击垮杨得志，反而激发了他更大的决心与智慧。 面对困境，杨得志迅速调整策略，组织第二梯队再次尝试渡江。这一次，他在竹排上加装了扶手，并选择了下游水流较缓的渡点，以减少意外发生的风险。在严密的战术安排下，十几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拼尽全力冲上对岸，成功突破了乌江的天险。这一壮举不仅展示了杨得志的领导才能，也为中央红军打开了通往生路的关键通道。 几个月后，红军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中前行，1935年5月24日，杨得志再次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率领红一团在暴雨中进行了一次70多公里的强行军，最终赶到了大渡河渡口安顺场。面对敌军的严密防守，杨得志指挥红军迅速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激烈交火，成功全歼敌方两个连的国民党军队，并缴获了一条运输船。 次日清晨，杨得志成立了由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由二连长熊尚林带领，利用缴获的木渡船再次迎战大渡河的险恶环境。巨浪与险滩交织，敌军的枪火如雨点般密集。然而，这支精英队伍在杨得志的指挥下，顶着枪林弹雨，奋力冲破了大渡河的防线，成功冲上对岸，击溃了岸头的守军，为后续红军大部队的顺利过江提供了坚实的掩护。 到了1971年，一位农民去济南军区大院找杨得志。 此时，杨得志将军正在办公室里忙碌。听到侯礼祥的名字，他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他惊讶万分，难以置信失联多年的老部下会突然出现。 将军快步走出大院，只见那位老人正站在门口，目光中带着期盼。两人四目相对，一时间百感交集。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们不禁感慨万千。 杨得志将军把侯礼祥请进了办公室，两人开始叙旧。侯礼祥向老首长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遭遇。原来，在红军长征胜利后，侯礼祥曾任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的副团长，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 1939年初，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伤势较重。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安排他回湖北老家养伤。 等到伤势痊愈后，侯礼祥并没有闲下来。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他化身为国民党的一名保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秘密收集情报，配合党组织开展各项活动。 然而，也正是因为身份特殊，一些同志对他的情况并不了解。再加上那时的通讯条件十分有限，侯礼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久而久之，一些历史问题便难以理清，他本人也成为专政审查的对象。 杨得志听完侯礼祥的诉说，心中十分不忍。作为老部下的他，对侯礼祥的为人和能力都十分了解。他知道，侯礼祥是一位对革命无比忠诚的战士，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如今，这位曾经的战斗英雄却要承受莫须有的指控，实在是让人心酸。 杨得志当即表示，他愿意为侯礼祥澄清事实，证明他的清白。他提笔写下了一份证明材料，郑重地说道:＂侯礼祥同志在战斗中负伤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可以作证。他为革命事业立下的功勋，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侯礼祥看着这份证明，热泪盈眶。他知道，有了杨得志将军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为自己担保，再加上确凿的事实依据，他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消息很快传到了新疆军区。杨勇将军得知此事后，也为侯礼祥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同样写下了一份证明材料，还特意加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的公章，以示郑重。在证明中，杨勇将军详细叙述了自己与侯礼祥的交集。他表示，在1936年他担任红一师政委时，侯礼祥确实担任过红一师十三团的团长。在＂双十二事变＂后，侯礼祥被派往延安抗大学习。再后来的情况，杨勇将军就不太清楚了。 在两位将军的共同努力下，侯礼祥的历史问题终于得以彻底澄清。江陵县有关部门重新调查了此事，并最终确认了侯礼祥的红军身份。调查人员在结论中肯定了侯礼祥的革命历程和贡献，同时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