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笔记：出名问题（下） 梁东方 M作为书商的写手，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要书商给钱，让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曾经模仿李敖的口气写过好几本书，他写的书还曾经署过席娟的名儿，他可以是一切市场上走红者的模仿者，连名字也一起模仿。 H这样的作家，是从学校和概念里生长出来的，学生气很重，掌握了些概念和那种自以为是的高超，没有生命体验，更无生活气息，一味玩弄姿态，不接地气，靠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或者是哥们之间的互相吹捧，在文字江湖上成为互相被提及的有一号的人物。这个策略虽然基本成功，但是无奈的是文学式微，在百姓中甚至是学生中几无影响。他们这一批人以自己的所谓成功，进一步毁掉了文学本已无多的名声。 L是作家组织的领导，写得出什么来都能立刻发表、出书并获奖。这是出名的捷径，可惜领导名额就那么多，位置不好争。这时候就可以明白，出名要趁早之类的教诲，都是没有当成领导的写作者的自嘲而已。 Z去世了。因为随着另一作家A去过他家，吃过饭，别的场合也见过。所以其言谈举止的样貌，还都在眼前。他像抽着大烟的佝偻着的大个子的样子，他的非常奇特的尖锐而又粗暗的哑巴嗓子，还有说到女人的时候的眉飞色舞，都历历在目。 这个因为给某某战线写了唱赞歌的《XX》而红了起来的本省写作者，一辈子都保持着自己的口音，还有对女人的馋涎欲滴孜孜以求的模样。政治上的极端和人格上的无底线完全是并行不悖自然而然的。他在日常生活里所津津乐道的就只有情人如何如何，全无政治信仰如何如何。他的人生乐趣就是这样以虚假的讴歌骗取名利，而政治也从来不问他的讴歌是真是假，照单全收以后就会赐予一系列的所谓荣誉和地位。不过对于这个所谓作家来说，终其一生都是分裂的，都不能直接表达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都不能酣畅淋漓地将自己真实的内心表露出来。其憋屈与不痛快是挥之不去伴随始终的。这样的人生便是写作者所追求的成功的人生了吗？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一味唱赞歌，本质上是一种奴隶生存术。唱赞歌的人，可能获得一定的赏赐，而很多时候这赏赐仅仅是对你的生存暂时不加更多的迫害和压迫而已。至于你的真实心境和作为一个写作者本能地对于真实心境的表达权利，则一律予以剥夺。 这样的人的一生是可悲的也是可鄙的，其生命的戛然而止不过是凸显了其人生的上述两个特征而已，不仅可悲可鄙而且荒唐可笑兼无聊可恨。 活不明白，或者叫作活得太明白，坚持不活真实的自己，终生都扭曲着说着口是心非的假话，这样的写作者古往今来都大有其人，他们出名了吗？获得了后世的真实尊重了吗？也未可知吧。 后人在看一个作家的时候，实际上只能看到其作品。至于他的为人、他的道德，这些作为一个活人那里，一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其作品的气质的东西，基本上都被忽略了。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地被忽略了，而这还是对作家而言，普通人则不仅这些被忽略了，其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活过的全部都已经被忽略掉了。这实际上就是后人，也就是历史对一个人，一个活过的人的活着的时候的道德评价的全部。 然而这并不妨碍这些留下文字的作家被审视的时候露出马脚来。看这些所谓作家个人的生活状态，个人生活状态中对文学的忠诚度，就知道他们写作的东西值不值得一看了。这实际上也是孙犁、汪曾祺、贾大山、严歌苓这类放在世界文学范畴里属于“正常”的不以出名为最高追求甚至不刻意追求出名的作家出名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