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曾孙想回上海，写信给市委，请求分一套低楼层的房，却被上海副市长严词拒绝，这人还是他的女儿！ 左景鉴生于一个备受敬仰的家族，他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左宗棠。然而，左宗棠的成就并未为家族带来永久的荣耀，甚至没有给后代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庇护。左宗棠一生清廉，晚年倾尽家财收复新疆，去世时家中经济拮据，几乎负债累累。 这样的背景也塑造了左景鉴的性格，他从小便被灌输清正廉洁、自立自强的理念，家族荣耀并不能成为依赖，他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长大后的左景鉴选择了医学之路。这条路对他来说既是事业，也是信仰。在那个年代，医疗资源匮乏，医学的进步关乎无数生命的存亡。左景鉴不仅具备高超的医术，更展现出深厚的责任感。他在淞沪抗战和抗美援朝期间表现尤为突出，凭借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战场上的伤员，赢得了同行和患者的尊敬。 新中国成立后，左景鉴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一名教授，继续投身医学事业。他为人谦逊、低调，但工作中的成绩却十分耀眼。因其杰出的表现，市政府分配给他一套180平米的复式公寓，这是当时很难得的待遇。但他没有在这份优待中沉溺，而是继续脚踏实地为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1955年，中央政治局下达了将沿海工厂和学校向内地迁移的指示，上海第一医学院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被要求向重庆派遣骨干力量以支援内地建设。 左景鉴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决定举家西迁。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变化，也是左景鉴对自己医者身份的一次再承诺。尽管迁往内地意味着生活条件会变得更加艰苦，甚至可能影响他的家庭生活，但左景鉴没有犹豫。 在做出西迁的决定时，左景鉴的家人并非毫无异议。特别是他的大女儿左焕琛，她当时已经考入大学，不愿离开上海。然而，左景鉴依然坚持带着家人一起扎根重庆。为了表示决心，他甚至将上海市政府分配给他的房子归还给了政府。这一决定在当时显得非同寻常，毕竟那套180平米的洋房代表了相当优渥的生活条件。 但左景鉴并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特殊利益的打算。他不仅自己从不依赖家族背景，甚至在关键时刻拒绝为女儿向政府申请住房的请求，宁愿让她住进学生宿舍也不愿破坏家族的清正名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左景鉴带领家人坚守在重庆长达40年。这40年间，左焕琛也在父亲的教导下成长为一位清廉的官员。她从未因为家庭背景获得过任何特权，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上了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 左景鉴教给她的不仅是做人的道理，更是一种不谋私利、心系国家的精神。即便她成为了副市长，左焕琛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长期居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从未因职务之便为自己或家人谋取任何利益。 晚年的左景鉴对上海的思念愈加浓烈。毕竟，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重要时刻都与上海息息相关，上海不仅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与妻子成家立业的地方。他渴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到这座城市，然而，现实却并不如他所愿。尽管左焕琛也希望能够让父亲返回上海，但由于她居住条件有限，加上市区房屋紧张，左景鉴迟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1996年，左焕琛的一位亲属向上海市委写信，表达了希望为左焕琛分配一套低楼层房子的愿望，以便左景鉴能够在晚年返回上海生活。 然而，此时因为上海市区内房屋紧张，暂无可分配的住房。看着这封来信，左焕琛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父亲而希望政府给予优待，而是直接严词拒绝。 在得知情况之后，左景鉴并没有因此感到失望。他没有抱怨，也没有利用女儿的职务寻求任何优待，这种从容的态度与他一生的原则保持了一致。 1997年，左景鉴因病在重庆去世。在他临终前，他向家人表达了最后的愿望：希望自己的骨灰能被撒在长江中，让他随江水回到他深爱的上海。这是他对故土的最后情感寄托，尽管他未能亲身返回，但他的灵魂终究随着长江之水流向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左景鉴的一生，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他不为家族背景所累，用自己的双手和努力为国家贡献了力量。他的女儿左焕琛继承了这份家风，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她始终保持廉洁自律，守护着家庭的清誉。左家没有依靠祖先的功绩来谋取私利，反而用自己的奋斗和奉献证明了清廉和无私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