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黄慕兰被判处死刑，并关押在死囚牢房。毛主席得知此消息后，深感震惊，临行前毛主席来电：她是我们的好同志！ 1907年，黄慕兰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书香世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女性普遍被视作依附于父权制度的存在，但黄慕兰却幸运地受到了开明的家庭教育。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去接受先进的现代教育，让她从小便接触到了更加开阔的思想。 这种教育背景，使得黄慕兰对女性觉醒和女权主义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同。然而，尽管她拥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理想，社会的传统束缚仍然无情地降临在她的生活中。 在她还未完全成熟的时候，家族为她安排了一桩包办婚姻。对方是一个富家子弟，沉迷于吸食鸦片，性格放纵而粗暴。这个所谓的婚约对黄慕兰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她虽年轻，但心智坚定，她决心摆脱这一命运。她找到了机会逃婚，独自前往汉口，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逃婚后的黄慕兰，在汉口遇到了她革命生涯中重要的引路人——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影响下，黄慕兰迅速成长起来，并很快在汉口的妇女运动中崭露头角。 年仅19岁，黄慕兰便担任了汉口妇女部部长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她积极组织女性参与革命，推动了当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她的能力很快得到了党的认可。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的调令，秘密前往上海，担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并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她同时还兼任交通员，负责协调各省与中央的地下联络工作。 进入中央特科的黄慕兰，开始了真正的潜伏生涯。这份工作极具危险性，但她出色的沟通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使得她在情报工作中屡屡取得成功。 不久后，黄慕兰接到了她在地下工作中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营救工联领导人关向应。关向应被捕，情况危急，而营救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无疑让这场行动变得更加棘手。黄慕兰决定借助上海上层社会的力量，她开始接近进步律师陈志皋，试图通过他打开营救的大门。 陈志皋出身于上海著名的世家门第，家族在法租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黄慕兰聪明而敏锐，她在接触陈志皋时，表现得十分得体，并顺利赢得了他的信任。 通过陈志皋的帮助，黄慕兰不仅见到了他有权势的父亲陈其寿，还被陈其寿收为干女儿。陈氏父子的支持，成了黄慕兰成功营救关向应的关键力量。这次行动的成功，不仅是一次出色的情报行动，更是黄慕兰在上海上层社会中立足的开端。通过这些精心安排，黄慕兰逐步打入了上海的社交圈，为日后的更多营救行动奠定了基础。 1930年的某个下午，黄慕兰与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时，偶然遇到了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曹随意地提到，巡捕房最近抓到了一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他是湖北人，60岁左右，身体特征与悬赏公告上的描述十分吻合。 黄慕兰敏锐地意识到，这名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很可能是向忠发，党的政治局主席兼特科领导。如果这一判断属实，并且向忠发叛变，将会对中共的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在咖啡馆中，黄慕兰面色不动，继续与陈志皋闲谈，但她的内心已经异常紧张。她强忍着情绪，直到曹炳生离开，才匆匆找借口离开咖啡馆。回到家后，她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潘汉年，并通过潘汉年传达给周恩来。 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紧急性，立刻组织中共中央其他成员迅速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打开了周恩来原本居住的住所，但此时，周恩来等人早已安全转移。正是因为黄慕兰的情报，才避免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受致命打击。 随着黄慕兰在党内的工作不断深入，她开始结识更多的上层社会人士，并利用这些关系帮助党组织策划和实施各种营救行动。 1931年12月，国民党散布了周恩来脱离共产党的谣言，试图借此削弱中共的影响力。在得知这一情况以后，黄慕兰立刻通过陈志皋联系了一位法国籍律师，通过法律手段驳斥了这一谣言，并为周恩来恢复了名誉。 1933年，陈志皋向黄慕兰求婚，虽然黄慕兰内心仍然挂念着前夫贺昌，但在党组织的建议下，她最终同意了这桩婚事。 婚后，黄慕兰继续以银行家、慈善家等身份为党工作，但她与陈志皋的婚姻却并不幸福。黄慕兰曾在重庆与周恩来见面，提出想与陈志皋离婚，但周恩来劝她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个人情感影响革命事业。最终，黄慕兰选择了继续维持这段婚姻，直到解放后，陈志皋与初恋情人在国外同居，二人婚姻走向终结。 1955年，因卷入潘扬案，黄慕兰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死囚牢房中。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称黄慕兰为“我们的好同志”。此后，在邓颖超等人的帮助下，黄慕兰的案件得以平反，她也在1980年得到了应有的正义。 晚年的黄慕兰选择过着低调、平静的生活。她的一生，是革命历史的缩影，是女性独立与抗争的象征。她在黑暗中的付出与牺牲，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应当被铭记。正如周恩来所言，黄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了无与伦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