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女汉奸李香兰将被执行枪决，谁料，临刑前她突然解开胸口扣子，从胸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法官看后竟然会惊出一身冷汗，直接就将她无罪释放了。 （素材来源：从日本侵华帮凶到和平使者的李香兰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年02月24日08:43） 1920年，李香兰出生于中国东北的灯塔市，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从小，她便生活在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汇点上。父亲是个狂热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因此李香兰在中国长大，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她从小被教导要敬畏这片土地，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然而，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为她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李香兰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外部侵略与内部动荡并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李香兰的父亲因为与中国抗日者有往来而被日军拘留，全家不得不搬迁到沈阳。 在沈阳，李香兰遇到了俄罗斯裔犹太少女柳芭。正是柳芭的引荐，13岁的李香兰拜在波多列索夫夫人门下，开始学习声乐与表演。这一段经历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也让她逐渐走入了日本文化宣传的中心。 李香兰在演艺圈的迅速崛起绝非偶然。她外表甜美，歌声动人，同时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这使得她在满洲电影协会的运作下，成为日本对华宣传的理想代言人。 1938年，年仅18岁的李香兰被“满洲电影协会”邀请加入，这是一个由日军控制的宣传机构，专门拍摄美化日本形象、弱化中国文化的电影。李香兰在这些电影中频繁出现，出演顺从日本、崇拜日本的中国女性角色。她在其中不仅以甜美的形象示人，还演唱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中国歌曲，这些作品通过电影传播，逐渐在中国广为人知。 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李香兰深感自己夹在两国之间，无法找到真正的归属。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拍摄的电影是为了宣传日本的侵略战争，而这些影片也在逐渐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感。 中国人眼中的李香兰，已经不再是那个有天赋的女演员，而是日本侵略者的代言人，一个歌颂侵略者的“文化汉奸”。抗战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李香兰的每一次亮相都引发不满。然而她的知名度却与日俱增。日本人利用她的形象为侵略战争服务，而中国的民众却愤怒地认为她背叛了这片她曾深深热爱的土地。 1942年，李香兰前往上海，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文化中心，也是日军占领下的宣传重地。 在上海，李香兰如鱼得水，她的歌曲《夜来香》成为了旧上海的标志之一，甚至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她便成为了上海“七大歌后”之一。她的电影在上海上映必然大卖，观众们为她的美丽和才华所吸引，甚至有人忘记了她的身份争议。但她内心的矛盾依旧无法得到缓解，演艺生涯与民族身份的冲突始终困扰着她。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洲电影协会解散，李香兰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转折。她成为了民国政府清算“文化汉奸”的重要目标之一。战后，中国开始对汉奸进行大规模的审判，李香兰因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宣传被捕入狱。 尽管李香兰在审判过程中声称自己是被迫参与这些电影的拍摄，并没有真正支持日本侵略，但这一辩解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她被指控背叛祖国，协助敌人，最终被判处死刑。 然而，就在行刑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李香兰突然解开胸口的扣子，从中取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一份日本国籍的证明。她用尽全力喊出：“我是日本人！” 在法庭核实了她的身份后，行刑被立即终止。由于她的日本国籍身份，李香兰无法被按照中国的汉奸法律处置，她因此逃过一劫，被遣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的李香兰，并未选择默默无闻的生活。她继续从事演艺事业，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逐渐涉足政治。她当选为日本参议员，在政坛上，她表现出与她在战争时期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公开表示对战争的反感，并积极推动中日友好。 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握手的历史性时刻，李香兰泪流满面，她称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她深知中日之间的仇恨需要时间去愈合，而她自己，也希望能为两国的和解尽一份力量。 2005年，李香兰公开反对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她明确指出，这种行为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破坏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她的这一举动再一次让她成为舆论的焦点，尽管此时的她早已年迈，但她的声音依然坚定。她不遗余力地呼吁两国人民抛开历史的仇恨，走向和解与合作。 李香兰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从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女孩，到被日本利用的文化宣传工具，再到战后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政治人物，她的身份始终在两国之间摇摆不定。 她的经历折射出战争带给个人的复杂影响，以及在时代洪流中，个体如何挣扎求生。对于中国人而言，李香兰是一个历史的迷雾；对于日本人，她是战争的见证者。而她本人，也许在内心深处，始终在寻找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