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被国共两党领导人讨厌 ，《蒋介石日记》中写到：“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为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1952年的一个寒冷夜晚，蒋介石坐在书桌前，手中的笔在纸上飞速滑动，记载着当天的谈话。他刚刚与胡适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话，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胡适的言行让他彻夜难眠，心中充满了苦涩和愤怒。日记中，他毫不客气地写道：“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蒋还指责胡适是“文化买办”，“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这个评价不仅仅是蒋介石个人对胡适的不满，它反映了胡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何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思想和立场格格不入。

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言行频频挑战当时两党领导人所推崇的政治路线，使得他成为两边的“眼中钉”。

胡适的思想一贯主张以理性和妥协解决问题，而非通过武力。1930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的扩张，胡适的态度显得异常温和。

在《塘沽协定》签订后，胡适公开表示，国民政府的妥协是“非如此不可”，甚至建议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三省，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这一言论引发了强烈的批评，鲁迅尖锐地讽刺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人呼吁坚决抵抗，誓死保卫国家领土。而胡适的言论依旧主张避免与日本硬碰硬。

他和周佛海等人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言论，公开反对抗战。

胡适的这种立场在国共两党中被视为“汉奸”行为，国民政府内部的将领如程潜更是愤怒地斥责胡适为“汉奸”，要求将其逮捕。

这种亲和妥协的态度，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导致胡适失去了许多同僚和政界人士的支持。蒋介石虽然一度容忍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但也无法容忍他在如此关键时刻的“不合作”态度。

尽管胡适在抗战时期的立场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但真正让他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事件发生在1949年以后。

当时，胡适逃离大陆，前往台湾，蒋介石起初对胡适持有一定的尊敬，甚至邀请他参与台湾的政治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蒋政权的批评渐渐使他成为蒋的眼中钉。

1950年代末，台湾的民主改革风潮逐渐升温，《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倡导民主和宪政改革，成为台湾政坛的异类。

胡适与雷震关系密切，他的支持使雷震及其杂志成为蒋政权的头号敌人。1959年，雷震案爆发，雷震因“煽动叛乱”被捕，《自由中国》被封禁。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胡适虽然没有公开支持雷震的反对派活动，但他的自由民主思想使得蒋介石对他充满戒心。

蒋介石在日记中明确提到，胡适与雷震的这场“斗争”是他与反对派之间“最激烈”的一次较量。

这场事件加深了蒋介石对胡适的厌恶，甚至在胡适去世后，蒋在日记中冷酷地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不仅在国民党内部被视为异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眼中，他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胡适长期以来倡导的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

在抗战时期和国共内战中，胡适的主张被认为是对国家统一和革命事业的阻碍。

毛泽东曾公开批评胡适的“买办文化”，认为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胡适被列为“反动文人”，他的著作和思想在大陆遭到全面封禁和批判。

胡适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宪政改革在共产党眼中更是危险的思想。这些理念与中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格格不入，使得胡适成为了共产党文化领域批判的对象。

尤其是在大革命前夕，胡适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文化买办”的标签，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封资修”批判的典型代表。

胡适之所以被国共两党领导人共同讨厌，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和政治原因。

首先，胡适作为知识分子，始终坚持自由主义和宪政改革的理念。这些理念在他看来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础，但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处于战争和革命的紧急关头，胡适的“书生气”显得格外与现实脱节。

其次，胡适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也引发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反感。蒋介石虽然一度依赖美国援助，但对西方文明始终持有警惕态度。而毛主席则更是坚定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胡适的自由主义被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象征。

胡适虽然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他始终未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无论是对抗日战争的妥协立场，还是雷震案中的消极态度，胡适的言行在两党领导人眼中都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缺乏实际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