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年味# 说说小时候的过年：我对燃放鞭炮的痴迷程度你都不敢想象 说起过年，我最喜欢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燃放鞭炮。 自然，父亲每年都会给我们兄妹们买鞭炮。可是，最终到手里的还是远远不够我的燃放需要。 于是，为了能够囤足一个正月断断续续燃放鞭炮的数量，从腊月份开始，就想方设法编造理由甚至撒谎凑买鞭炮的钱。这么说，我可以不吃不喝，但过年必须天天放鞭炮。 父亲是一位中医。算是我们地区周围三五个县的名医。不少方圆几百里的患者慕名而来，药到病除。父亲行医是从当兽医开始的。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骑自行车带我路过瓜田，下车去给家里买西瓜。那位瓜农非常熟悉我的父亲。我们不仅免费吃了西瓜，还给我们送了一个足足有12斤的大西瓜。父亲再三推辞，那位瓜农对我说，我还要感谢你呢李大夫。瓜农对我说，“你大大可神了。那年我家的牛耕地回来，突然就肚子涨得不行了，火急火燎，找到你大大，一大盆子汤药灌下去，几个小时排空后就完全好了”。我也用极为崇拜的眼神久久仰望父亲。 回头再说我是如何实施我的鞭炮储存计划的。 一到腊月，我就开始忙活我的鞭炮储存计划。因为自己手里根本没有单独买鞭炮的钱，这就需要“自筹”，也就是需要从父亲母亲那里求援。即使撒泼打滚耍无赖，只要能够得到买鞭炮的钱，我都愿意尝试。 记得五六七岁那些年，我储备鞭炮的钱的办法还真不少、 第一种是把目标瞄向母亲的鸡蛋储存罐。 我的姥姥常年在我家。因为，我们小时候，母亲是家里的最为重要的劳动力。参加的都是生产队农田基本建设最重最苦最累的活。往往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到我家了。 在我家，姥姥喂的鸡鸭鹅，不仅个头都大，而且下蛋也很勤。这为补贴全家生活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个时候，虽说父亲每月有三十多元的工资，但是，因为被划成右派，经常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所以，工资发放很不稳定。姥姥养的鸡鸭鹅就成了最重要的生活补贴来源。 母亲把所有的鸡蛋鸭蛋鹅蛋都放储存在我们家一个台式门箱里的三个罐子里。实际上，眼尖的我早就发现门箱锁扣往外一拉，就会出现很大的缝隙，往里看，鸡蛋。鸭蛋、鹅蛋分别放在不同的罐子里。门箱的两扇门都是用带孔的簪子穿过两个孔锁起来的。因为簪子比较长，门箱的门用力一拉，门箱下面留出足够我的小胳膊小手伸进去“窃取”鸡蛋。平时肯定不敢，但到了腊月份，我成功地拿了好几次鸡蛋，去街道上的农资商店卖掉，换来几毛钱作为买鞭炮的储备。母亲并没有发现我的不端。因为我每一次最多就拿两个。可是，很不巧，被弟弟发现了，要向母亲举报。我好言相劝，总算是同流合污啦。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又被全家的掌上明珠我的妹妹发现了。她说一定要举报。可是，后来被母亲发现的竟然不是我，而是我的弟弟。原因大家猜也能够猜出来。他一次拿了三个鸡蛋。母亲一对数字看出了问题。三下五除二，弟弟就招了，而且也把我供出去了。 唉！因为我总是和母亲斗嘴。这下子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享受了一顿皮开肉绽的教训之后，再也没有对鸡蛋下过手。当然，锁具换了，想复制也没有办法了。 第二种办法是假借母亲名义，向亲戚借几毛钱买鞭炮。 我们街道上的农村信用社主管，是我姥姥哥哥的外孙子。平时也非常喜欢我。借着这个便利，到了腊月，我就经常跑到他那里，给他说，我妈妈说让你给我买个油饼吃。他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三五毛钱，让我自己去买。当然，油饼肯定的不会买，必须用来买鞭炮。 几次尝试后也失败了。因为超过了三次就彻底露馅了。唉，照样被母亲一顿“刨制”。因此，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第三种是凭借父亲的溺爱，掏口袋拿钱买鞭炮。 那个时候最大的票面就是十元钱。我认识，当然不敢拿。于是就拿了一个不认识的比较小的，偷偷藏起来，作为买鞭炮的最大资源。 谁知道，卖鞭炮的商店售货员一看，小屁孩儿拿着五元钱来买鞭炮，肯定有问题。不仅鞭炮没有卖给我，还告诉了母亲。唉，由一番修理。 那个时候的大年初一，我们村子各家各户邻里邻居的孩子们都会很自然地早早就磕过头上过香后，来到生产队竹编厂或者各家门前，开始分别放鞭炮。因为那时很少有烟花，基本以鞭炮和单响炮为主。而单响炮里是炸药，大人们不让孩子们放。我们几乎就是把鞭炮拆成零散的，装在兜里，时不时就放一个。主要还是为了不间断放鞭炮的节日气氛。 自己放鞭炮干出的蠢事，直到如今还在内疚。 六岁那年，放鞭炮不小心把对门邻居家小伙伴的过年新衣服烧了一个小洞。当场就被他的父亲瞧见。虽然没有发火，但他流露的眼神至今我不会忘记。因为大家都穷，每个家庭能够给孩子们凑够一身新衣服，至少也需要10元钱和六七尺布票。 邻居是否告状，至今不得而知。因为父母都没有提过。 儿时的我们，对鞭炮如此痴迷，因为从心底认为或者说骨子里认同，鞭炮就是节日，就是过年，比起杀猪宰羊贴对联，我更加看重燃放鞭炮。 今天孩子们，比起我们那个时候真幸福啊！今年燃放肯定开放啦，那就一次燃放个够吧！ #天南地北大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