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在明与后金之间爆发了。其直接导火索是努尔哈赤在此前一年里对抚顺发动的进攻。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正式宣布与明朝决裂，并誓师出征讨伐明朝。

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他精心策划了一次行动：先派人伪装成商队潜入抚顺城内作为内应，随后亲率两万八旗精锐主力进攻抚顺。

由于后金军队里应外合，抚顺城迅速被攻破。明军守将李永芳投降，其部下或战死或归降。与此同时，东州、马根丹两座堡垒也被另一支八旗部队攻占。得知抚顺失守后，明辽东总兵张承荫率一万明军前来增援，却遭到后金军队的伏击，最终全军覆没，张承荫本人也阵亡。

这场战役标志着努尔哈赤首次公开向明朝宣战，揭开了明与后金之间长达数十年战争的序幕。那么，为什么努尔哈赤会选择在万历四十六年对明朝发动全面进攻呢？这显然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表面上看，“七大恨”是努尔哈赤发动战争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一决策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战略考量和长期积累的矛盾。

所谓“七大恨”，其主要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明朝无端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父亲与祖父，这一事件成为双方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其次，明朝出兵援助叶赫部，违背了两方曾经订立的不许私自越界的盟约，破坏了边境和平。

再者，针对明朝出境军民被杀一事，努尔哈赤的行为遭到明朝指责，要求他交出所谓的凶手，这引发了努尔哈赤对明朝干涉内政的不满。

还有，明朝支持叶赫部，致使原已许配给努尔哈赤的女儿改嫁蒙古，这不仅是政治联姻上的失信，更是对努尔哈赤个人尊严的挑衅。

另外，明朝禁止努尔哈赤收割在三岔、柴河、抚安等地耕种的庄稼，直接影响到建州女真的经济利益。

同时，明朝偏听叶赫一面之词，派遣使者斥责努尔哈赤，而在哈达被吞并后，又强令恢复原状，这种双重标准让努尔哈赤难以接受。

最后，在叶赫与建州之间的冲突中，尽管是叶赫率先挑起战争，但明朝却一味偏袒叶赫，对建州处处设限，显示出明显的立场偏向。

综上所述，“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努尔哈赤对明朝政策的强烈不满，认为明朝不分是非曲直，一味偏袒哈达、叶赫等部族，而对建州女真百般刁难。

“七大恨”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从努尔哈赤出生起，明朝与女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时期，女真部族接受明朝的敕封，但其态度却时而归顺、时而反叛。

与此同时，明朝对女真的政策则采取了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因此，“七大恨”也可以被视为女真对明朝民族压迫及边疆官吏无端欺凌的一种控诉。

然而，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深层原因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对外而言，这份宣言成为向明朝宣战的正式文件，以复仇为名，赋予后金军事行动以合法性；

对内而言，“七大恨”则是动员女真人众的一纸誓词，旨在激发民族情感，号召全体女真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明朝统治。

实际上，努尔哈赤决定出兵攻打抚顺背后另有深意。首先，此时的努尔哈赤实力大增，为进攻明朝创造了条件。他已成功统一了海西女真的三部，仅剩叶赫一部在明朝庇护下勉强抵抗，但已无力对后金构成实质威胁。

随着政权的稳固和力量的增长，努尔哈赤不再满足于以往对明朝的表面恭顺。女真族内部的勃勃生机以及贵族阶层的贪婪欲望，促使他决心起兵对抗明朝。

其次，努尔哈赤亲眼目睹了明朝边防废弛和政治腐败，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绝佳时机。他曾多次与明朝官员打交道，并数次进京朝贡，对明朝朝廷的软弱无能有了深刻认识。

特别是万历年间，明朝边防极度松弛。当努尔哈赤吞并哈达部时，明朝虽曾出面干涉，但他象征性地恢复哈达后不久便再次将其灭掉，而明朝却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

此外，从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地区遭遇严重水灾，后金所处区域受灾尤为严重，导致粮食短缺，饥民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出兵攻打明朝不仅可以获取急需的粮食和物资，更显得必要且紧迫。

不久之后，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明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整个明朝朝廷为之震惊。就连平时深居简出、不过问政事的明神宗，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尽管此时明朝国力已大不如前，但让朝野上下难以接受的是，过去一直被视为不成气候的“小小女真”，竟敢公然兴兵进犯，并且重创明军。面对这样的现实，明朝君臣既惊恐又愤怒，绝不可能容忍这样的挑衅。

经过一番商议，最终由皇帝拍板决定：调集大军，彻底消灭后金势力。为此，朝廷任命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负责指挥战事；原宁夏总兵李如柏被任命为辽东总兵；原任总兵官杜松则被调往山海关驻守；而还乡总兵刘綎也被召赴京城听候调遣。

此外，明朝还从甘肃、福建等地征调兵马前往辽东参战。然而，由于许多士兵和将领不愿出关作战，各地兵马的集结工作进展缓慢。直到九个多月后，辽东讨伐后金的军队才初步具备规模。在此期间，努尔哈赤多次发动进攻，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五月接连攻占了抚安、三岔儿、花豹冲等十一个城堡（均位于今辽宁省铁岭附近）。

同年七月，他又攻克了明朝辽东的重要军事要塞——清河城（今辽宁省本溪清河城）。次年正月，努尔哈赤进一步向叶赫部发动攻击。

鉴于努尔哈赤频繁用兵，以及明朝担心拖延过久会导致军心涣散、财政负担加重，朝廷不断催促杨镐尽快出兵。

1619年，即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他严明军纪，规划战略，并对部队进行了详细部署。

到了四月二十五日，杨镐手持尚方宝剑坐镇沈阳，正式下令发动进攻。他指挥的明军被分为四路，目标直指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计划形成合围之势。以下是各路明军的具体情况：

西路（左翼中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担任主将，率领近三万大军从沈阳出发，经抚顺关沿浑河左岸进入苏子河谷。这是四路明军中的主力部队。

南路（右翼中路）：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统帅，率两万五千人从清河出兵，经过鸦鹘关（今辽宁新宾西南三道关）向目标推进。

东路（右翼南路：由总兵官刘担任主将，统领一万明军和一万三千朝鲜援军，从亮马甸（今辽宁宽甸到桓仁一带）出发，经宽甸出关。

北路（左翼北路）：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带领一万多明军以及叶赫部派来的两千援军，从开原出发，经三岔口（今辽宁铁岭东南）沿苏子河流域前进。

四路明军总计约十万人（号称四十七万），分别从西、南、东、北四个方向朝赫图阿拉进发，意图一举攻下后金都城。

虽然出兵时间紧迫，但明军主帅杨镐依然认为己方占据优势。他派使者向后金下战书，甚至提前告知出兵日期。面对明军的安排，努尔哈赤提出了著名的战略口号：“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其核心策略是集中兵力，以绝对优势的力量逐一击破明军各部。至此，辽沈以东地区战云密布，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即将爆发。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杜松率领的明朝西路军抵达萨尔浒地区（距离赫图阿拉西约一百二十里，现位于辽宁省大伙房水库附近）。

杜松是陕西榆林人，长期征战沙场，屡次出生入死并立下战功。然而，他的性格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在行军至萨尔浒后，他得知后金正在加固界凡城（今辽宁省抚顺东界的藩山上），于是将明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驻守于萨尔浒山冈布阵，另一部分则由他亲自带领，直扑界凡发动进攻。

努尔哈赤迅速做出反应，命令代善与皇太极率领两旗兵马前往界凡增援，而自己亲率其余六旗精锐直取萨尔浒。尽管明军依托地势居高临下，并不断发射火器进行阻击，但终究无法抵挡八旗铁骑的强大冲击。

努尔哈赤成功指挥大军攻破了萨尔浒的明军大营。随后，这六旗军队与之前派出的两旗会师，形成八旗联军，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将杜松所率明军逼至吉林崖（界凡城所在的山峰脚下）。

杜松此刻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上方有界凡城的守军（最初有四百骑兵，后来又增派了一千甲士），下方则是八旗军的精锐部队。

随着萨尔浒大营失守，杜松已无任何增援可期待，只能率领残部突围。然而，面对数量上的绝对劣势、不利的地形条件以及明军内部低落的士气，杜松的突围注定艰难。最终，他率部退至硕钦山（今辽宁省抚顺营盘西，位于萨尔浒西北方向）时，不幸被一枝冷箭射中面门，坠马而亡。

此战中，杜松所部几乎全军覆没。据史料记载，战场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大地，铠甲堆积如山；许多士兵和装备掉入浑河，浮在水面上，如同解冻的冰块般随波逐流，顺河而下。尽管这些描述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但仍然生动地展现了明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景象。

歼灭西线明军主力后，努尔哈赤迅速挥师北上，迎击马林率领的北路军。作为总兵的马林却因性格懦弱、缺乏军事才能，在行军途中犹豫不决，屡次贻误战机，为努尔哈赤创造了进一步取胜的机会。

3月2日，杜松率领的西路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北路军营地，得知这一消息后，北路军明军顿时士气大乱。马林见势不妙，立即改变战术，从进攻转为防守，并将北路军分为三部分安营扎寨，以求自保。

其中，马林亲自率领一万名明军在尚间崖（现今辽宁省抚顺东北的白石山）驻扎；游击龚念燧则率领少量兵力在斡辉鄂模（位于尚间崖西部）驻守；北路监军潘宗颜带领数千兵马在斐芬山（处于尚间崖东部）安营。

如此一来，三座营地形成鼎足之势，相互之间可以形成犄角之势进行支援。尽管后金军队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全线出击的策略，而是采取了分割包围、重点突破、逐一歼灭的战略方针。

由于龚念燧的营地实力最为薄弱，因此成为了八旗军进攻时的首要目标。在八旗军的猛烈冲击下，龚念燧的营地被攻破，龚念燧战死，其全军陷入溃败。

攻占斡辉鄂模之后，八旗军随即又向马林所在的尚间崖发起进攻。这里是明军北路军的主力部队所在。马林凭借地利，依山布阵，在营地周围挖掘了三道战壕，内部部署精锐士兵，外部则布置火器。两军交锋后，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战斗刚打响时，明军前锋略处下风，马林便率先逃离战场，导致其所率部队瞬间瓦解。副将麻岩等人率领少量士兵顽强抵抗，最终全部壮烈殉国。

攻占尚间崖大营后，努尔哈赤立即挥师进攻斐芬山的潘宗颜营地。潘宗颜以开原兵备道佥事的身份担任北路监军，他为人正直，胆识过人。

在八旗军队的猛烈进攻下，潘宗颜身先士卒，英勇无畏。尽管所部明军人数不多，但士气高昂。

明军依托山势使用火器进行反击，给八旗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然而，由于敌众我寡，明军最终全军覆没。北路的叶赫军队并未与马林同行，他们抵达开原中固城后，得知明军战败的消息，立刻掉头撤回了自己的地盘。

在四路明军中，已有两路遭遇惨败，而紧接着，厄运也降临到了东路刘綎军身上。刘綎以力大无穷、忠勇无双著称，被誉为一代虎将。尽管年事已高，但其威名依然震慑四方。他擅长使用一把重达一百二十多斤的镔铁大刀，挥舞起来却如飞轮般灵活自如，因此得名“刘大刀”。他在四川长期任职，麾下拥有多达数万川、贵精兵。

然而，刘綎奉旨入京后，虽计划调动川军出关，却因时间紧迫未能完成部署，便被迫踏上征程。因此，这支东路明军成为四路军队中实力最弱的一支。约两万多人的中朝联军中，大部分是临时拼凑而成，装备简陋，战斗力有限。

从宽甸到赫图阿拉，沿途山高水险，道路艰险遥远。刘綎率领部队艰难前行，行进速度较为缓慢。至三月初四时，他们才抵达距离赫图阿拉五十里的地方。此时，西、北两路明军早已失败，而刘綎对此竟毫不知情。

在解决西、北两路战事后，努尔哈赤留下四千人守卫都城赫图阿拉，随后率领得胜之师全力迎击刘綎的东路军，并逐渐对其形成包围之势。

在努尔哈赤的精心谋划下，一场巧妙的诈术悄然展开。他派遣归降的汉人伪装成杜松麾下的士兵，手持令箭，谎称杜松已大获全胜，顺利抵达赫图阿拉，以此诱使刘綎加速进军。

刘綎对此毫无察觉，唯恐杜松抢得头功，便亲率精锐部队担任前锋，策马疾驰至阿布达里冈（位于赫图阿拉以南，今辽宁省新宾榆树乡境内）。然而，这一举动正中后金埋伏圈。顷刻间，后金伏兵四面杀出，对明军发起猛烈攻击。

老将刘綎虽身陷重围，遭受数十处创伤，甚至半边面颊被削去，却依然英勇奋战，亲手斩杀数十名敌军，最终因战马失蹄而坠落，壮烈殉国。

击溃刘綎所部后，代善等人迅速调整兵力，转向南方，直扑朝鲜军队驻守的富察（今辽宁省桓仁西北）。此处还有由明监军康应乾率领的残余明军，在八旗铁骑的攻势下，瞬间土崩瓦解。

协助明军作战的朝鲜军队面对后金的强大威势，早已无路可退。从都元帅姜弘立到副元帅金景瑞，纷纷未战先降，归顺后金。而明朝监军乔一琦见局势无可挽回，毅然投身悬崖，以死明志。至此，东路明军全线溃败，再无还手之力。

在东路刘綎所部明军尚未战败之时，经略杨镐得知四路出师中已有两路告败，意识到局势危急，随即发出令箭，紧急通知南（李如柏）、东（刘綎）两路撤回。然而，命令尚未送达，东路刘綎部便已与后金军队交锋，并最终全军覆没。

李如柏本就胆怯无能，对出兵之事心存抗拒，部队出发后始终按兵不动、观望形势。收到杨镐的撤军令后，他如释重负，急忙率领部队退回沈阳。在这次四路出征的明军中，唯有南路得以保全，全身而退。

此役从开始到结束仅持续五天，在三个战场上接连爆发了三次大规模战斗，因主战场位于萨尔浒，史书将其称为“萨尔浒之战”。这场战役最终以明朝的惨败和后金的胜利落下帷幕。

明朝当时政治腐败，军事力量衰退，危机四伏，如同夕阳般衰落。而后金却正处于金戈铁马的崛起阶段，励精图治，万众一心，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活力，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方实力与素质的较量和检验。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失败，正是明朝逐渐衰败、腐败至极的必然体现。

具体来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双方统帅的能力差异。

杨镐是世袭制度下腐朽朝廷所选出的平庸将领，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错误的结果；而努尔哈赤则是女真各部经过重重考验后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他历经磨炼，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

显然，杨镐根本无法与努尔哈赤相提并论。

萨尔浒之战充分展现了努尔哈赤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发布的每一项指令都显示出非凡的智慧与果断。在他的指挥下，后金军队团结一心、英勇作战，每一步行动都占据主动权，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辉煌胜利。

这场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首先，这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一次直接较量，双方都高度重视。明朝方面，以明神宗为首的朝廷调集重兵，筹集军械粮草，派遣当时著名的将领杜松和刘綎等勇将出征，全国多个省份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其中。

对于明朝而言，如果取得胜利，女真对明王朝的威胁可能会被解除或缓解；而一旦失败，则会带来无穷后患。而对于后金来说，此战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他们倾尽全力抵抗明军。若抵抗失败，后金政权可能在萌芽阶段就被摧毁；但若能战胜明军，则未来的发展道路将一片光明。对双方而言，这都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其次，萨尔浒之战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战役以后金的胜利和明朝的失败告终。战斗中，明朝损失惨重，共有310多名将领阵亡，45870多名士兵丧生。战后，明朝士气低落，“人心不固，兵气不扬”，整体战斗力受到极大打击。

在这场战役中，后金与明朝的境遇截然相反。后金军队几乎毫发无损，反而收获颇丰。他们从明军手中缴获了大量盔甲和武器，不仅装备了各部落，还使兵力成倍增长，同时积累了巨额财富。

此战之后，后金上下士气高涨，信心满满，战略重心也从防御转为进攻。而明朝则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场大战对明朝两百多年的根基造成了巨大冲击。尽管战场远离明朝京师，但三路明军的惨败仍令“京师震动”，整个明王朝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

从此，辽东问题成为明朝的心头大患，局势日益恶化。而对于后金而言，这场战役更像是一次进军辽沈的军事演习，而非单纯的保卫政权之战。果然，两年后努尔哈赤便成功攻下了辽沈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