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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поисках таинственного Хара-Хото》

【与中日学者侧重汉文史料不同，俄罗斯西夏学的特色在于多语言材料的比较研究。圣彼得堡学派通过同时解读西夏文、藏文和汉文文献，还原了这个"翻译王国"的文化机制。近年来，西伯利亚分院利用数字技术对破损文献进行三维重建，又取得一系列突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Pyotr Kozlov）在哈拉浩特（黑水城）的惊人发现，让"被遗忘的夏王国"重新回到学术视野。从圣彼得堡到新西伯利亚，后世俄罗斯学者通过对西夏文文献、艺术品和建筑遗址的系统研究，逐渐拼凑出西夏文明的立体图景。

【俄国对西夏文明的再发现】

1908年，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地理学会探险队，在今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沙漠深处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西夏古城哈拉浩特。这次发掘是20世纪东方考古学的重大事件，出土的文物装满了几十个大箱，包括数千件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佛教艺术品、生活用品等。

这些珍品被运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构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西夏文物收藏。

俄罗斯学者克恰诺夫（Evgeny Kychanov）毕生致力于西夏研究，他领导的团队对这批文献进行了系统性解读。通过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法律文书的研究，俄罗斯学界首次揭示了西夏精密的法律体系；对《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辞书的解读，使失传的西夏文得以破译。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索罗宁（Kirill Solonin）指出："俄罗斯收藏的西夏文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这个多元文明的独特窗口。"

从俄罗斯欧亚主义的历史观来看，西夏的崛起具有典型的内陆亚洲国家特征。11世纪初，党项首领李元昊巧妙利用宋辽两个帝国对峙的格局，在河西走廊建立独立政权。

俄罗斯军事史专家萨维茨基（P.N. Savitsky）分析认为，西夏的成功在于其"骑射立国"的军事传统与"兼收并蓄"的治理智慧相结合。他们既保留了党项族的军事组织"铁鹞子"，又吸收汉地的官僚制度；既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统，又积极翻译汉藏佛教经典。

莫斯科大学的中亚史研究显示，西夏的"中介性"特征尤为突出。它控制着丝绸之路东段要道，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关键节点。

俄罗斯考古学家在敦煌和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叙利亚景教十字、波斯银器及藏传佛教艺术品，印证了西夏作为文化交汇点的地位。这种多元性也体现在其艺术中——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西夏唐卡，既可见汉地工笔画的细腻，又带有鲜明的藏传佛教风格。

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的战争中去世，这个曾经繁荣的王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俄罗斯蒙古学专家弗拉基米尔佐夫（B.Ya. Vladimirtsov）的研究指出，蒙古人对西夏的报复尤为残酷，不仅因为其顽强抵抗，更因其作为"文明竞争者"的潜在威胁。

新西伯利亚的考古证据显示，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在陷落后遭到系统性破坏，大量文献被焚毁。

然而，俄罗斯学者发现西夏文明并未完全消失。通过分析伊尔库茨克收藏的元代文献，历史学家发现许多西夏贵族后来在元朝任职，他们的文化传统通过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延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证实了西夏对印刷技术的贡献，这项发明可能通过蒙古人西传影响欧洲。

与中日学者侧重汉文史料不同，俄罗斯西夏学的特色在于多语言材料的比较研究。圣彼得堡学派通过同时解读西夏文、藏文和汉文文献，还原了这个"翻译王国"的文化机制。近年来，西伯利亚分院利用数字技术对破损文献进行三维重建，又取得一系列突破。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俄罗斯学者将西夏视为理解欧亚文明互动的重要案例。如东方学家古米廖夫（L.N. Gumilev）所言："西夏的悲剧在于它处于农耕与游牧文明的断层线上，但它的伟大也正源于这种边缘性的创造力。"在当代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战略中，对西夏这类"中介文明"的研究，为理解中国西北与中亚的历史联系提供了宝贵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