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192年），董卓陨落。
在权倾朝野的三年后，董卓被灭三族，这个曾经横行无忌的家族瞬间消失殆尽。似乎没有人会为董卓感到惋惜，无论是在史书中，还是在小说与戏剧里，他都是反派角色，脸上写满了“坏”的字眼。那么，这位备受指责的董太师究竟有多么不堪呢？
董卓
董卓的少年时期颇为励志。他生活在凉州，那是当时汉羌战争的前线，民风彪悍，英雄辈出，甚至连妇女都能“挟弓而斗”。正如史学家夏曾佑所言：“东汉经羌胡之乱，天下精兵猛士，恒聚于凉州。”在这样的环境中，能生存下来就已经不容易。董卓恰好身材魁梧，力量过人，史书上说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这意味着，董卓凭借着自己的巨大力量，骑马时能够左右开弓，战斗力极为惊人，天生就是当领袖的料。董卓入伍之时，正值东汉朝廷多次派兵平定羌族，这是建功立业的良机。在三十年的岁月中，董卓与羌族进行了百余次战斗，结交李傕、郭汜、张济与樊稠等凉州豪强，组成了威震一方的军事集团，从无名小卒白手起家，凭借赫赫战功被封为将领。
拥兵自重的董卓自然引起了东汉朝廷的忌惮。汉灵帝曾下诏命董卓进京担任少府，掌管天下赋税和宫廷起居，这是个美差，但没有实权。董卓明白这是个陷阱，于是上表称：“凉州贼寇未灭，正是臣为朝廷效力的时候，且弟兄们与我相处已久，感情深厚，车马被拦下，无法前往，实在愧对皇上。”汉灵帝去世前，又下诏改封董卓为并州牧，并命其将兵权转交给皇甫嵩。董卓这次接受了任命，但坚决不肯交出兵权，反而带着军队驻扎在河东，密切关注朝中动向。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终于等到了机会进军洛阳。而引狼入室的人，正是屠夫出身的外戚——大将军何进。自汉和帝以来，皇帝多幼年即位，外戚掌权的情况屡见不鲜，而皇帝亲政后又不得不依赖身边的宦官，外戚与宦官之间长期争斗。汉灵帝去世后，其长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即将落下帷幕。何进上台后，袁绍劝他斩尽宦官，称宦官专权，坏事做尽，大将军若能铲除，便是为天下除害。袁绍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典型的门阀士族。宦官乱政时曾发起两次党锢之祸，袁绍的建议虽是为自己的阶级考虑，但对何进也有利无害。何进却犹豫不决，他本是屠夫出身，问他猪肉怎么卖还行，谈到政治便无从下手。
宦官们察觉到风声，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趁何进入宫时将其杀害，随后草拟诏书，准备昭告天下。宦官们不知道，他们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何进死前，已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手握杀伐大权，王允为河南尹，负责京中治安，并听从袁绍建议，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以威慑宦官。何进一死，袁绍的人马在京城大肆屠杀宦官，看到年轻的就杀，几天内竟杀了两千多人。很多小伙子见袁绍部队的大刀砍来，急忙大喊，脱裤子验明正身。丁原也带着数千人马进军河内，在京城外围制造骚乱，为诛杀宦官造势。此时，董卓一直驻扎在洛阳城西的夕阳亭，静待城中消息。斥候先后报来何进被刺杀、袁绍带兵捕杀宦官的消息，董卓却毫无反应。直到最后一个消息传来，中常侍张让挟持皇帝刘辩和其弟弟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董卓才动身，望向京城方向，见火光冲天，立即下令追击。无论是在城中大开杀戒的袁绍，还是在城外虚张声势的丁原，都不及董卓在最合适的时机展开行动。皇帝一行人逃至黄河岸边，京城的大臣已追上。张让自知大势已去，对刘辩说：“臣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随后投水自尽。至此，外戚与宦官在经历90多年的斗争后同归于尽，再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将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东汉的政治局面在这一刻悄然发生转变。正如张让所言，一个真正的乱世即将到来。正当皇帝一行人惊魂未定，董卓及时赶到，将少帝迎回京城。
董卓最初进入权力真空的洛阳，其实心里并没有底气，那时他手下只有三千兵马。因此，董卓故弄玄虚，让手下趁夜悄然出城，第二天再大张旗鼓入城，每隔几天就如此忽悠一次。这可把朝中大臣吓得够呛，以为董卓把凉州的兵马都搬到了洛阳。随后，他收编何进的残部，并以高价收买丁原的亲信吕布。丁原当时是执金吾，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是董卓在京城最大的军事威胁，董卓借吕布之手将其谋杀，兼并了丁原的部队，从此掌握了洛阳的军权。
董卓
进京一个月后，董卓打算干一件大事，废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霸气地问谁赞成、谁反对，这一悖逆的举动引起朝臣的不满。他想起四世三公的袁氏素有名望，于是找袁绍商量。袁绍当场表示反对，还和董卓争辩。董卓听了，勃然大怒：“小子！如今天下事都是老子说了算，谁敢不从？你想尝尝我老董的刀是否锋利吗？”袁绍也不甘示弱，昂首挺胸说道：“天底下难道只有你的刀锋利吗？”说罢，佩刀作揖而去，逃出京城。
袁绍
汉献帝即位后，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以示恭敬，上殿时不用脱鞋子、解佩剑，待遇可比汉初功臣萧何。废立皇帝仅仅过去三天，董卓又毒死了何太后，而汉献帝的生母王美人早已去世，外戚干政被彻底杜绝。董卓独揽大权，宦官势力与外戚势力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一个有别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朝廷新秩序正在形成。
没有人会以祸国大盗为人生理想，董卓也是如此。相反，董卓原本的想法是成为大汉新秩序的建立者，借由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恢复中央政府的正常运作，而不是成为一个毁灭者。所谓门阀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职业官僚集团。或是几代人担任中央和地方高官的高门大族，如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又或是研究经典的儒学世家，如卢植、蔡邕。史书记载，董卓进京后“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董卓以庶族地主的身份执政，注定孤掌难鸣，不得不依靠实力雄厚的门阀士族。于是，他为当年被宦官诬陷的“党人”陈蕃、窦武平反，任用他们的子孙为官，又笼络天下名士，提拔了一批受宦官迫害的名士。自己从凉州带来的老同志反而只能屈居下级军官，不参与政治。出身颍川荀氏的荀爽，在宦官专权时为躲避党锢之祸，在汉水之滨隐居十余年。董卓征召后，仅用93天就将其从一介布衣升为司空，位列三公，升迁速度堪比坐火箭。大学者蔡邕堪称一代国士，平生创飞白书，校熹平石经，续写《东观汉记》，是汉代最后的辞赋大家之一。但他早年屡受迫害，险些丧命，不得不避难江南十二年。直到董卓掌权，才召蔡邕入京。
蔡邕起初不愿投靠，称病不去。董卓以霸道总裁的口吻强行拉他入伙，说：“我有能力灭人三族，蔡邕就算再傲慢，杀他也不过一个转身的工夫。”蔡邕听后，只好奉命而来，被董卓委以重任。蔡邕是少数敢于直谏董卓的人。当董卓僭越，乘金华青盖车驾，蔡邕提出抗议。董卓的党羽想让朝廷尊其为尚父，与姜太公相提并论，蔡邕又跳出来说不行。直到董卓死后，蔡邕仍对他感恩戴德。然而，董卓的身份是庶族地主，没有高贵的出身，没读过几年书。董卓所构想的政治秩序和他本人所在的军事集团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最终让他和他的对手们一同走向覆灭。
吕布
董卓拉拢士族，对士人敬重有加，让世家大族子弟实现再就业，为党锢之祸的被害者平反，确实难能可贵。士大夫参政，势必可以改善外戚、宦官争斗时乌烟瘴气的朝政，这都是顺应民心之举，可最终想要灭董卓的还是同一群人。士族不愿与董卓合作。出于门第之见，他们对这个专横跋扈的庶族武人嗤之以鼻。更何况董卓无故废立皇帝，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他的部队还在洛阳烧杀掳掠，更是失去了民心。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董卓“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这些凉州兵生于战乱，没过过几天安稳日子。到了洛阳，他们见城中多有富贵之家，家家户户藏有金帛，自然垂涎欲滴，一心想洗劫一空。蔡邕的女儿、东汉才女蔡文姬有一首诗写董卓之乱，其中有一句“来兵皆胡羌”，可见董卓的凉州兵中夹杂了不少天性好掠夺的异族。有一次，洛阳附近的百姓正在“作社”，聚集于社庙欢庆节日。董卓的将士闻讯赶来，二话不说就将现场的男人杀死，砍下头颅挂在车辕上，又将妇女载于车上，高声呼号而回。所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仿佛从战场上掠夺战俘、得胜归来，令人发指。凉州兵的野蛮习性暴露无遗，而董卓不加以管束，洛阳城的豪门富户任人宰割，对董卓大失所望。早已对董卓忍无可忍的士族趁机组织“义兵”。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遭受董卓迫害，请求各地州牧、郡守发兵救驾。桥瑁檄诏一发出，各地牧守群起响应。初平元年（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和渤海太守袁绍等十几路军队，组成关东联军，推袁绍为盟主，扬言要找董卓算账。
董卓得知消息，慌张之余，更多的是愤怒。因为讨董联军的牧守中，很多都是门阀士族的代表，还是他进京后一手任命的，其中也包括袁绍。袁绍得罪董卓，逃出京城后，董卓本想下令追捕，但听从手下名士劝阻，又不想得罪四世三公的袁氏，便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不曾想袁绍根本就没打算与他言归于好，反而起兵闹事。吊诡的是，关东联军和董卓的军队就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马其诺防线，打起了静坐战。只有曹操、孙坚等少数积极分子与董卓军打了几场硬仗，其余十几万人马都在后方置酒高会，夜夜笙歌，个个心怀鬼胎，只想维持军阀割据的局面。
关东联军不思进取，董卓也不愿硬碰硬，决定避其锋芒，迁都长安。如此，可以进一步靠近自己的根据地凉州，占据潼关，进可攻退可守。他一把火烧了洛阳，命手下将士押解百姓迁徙，数以万计的洛阳居民被迫上路，一路上互相践踏，有的饿死路旁，有的惨遭杀戮，二百里内荒无人烟。凉州兵还掘开汉朝皇室陵墓，将其中所藏的珠宝抢掠一空。士族的反抗，将董卓的最后一丝耐性消磨殆尽。从这一刻起，董卓彻底转变为独夫民贼。到了长安，他在关中的郿县修建了一个坞堡，高厚各七丈。郿坞中囤积了够吃三十年的粮食，此时，董卓打的算盘是，事成雄踞天下，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身。董卓却不知，反董势力已经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是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联军，另一条，是朝中的士大夫。为首的是司徒王允。实际上，王允也要感谢董卓的信任。
王允
王允出身山西的名门望族，年轻时曾受宦官迫害。何进与宦官相争时，任命其为河南尹，负责京城治安。在董卓掌权时，王允又被提拔为司徒，成为朝中的二号人物。然而，王允不甘心做老二，他想除掉董卓，取而代之。这是门阀士族对庶族豪强的一次夺权行动。正当王允为刺杀董卓一筹莫展时，听说董卓和吕布闹起了矛盾。当时吕布因与董卓的婢女私通，被董卓发现。董卓一气之下，拎起手戟掷向吕布，两人遂生嫌隙。“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是董卓手下一员猛将，弓马娴熟，武艺高强，有虓虎之勇，手中又有兵权，是刺董的不二人选。王允邀请吕布加入刺董行动。董卓曾和吕布“誓为父子”，吕布有所顾虑。王允说：“将军姓吕，和董贼并没有骨肉之亲，何来父子一说，何况如今你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吕布听完，被成功策反，双方一拍即合。初平三年（192年）四月，董卓入宫，由吕布随从护卫。当董卓的车队行至宫门，吕布事先安排好的军队手持武器杀出，刺向董卓。董卓身负重伤，摔下车来，惊慌失措，依旧高呼吕布护驾。然而，吕布却拿出王允一党拟好的招书，冷眼道：“有诏讨贼臣！”说罢，率众将董卓斩杀。
长安城顿时沸腾。朝中众臣高呼万岁，为诛杀国贼而欢欣鼓舞。百姓载歌载舞走上街，甚至将珠宝拿去换成酒肉，欢饮达旦。据说，当董卓的尸体弃置街头，人们在其肚脐眼上插上一根灯芯。由于董卓生前身材肥胖，体内脂肪正好助燃，灯芯点燃后，续航能力极强。
董卓死后，王允取代他独揽朝中大权，开始居功自傲。王允自称，董卓死了，自己现在谁也不怕。他甚至连满朝文武也看不起，每次与群臣议事，他都正襟危坐，不给人好脸色，俨然一副大佬的样子。群臣由此与他渐渐疏远。还有一些士族怀念董卓。董卓伏诛后，蔡邕站出来唱反调，当着王允的面，为老领导不住叹息。王司徒立马就怒了，骂道：“董卓这国贼差点就让汉室倾覆。你身为汉臣，应该和我们一样感到愤恨。难道因为他对你有恩惠，你就忘记了为臣的大节吗？董卓这毒瘤已除，大家都起来欢庆，就你一个人唉声叹气，我看你就是逆贼同党。”随后，蔡邕被王允关进监狱，交给廷尉治罪。在狱中，蔡邕上表请求减刑，称毁我容貌、断我双足都好（黥首刖足），只求能继续完成汉史的编撰工作。王允不肯饶恕，蔡邕还是带着遗憾冤死狱中。
王允没有意识到，董卓手下的凉州兵才是最棘手的问题。董卓余党大都没有官居要职，却手握重兵，王允对这些人不仅没有加以安抚，反而企图削夺其兵权。王允的做法，最终引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杀回长安。王允手中无兵，无力抵抗，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汉献帝刚出狼窝，又入虎口，被迫逃难，成了流浪皇帝。这边厢长安风云突变，那边厢关东联军也在内斗。兖州刺史刘岱干掉了东郡太守桥瑁，渤海太守袁绍又击败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袁绍和袁术这兄弟互相不对付，袁术勾结和袁绍争夺河北的公孙瓒，袁绍又联络荆州的刘表钳制袁术。军阀混战，仿佛无人记得当初为何举兵。天下惨状，正如曹操在那首《蒿里行》所写：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董卓曾想借士族重建帝国秩序，但不按套路出牌，擅行废立惹怒朝堂内外，荼毒生灵，丧失天下民心。
因此，无论是以王允为首的朝中大臣，还是以袁绍为首的关东义士，都谴责他残害百姓、祸乱朝纲。但他们却将董卓的恶放大了数倍，让天下陷入更大的乱局之中。屠杀恶龙的勇者最后也变成了恶龙，一个董卓作乱，世间便会有千万个“董卓”。从中平六年（189年）董卓进京，到开皇九年（589年）隋军南下灭陈，整整四百年的岁月里，董卓的流毒丝毫未减。祸乱相寻，兵革
曹操
互兴，一个个野心家称王称霸，你方唱罢我登场。苦的是天下苍生，是无辜的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