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的大学生问陕北的乡村教师：您在这儿坚守农村教育都30年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着您？老头呵呵一笑：甚坚守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没本事出去闯啊，在这儿，我还能当上个民办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工资了，这已经在万人之上了。知足了。   大学生又问：你有什么理想吗？老头说：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孝慈了，就有名分了。我就这么熬着了，可一直没政策。   《人生之路》里，这段大学生与乡村民办教师的对话很真实。大学生站在自己的立场看老先生，那是30年为乡村教育做贡献的好人，恐怕都可以上感动中国了；而周老师在自己的立场上，其实是没有别的出路。能够教书，拿工资总比种地强。   大学生张嘴闭嘴就是“理想”，而周老师关心的却是现实——转正，有个名分。   其实也不是说大学生的想法不对，主要还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环境里生活，成长，考虑问题当然也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