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人挑起的战争 《南京条约》似乎是清政府被动开始“现代化”的开端，从此香港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是香港最大的地主和雇主，于 1832 年由两位苏格兰商人威廉· 贾丁(William Jardine) 和詹姆斯·马西森 (James Matheson)在广州成立，当时是一家鸦片和茶叶贸易公司。在这些商品上的交易使他们卷入了与清朝的纷争。林则徐下令销毁该公司走私到中国2万箱鸦片后，William Jardine返回英国游说发动战争。 凭借对中国南方海岸线的详细了解，怡和成功地在Jardine Paper中向英国政府制定了战争战略，从而导致英国的胜利和 1842年的南京条约，使香港的殖民合法化。William Jardine于184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而他的公司成为第一批在新殖民地购买土地的公司之一。Jardine Matheson在香港殖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接建立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出现的“商业与暴力的新交叉点，其方式日益模糊商人、海盗、贷方和雇佣军之间的界限”。这种杂交还强调需要深入研究商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历史，以及它与跨时空的家族、政府和帝国的交织。     Jardine Matheson 的代表们追求治国、市场甚至战争的能力超越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跨国网络。1881年，夏威夷的倒数第二位君主卡拉卡瓦国王在环游世界期间访问了香港（这本身就是土著主权重塑自身以适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有趣例子）。在那里，国王会见了怡和洋行的代表威廉·凯西克（William Keswick，威廉贾丁的近亲，他的直系后代今天管理着公司）。 曾担任夏威夷和丹麦总领事的凯西克帮助安排中国劳工和他们的妻子被派往夏威夷，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工作。这些种植园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蓬勃发展，但由于美国传教士和士兵引入的疾病已经消灭了夏威夷原住民，因此劳动力短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在香港、夏威夷和美国南部这三个地方造成的破坏和机遇相互交织，在全球资本、劳动力和商品流动的纽带上惠及关键个人和家族。   这段跨国历史对香港当代国家和市场的形成以及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殖民基础都至关重要。它还展示了在权力的上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旋转门如何。在这个层面上，国家的亲缘关系甚至似乎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