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30号那天，全国人大开了个会，五届三次的那个，会上大家同意了陈永贵不再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

1981年11月23号，那个搞了好多年的“向大寨学习农业”的活动，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活动，前后加起来，有十多年的时间呢。

1982年9月份，党的十二大顺利举行，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领导团队。从那以后，陈永贵就不再出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行列中了。

中央给他安排了恰当的生活保障。

他选择留在北京，不再回山西的老家，但他之前的待遇都没变：工资还是行政十三级，车还是给他留着，警卫、司机、做饭的也都还跟着他。

陈永贵离开岗位后，就在北京安了家。有次记者去采访他，没想到他反过来问记者：“你之前有没有说过我的坏话？”

一通忙碌和热闹过后，迎来了宁静的时刻。

1981年11月23号那天，“向大寨学习农业”的活动算是彻底画上句号了。

闹腾了十多年，现在总算是安稳下来了。

1980年8月30日，就在这一年的前头，陈永贵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了。

1982年9月，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已经是两年后的光景，党的十二大正式开幕。这时，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走马上任，而陈永贵呢，也正式告别了他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那些职务。

到现在，这位以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没了官职和权力。

尽管这样，中央对他的日常照料一点都没少。

那时候的头儿直接下令，看他年纪那么大了，就别让他再回山西老家折腾了，干脆就在北京给他安个家，工资嘛，就照着行政十三级的标准来发。

他还是有专车、警卫、司机和做饭的炊事员，这些人都专门为他服务。

这种让他“舒服过日子”的安排，算是对他以前辛勤付出的认可。

但就算受到了这样的对待，陈永贵心里头还是七上八下的，没法安宁。

搬到北京后，他和老婆还有小孩就把户口落到了北京，这样一来，他们一家子就从农民变成了正宗的北京市民。

这表示他已经彻底放下了以前的农村背景，迈进了城市的生活圈。

但是，这个转变并没让他感到多少安详。

没官没职，也没活儿干的他，每天都过着空荡荡的日子，一天天就这么重复着。

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住在北京交道口周边的一个四合院里头。

生活挺悠闲的，没啥忙乱的事儿，也没啥缠身的担子。

他没急着叫家人搬进来，就是一个人默默地在院子里待着。

没活儿干的日子让他心里头闷得慌。

他经常瞅着窗外的蓝天，心里头越来越不是滋味。

中央的关心一直都在，经常能听到暖心的话语，让他别再被以前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劝他啥都别想，专心学习和放松就行。

忙活了多半辈子的陈永贵，碰到这突如其来的“赋闲”日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使不上劲和犯迷糊。

1980年快过年那会儿，陈永贵坐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慢慢琢磨透了。

他打算按照中央的规划，把家里人接到北京，让他们好好享受剩下的日子。

他头顶那顶“文盲”的帽子，已经戴了很多很多年，自己始终没能把它摘掉。但他心里有个盼头，那就是希望儿子能在北京的好学校里，学到真本事，完成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没能上的大学梦，让儿子替他圆了。

陈永贵见秘书已经走了，就让警卫员张民昌帮忙，动手写了几封信。

第一封信我寄给了郭凤莲和大寨的党支部，跟他们说，得继续和中央保持一致，照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把大寨的工作往前推。

这封信，算是他留给家乡父老的一个最终告别。

第二封信，我是写给老婆宋玉林的，让她赶紧收拾收拾，带着咱家小儿子陈明亮一块儿搬到北京去。咱们打算让孩子在北京上学，得按这个计划来。

最后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大寨的那些战友的，算是跟那段日子正式说再见了。这封信，就是给自己在那段时光画上的一个句号。

把剩下的粮食都分给了乡亲们，连同那几个装粮食的大缸，也都一并交给了集体。这样一来，以前的那些负担和责任，就像是随着一封信的寄出，全都放下了。

所有事情都妥当了，陈永贵就跟国务院管后勤的部门说了，想要搬个家。

国管局那边先回了话，说他们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上面的领导发话了，说他们不用急着搬家。领导觉得，要是匆匆忙忙地搬，可能会惹出不少麻烦，所以还是别急着搬了。

陈永贵下了决心，他说：“要是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该拿那份俸禄。”

最终，国家管理局分配给他一套坐落在木樨地的部级住宅。

1981年过完春节没多久，陈永贵就领着全家人，从交道口那四合院搬进了新房子，算是正式在新家落了脚，在北京的日子也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开始了。

你是不是曾经对我发过火，说过些不好听的话？

早上，那个经常来的记者准时敲响了陈永贵家的大门。

陈永贵此刻在屋里头，他蹲在沙发上，手里头端着一大碗昔阳那边特有的小米面粥，就像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老家一样。

老头在厨房里忙活，小儿子一早就出门上学去了。

记者一进门，陈永贵挺自然的，没一点不自在。

他吃完饭，就拉着记者往客厅走，还亲自给记者找地方坐，指了指沙发让他坐下。

陈永贵还是老样子，穿着件黑色的对门小褂，搭配着宽松的黑裤子，脚上蹬的是他自己手工做的黑布鞋。

他脸上的皱纹深得就像是用刀直接划拉上去的一样，牢牢地长在皮肤里头。

虽然已经过了七十岁，但身子骨硬朗得很，动作还是那么麻利，说话声音响亮，喝粥时呼噜呼噜响个不停。

瞅瞅周围，客厅里东西摆得简简单单，但又挺干净。有沙发、桌子，还有书柜，这些都是单位给配的，一样不缺。

书架上，放着好多排得整整齐齐的书。

陈永贵家里，环境挺简单，也挺朴素。

喝完粥后，陈永贵把碗一放，就走过来，主动跟记者握了握手，嘴里直说：“大斌啊，谢谢你抽空来看我。现在我可不再是以前那个忙里忙外的人了，就一小老百姓啦。”

咱们好久不见，都是老相识了，工作上那点事儿就别提了，也没啥好啰嗦的。

记者走上前，直接问道：“好久没见了，确实挺想你的，一直想抽空来看看。你最近身体如何？”

陈永贵脸上马上绽开了大大的笑脸，他抬起手，又伸了伸腿，好像在给自己打气，证明点什么似的。

瞧瞧，我现在过得挺不错的！一提到这事儿，我心里就乐呵！往上数三代，我家祖宗们大多早早就走了，那时候，好多人一辈子都没享过几天福。我呢，都活到七十岁了，算是高寿啦！这都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好处啊！

他讲得兴高采烈。

七十多岁的陈永贵，还在过着属于他的“美好日子”，他用最朴实的话，聊起了那个时代的变化。

那时候，陈永贵不干了之后，确实闹得沸沸扬扬的，议论纷纷。

大家都在说，他总是满腹怨言，整天一脸苦相，情绪低落，好像背着个大包袱似的，压得他喘不过气。

不过，当陈永贵坐在记者对面时，他给人的印象完全两样。

他看起来精神焕发，眼睛亮堂堂的，浑身散发着一种稳重又不失温柔的气息，完全感受不到他曾经承受过的压力和焦虑。

时间好像让他变得特别淡定，脸上的紧张和担忧都不见了。

他笑起来挺温柔的，说话也很随意，好像跟以前经历过的那些风风雨雨都握手言和了。

现在，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和蔼大爷，满带着那种纯朴的亲切和好心肠。

他们肩并肩坐着，很自然地聊起天来，整个氛围让人感觉轻松又愉快。

这个问题一出，记者瞬间有点懵了。

记者停了停，接着往下说：“还有啊，去年秋天我去大寨和昔阳那边做了调查。调查报告里确实夸了你们，但也点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啊，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那都是调查组当时根据实际情况的看法，不代表任何个人的意思。”

记者说完后，他并没急着回答，而是先在那儿认真思考，好像在琢磨记者说的每个词。最后，他轻轻摆了摆手，哈哈一笑，说：

你讲得真挺周全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毕竟那都是老黄历了。无论是好评差评，指责还是辱骂，全都成过往云烟了，就让它过去吧，别再提了！

他又笑了起来，把过去的那些事情全都随着笑声扔到脑后了。

记者也跟着咧嘴一笑，话语中透着关心：“以往的事儿，就别再揪心了。你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实属不易。现在年龄也大了，还是图个安稳，开开心心地享受晚年生活，好好享福吧！大伙儿都盼着你身体硬朗，长命百岁，再多享受几年社会主义的好日子。”

陈永贵稍微呆了呆，感觉记者的话戳到了他心里，他默默地看着记者，眼神里好像有点复杂的情绪在翻滚，小声回了句：“感激不尽。”

他说话声音轻轻的，但里面装满了好多厚重的过去和满满的谢意。

说完这话，陈永贵立马站了起来，他转过身，直接拽起记者的胳膊：“来，咱们下乡走一趟！我现在也就剩这活儿了——东郊农场的顾问，每周得去一趟。今天正好有点事儿得处理，你跟我一块儿去瞅瞅，顺便你也对这个农场有个了解。”

真正的能量其实藏在老百姓心里头。

他们一到东郊农场，车还没完全停好，旁边就有几个人赶紧围了上来。

老一辈的人称呼他为“老陈哥”，年轻点的就直接喊他“永贵叔”，听起来都挺亲近的。

有的人很关心地问他身体近来咋样，还有的人呢，就挺在意他之前交代的事情办得顺不顺利。

碰到几个熟人，他们热情地喊话：“嘿，今天中午来我家，咱哥几个喝两杯！”

陈永贵一一回答，嗓门大得很，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他和农场里的大家伙关系特别铁，脸上总是挂着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容。

吃午饭那会儿，陈永贵和记者一块儿坐在农场食堂里。说来也巧，正好赶上一位港商过来，他就是特意来找陈永贵谈合作的。

碰到陈永贵，那位港商立马热情地拉他一起去吃午饭。

陈永贵二话不说，笑嘻嘻地回答：“行，行！你请我吃饭，我哪能不赏脸呢？”

餐桌上，摆上了酒水，这回上的是来自京城边上的特产——“二锅头”。

陈永贵举起酒杯，乐呵呵地说道：“来来来，咱们跟香港的朋友们一起碰个杯！”

话刚说完，他就咕咚咕咚连喝了好几杯酒，脸蛋儿红得像苹果，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一看就是心情格外舒畅。

吃完饭，陈永贵就和记者一块儿出去走走，步子迈得挺悠闲，可聊着聊着，话题就变得有点儿压抑了。

陈永贵猛地站住，拽过记者的手，眼里透着股严肃劲儿，直接问道：“你听过别人讲我坏话没？有人讲我阻挠农村变革，不愿意搞包产到户那一套，这哪儿来的说法，说我反对啊？”

他开口了，声音里满是失落，“有人嚼舌根，说我丢了官帽子，心里不痛快。还说我念念不忘，想继续管着全国的农业大权。可他们哪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啊！”

说实话，我那时候，认识的字没几个，哪敢想自己能挑起副总理这副重担？又哪里有能力去管好全国的农业呢？那段时间，我真是愁得不行！我们那会儿，就只会照着大寨那一套来，别的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带着干部们拼命干。

那时候，全国都在效仿大寨的模式，我呢，就领着一帮大寨和昔阳的干部，没日没夜地忙活。说真的，累得够呛！苦得要命！你瞧瞧，整个农业这行当，哪儿有半点好转的迹象？我们自己都快顶不住了，能想的招儿都想了，可农业还是老样子，一点没上去！

“包田到自家，嘿，生产立马就火了起来！集市上啥都有卖的了！我这人讲究实际，就看中那股子实干劲儿，我能不高兴嘛？现在瞧瞧这些变化，心里头那个美呀，真是没法说！”

他笑着开口，那笑容特别明媚。

1986年3月26号那天，陈永贵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那会儿，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历经沧桑的乡村老翁。

陈永贵以前当过很大的官。

不过，不管职位有多大，谁都不能离开老百姓，也不能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脚下踩的是啥地儿。

如果不紧跟实际，就容易瞎想，最后变得和社会格格不入，走进一个奇怪的圈子。

陈永贵是在农村降生的，从小到大，他的日子都是在田地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就算过了五十岁，他的心还是牢牢系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也跟着社会的脚步慢慢变了样。

他慢慢地跟普通老百姓的想法越来越合不来了。

那段时间，他被一堆花哨的想法给搞混了头脑，结果把老百姓最真实的心思和农民的实际需要都给忽略了。

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慢慢让他从那种死板的困境里走了出来。

陈永贵到了晚年，心里头可是来了个大转弯。

这段时间，他又开始和乡亲们打交道，不再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想和夸张的想法，回到了最实在的农民心思上。

慢慢地，他又找回了当农民的那种纯真劲儿——就是那份纯朴、实在、稳扎稳打的心态。

晚年的陈永贵，又变回了从前的那个自己。

陈永贵最终保持着那份普通老百姓的模样走完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在政治的大舞台上风光过，但他心里头装的始终是老百姓，是那片让他魂牵梦绕的土地。

真正的能量，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的，是从咱们平平常常的日子里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