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五月，张献忠于武昌宣告建立大西国，自立为西王。他字秉吾，号敬轩，祖籍陕西延安柳树涧，生于1606年。其父务农兼营小本生意，家境贫寒。

幼时，张献忠曾接受教育，但成年后生活困顿，屡遭欺凌。他曾短暂服役于延绥镇总兵王威麾下，因作战勇猛而闻名。然而，某次他与另外17人被控犯下“淫掠”罪行，依律当斩。

行刑当日，总兵陈洪范见张献忠虽年纪轻轻，却相貌堂堂，颇具异相，于是劝说王威从轻发落。最终，其余17人被执行死刑，而张献忠仅受一百鞭笞之刑，随后趁机逃脱返乡。

至1630年四月，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张献忠亦顺势起事，自称“八大王”，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的贫苦百姓揭竿而起。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面色微黄且长须飘逸，威风凛凛，因此部下尊称他为“黄虎”。

1631年，紫金梁王联合了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是其中的重要领袖之一。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表现得极为英勇。

到了1633年正月，张献忠率领部队在山西地区作战，接连攻下了榆杜、和顺等地，随后又拿下了寿阳、榆次和平定。他的军队甚至威胁到了山西的省会太原。同年二月，他带领部队南下四川，之后又向东进军至湖广竹山县。

次年，张献忠再次从河南进入四川，与当地的武装力量及明朝官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场战役持续了半年之久。这一行动不仅扰乱了四川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还让起义军的影响深入四川。

1635年正月，十三支起义军的领导人在河南荥阳举行会议，商议未来的作战计划。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张献忠参与并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会后，他与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联合指挥部队向东进攻，成功攻占了河南的多个州县。

不久之后，他们进军安徽，成功攻破了明朝的中都凤阳，摧毁了明皇陵，挖掘了朱明皇帝的祖坟，这对崇祯皇帝和明朝朝廷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打击。

1636年，即崇祯九年，张献忠活跃于陕西、河南和湖广地区，持续与明朝军队周旋。同年七月，闯王高迎祥被捕并牺牲，李自成也遭遇多次失败。在此背景下，张献忠的部队逐渐成为明朝政府重点围剿的目标。

到了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人从河南进入湖广，并对襄阳发起进攻，这一行动使湖广地区震动不已。

当时负责镇压义军的兵部尚书是杨嗣昌。他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策略，并推荐熊文灿担任六省军务总理。

熊文灿在以往镇压农民起义时常用剿抚并用的方式，上任后他继续采用这种策略，推行以“抚”代“剿”。这一策略在当时取得了一定成效，促使部分农民起义军将领如刘国能、马士秀、杜应金等向明朝投降。

同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与左良玉率领的官军相遇并展开战斗。结果，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自己也在战斗中受伤。随后，他带领部队转移至湖北麻城和蕲州一带。

在崇祯十二年，熊文灿派出了曾经参与过农民军的生员卢鼎，前往张献忠营中进行招降。经过一番考量，张献忠决定暂时接受招安。

次年正月，张献忠率部进驻湖北谷城。当时，由于自身孤立无援且明军势力强大，张献忠选择诈降。他深知熊文灿贪财爱货，于是派遣孙可望送上两块长达一尺多的碧玉和两颗直径超过一寸的珍珠作为礼物。

熊文灿大喜过望，立即向朝廷上奏请求招抚张献忠，此提议得到了崇祯皇帝的亲自批准。于是，张献忠在谷城正式接受招抚。同年十一月，罗汝才也在湖北房县接受了招安。而李自成则因接连失利，隐匿于商洛山中。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了低谷期。

然而，张献忠的受抚只是权宜之计。在此期间，他既未同意改编为明军，也未解散自己的部队，更拒绝了明廷调遣其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命令，始终保持独立性。他利用驻守谷城的机会，积极筹备粮饷，安排部分军队屯田耕种，并在沔水与汉水交汇处设置关卡征收赋税。同时，他还加紧训练军队，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张献忠潜心钻研孙吴兵法，创新性地提出了团营方阵、左右营协同作战等战术，并且研发了狼牙棒、三眼枪、埋伏连弩等新型武器。

与此同时，罗汝才也并未理会熊文灿下达的解散部队命令，反而加紧训练士兵，积极囤积粮草，与张献忠形成呼应之势。然而，这种局面也让明廷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为调整战略提供了机会。

崇祯十二年（1639年）四月，杨嗣昌认为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时机已然到来，便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秘密商议，调集陕西、四川等地的兵力，试图一举消灭张献忠部。

彼时，经过近一年半的休整，张献忠部队在装备、人数以及士气上均有了显著提升。

在此形势下，张献忠抢先行动，于五月份在谷城再次起事。他斩杀谷城知县阮之钿，焚毁县衙，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并推倒城墙。

数日后，罗汝才亦在房县发难，两军协同作战，成功攻破房县县城。至此，熊文灿精心构建的“招抚”策略宣告失败，其他被招抚的农民起义军也纷纷再度举旗反叛，从而掀起新一轮农民起义的高潮。

1639年七月，张献忠与罗汝才联手在房县罗猴山设下圈套，成功重创明军主力左良玉部队，消灭明军过万。此战中，左良玉惨败而逃，甚至丢失了军府印信。

得知这一噩耗后，崇祯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处决熊文灿，革除左良玉职务并令其戴罪立功。随后，杨嗣昌被任命为督师，专门负责剿灭张献忠。

同年十月初一，杨嗣昌抵达襄阳，召集左良玉、陈洪范等将领商议对策。他命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等地巡抚严守要地，并集中优势兵力优先对付张献忠与罗汝才。

到了1640年二月，张献忠与左良玉在四川太平（今万源县）玛瑙山交锋。这次左良玉取得胜利，击溃张献忠部并斩杀三千五百余人。同年七月，罗汝才在兴山县丰邑坪被湖广和京营官兵击败。之后，罗汝才再次与张献忠合兵，共同进军四川。

1640年秋季，张献忠与罗汝才所率领的起义军为突破困境，联手进军四川。他们一路抵达四川北部的剑阁、广元地区后，又迅速调转方向，向南推进。不久之后，明廷督师杨嗣昌率部紧随其后进入四川，并调动大量精锐部队，亲自坐镇重庆指挥作战。

然而，战场上的主动权却被张献忠和罗汝才牢牢掌握。起义军纵横驰骋，接连攻下数十座城池，而明军却连连受挫，只能疲于奔命。察觉到明军主力尽入四川后，张献忠果断决策，带领联军突然转向东进。由于明军在东部防线兵力空虚，义军顺利穿越夔门、巫山等地，成功摆脱杨嗣昌部队的追击，进而进入湖广区域。

到了1641年正月底，张献忠率军行至当阳时，探知襄阳防守力量薄弱，遂决定采取突袭策略。他亲领一支轻骑兵，昼夜兼程三百里赶至襄阳附近。随后，张献忠命令部将李定国及二十余名士兵伪装成明军，持着缴获的杨嗣昌调兵文书混进城内，为后续攻占襄阳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月初四深夜，潜伏在城内的义军突然点燃火把作为信号，随即对城内守军发起猛烈攻击。一时间，襄阳城内陷入一片混乱。

次日清晨，义军主力抵达并迅速攻占襄阳。张献忠进城后，处决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随后，他打开府库，发放五十万两银子救济饥民，其余库银则被充作义军军饷。

就在一个月前，李自成刚刚攻下洛阳，处死了福王。而今襄阳再失，朝野震动。重压之下的杨嗣昌最终于三月初一选择了自杀。

杨嗣昌死后，明朝再无能统御全局的督师对抗义军。此后，张献忠率部转战河南、湖广、安徽等地，而罗汝才部则与李自成合兵一处。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李自成接连攻下孝感、汉川、汉阳等地，兵锋直指武昌。但因忙于整编部队和处理贺一龙、罗汝才等内部事务，暂时无法东进。趁此机会，张献忠从安徽挥师进入湖广。

五月，张献忠攻克武昌后，将贪婪吝啬的楚王朱华奎装入铁笼，沉入长江。打开楚王府库时，发现库中竟藏有百万金银。张献忠感慨道："坐拥如此财富，却仍保不住武昌，这个朱胡子真是个十足的蠢货！"

攻占武昌后，张献忠自称西王，正式创立大西政权，并将武昌定为首都。他铸造了“西王之宝”玉玺，同时对地名进行了更改：武昌府更名为天授府，江夏县则改为上江县。

在政权建设方面，张献忠仿照明朝体制，在中央设置了六部与五府，同时在京城设立五城兵马司。他还任命了21个州县的地方官员，并向他们颁发官印，给予不同数额的赏银，金额从几十两至一百两不等。

此外，张献忠还推行文化教育政策，开设科举考试，建立学校，选拔有才学的读书人担任官职。同时，他也关注民生，拨出银两救济饥民。

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武昌周边地区纷纷归附。蕲州（今湖北蕲春县）、黄州（今湖北黄冈）等二十多个州县闻讯后主动投降，表示效忠大西政权。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定年号为永昌。自明神宗万历年间起，明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豪强大地主阶级大规模兼并土地，其中明神宗曾一次性赏赐其子福王朱常洵两万顷良田。

随着土地被大量兼并，农民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愈发艰难。同时，为了筹集与后金作战所需的巨额军费，明政府不断向百姓加派“辽饷”，这使得民众的负担雪上加霜，生存状况每况愈下。

进入天启、崇祯时期，自然灾害频发，旱灾、水灾与蝗灾接连不断，但地方官吏却无视百姓疾苦，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例如陕西澄城县，在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知县张斗耀非但不实施救济，反而强行催缴赋税，最终将灾民逼入绝境，迫使他们走上反抗之路。

1627年，即天启七年三月，愤怒的饥民冲进县衙，处死了张斗耀。次年，不沾泥、王嘉胤、杨六郎等人在府谷县再次举起起义旗帜，他们杀富济贫，标志着明末农民起义正式拉开帷幕。

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高迎祥于安塞集结因饥荒而流离失所的民众揭竿而起。随后，陕西各地的饥民纷纷响应，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浪潮。苗美、飞山虎、大红狼在宣川起兵；王虎与黑煞神在洛川发动叛乱；王和尚和混天王则于延川举旗造反，杀死地方官员，反抗明朝统治。

崇祯二年，后金军队逼近北京城下，陕西驻军奉命北上勤王。然而，行军途中，士兵因不满朝廷待遇而发生哗变，最终也加入了起义队伍。

崇祯三年，为应对财政危机，明廷大幅削减驿站经费，导致大批驿卒失业。李自成便是其中之一。这位来自陕西米脂的农民，因无力偿还艾举人的高利贷，遭受百般欺压，几乎丧命。走投无路之下，他愤而杀死艾举人，毅然投奔义军将领不沾泥张存孟麾下。

李自成出身贫寒，幼年曾短暂出家为僧，后沦为牧羊奴。成年后，他成为了一名驿卒，以勇猛果敢著称，且颇具领导才能，深得部众拥戴。他不仅武艺高强，还擅长骑射，在义军中逐渐崭露头角。

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被任命为义军队长，开始独当一面。次年（1631年），随着不沾泥兵败投降明朝，李自成率领残部隐入群山继续抗争。不久后，他转投高迎祥旗下。高迎祥自称“闯王”，而李自成因骁勇善战、屡建奇功，被义军尊称为“闯将”。

明朝政府对于起义军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剿抚并用。当时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倾向于招抚政策，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崇祯皇帝的认可。然而，许多被招抚的起义军随后再次反叛，导致招抚的实际成效有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与神一魁有关。

神一魁接受招抚后，杨鹤认为其部下茹成名性格桀骜、难以驾驭，担心未来可能引发问题，因此强迫神一魁处死茹成名。此举引发了神一魁部下的不满，黄友才等人因此对神一魁产生猜忌，并挟持他再度反叛。

在官军的围攻下，黄友才等人转而杀害了神一魁，再次投降朝廷。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又一次背叛官军，重新举旗起义。

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由于招抚政策未能奏效，杨鹤被捕，其职位由洪承畴接任。洪承畴上任后调整了策略，开始全力围剿剩余的起义军。在他的镇压下，部分农民起义军一度被消灭，包括不沾泥部、黄友才部、红军友部、杜三部、杨老柴部、郝临庵部、刘道江部以及可天飞部等。

尽管如此，在这种局势下，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义军却逐渐壮大并变得更加活跃。

明末农民起义最初爆发于陕西，但从崇祯三年起逐渐蔓延至山西。从崇祯四年到六年（1631年至1633年），山西成为起义军的主要活动区域。

当时较为重要的几支起义队伍包括老回回马守应、王嘉胤、王子顺、八金刚、张献忠、李自成和罗汝才等部，其中王嘉胤的势力最为强大。

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王嘉胤被其部将王国忠杀害，另一部将王自用则带领余部突围。随后，王自用整合了山西境内的三十六营义军，总人数达20万，其中包括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以及老回回马守应等多支部队。

崇祯六年五月，王自用因病在河南去世。此时，闯将李自成开始在义军中崭露头角，并受到广泛拥戴。

同年冬季，明朝军队集结于山西、河南与河北三省交界地带，对起义军展开围剿。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因此受到严重限制，同时面临粮食补给日益困难的局面。

为寻找生存空间，李自成等起义领袖向京营总兵王朴假意表示愿意接受招安。王朴与监军太监刘九德、杨进朝未能察觉其中玄机，轻易同意了这一请求。当时声称投降的义军首领共有61人，其中包括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以及八大王张献忠等重要人物。

实际上，义军以假投降为掩护，暗中积蓄力量，积极筹备粮草与物资。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趁着黄河结冰，迅速策马南下，一路抵达河南渑池县的马蹄窝与野猪鼻一带，成功突破明军的围追堵截，使起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进入河南后，义军分为两支行动。其中一支由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统领，共计18万人马，向西穿过武关，直奔西安方向；另一支部队则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卢氏山区，并进而席卷湖广郧阳、襄阳地区，对明朝统治造成了巨大冲击。

1634年，即崇祯七年，明朝设立了山西、陕西、湖广、河南、四川五省总督职位，并任命陈奇瑜担任此职，专门负责镇压农民起义军。

陈奇瑜集结各地官军于河南陕州（今陕西省三门峡市陕州区），随后率军南下，向湖北均县、竹山地区的起义军发起进攻。同年七月，李自成与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撤退至陕南，却不慎陷入兴安县（今陕西安康）的车箱峡。

车箱峡地势险峻，峡口被官军封锁，加之当时连续四十天的大雨，导致弓箭因潮湿而无法使用，部分战马饿死，士兵伤亡过半，起义军面临极大危机。

为摆脱困境，李自成以财物贿赂陈奇瑜身边的人，表示愿意投降。在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支持下，且经崇祯皇帝亲自批准，陈奇瑜同意接受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投降。

然而，当义军成功脱离车箱峡后，士气迅速恢复，随即再次与明军交战，并迅速攻占了西安周边及甘肃庆阳等地。得知这一情况后，崇祯帝大为震怒，下令革去陈奇瑜的职务，并将其逮捕入狱。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朝廷再次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负责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及河南等地的军事指挥工作。

崇祯七年（1634年）年末，各路农民军陆续向河南荥阳一带集结。次年正月，十三支主要义军首领齐聚荥阳，召开会议商讨后续作战策略与发展方向。

参与此次会议的主要领袖有：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曹操罗汝才、左金王蔺养成、射塌天李万庆、改世王许可变、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过天星惠登相、顺天王、九条龙等。作为高迎祥麾下重要将领的李自成也出席了此次大会。会上，各方意见分歧较大，争论激烈，长时间未能达成共识。

李自成在会上提出建议：义军兵力远超官军，可采取分兵战术，各自选定方向出击。此建议最终获得众人一致认可。

会议决定，由革里眼、左金王、横天王、混十万等部向四川、湖广、陕西方向进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则率部东进安徽。此举使得从南至湖广，北达黄河，东到安徽，西抵陕西、四川的广大区域均成为农民军活动范围。

荥阳会议标志着农民军从此前的分散作战转向协同配合的新阶段。

1635年正月，高迎祥、李自成与张献忠等率领部队从河南汝宁府东进至安徽。在11日那天，他们成功攻占颍州，并处决了前明朝廷兵部尚书张鹤鸣，随后继续向凤阳挺进。

凤阳对于朱明王朝而言意义非凡，这里是朱元璋发迹的地方，他的父母也安葬于此，因此该地被尊称为皇陵，还被设定为中都，在政治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到了1635年正月十五日的清晨，由扫地王、太平王等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抵达凤阳。由于其特殊的象征意义，凤阳并未修建城墙。

当起义军已攻至鼓楼时，明朝的驻守官军竟然毫无察觉，甚至对传递消息的人进行严厉惩罚。直到义军近在眼前才慌忙应战，但一切都太迟了。很快，起义军便占领了凤阳，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并且焚烧了皇陵，挖掘了皇帝祖先的坟墓。

三天之后，起义军才缓缓撤离凤阳。

南京失守，先祖陵墓遭到破坏，这对明朝皇室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精神创伤。崇祯皇帝闻讯后震怒不已，随即下令将凤阳巡抚杨一鹏处死，并将负责监察的凤阳御史吴振缨发配边疆。

此后，崇祯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军的镇压力度。他命令洪承畴统领中原各省七万余官军，对农民军实施合围剿灭，并拨付一百多万两军饷，要求务必在半年内彻底平定起义。

然而，农民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势力愈发壮大。他们从安徽转战陕西、河南等地。李自成率领部队在汉中、西安、延安一带与洪承畴展开周旋，战斗异常激烈。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带领部队在江淮、河南地区活动，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的追击围剿。

同年七月，高迎祥在作战中不幸被捕。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农民军领袖之一，他的被捕对整个起义军士气造成了严重影响，得知消息的崇祯皇帝大为欢喜。随后，高迎祥在北京被处决。不久后，李自成被推举为新的闯王，继续领导农民起义。

1637年（崇祯十年），正在家守孝的杨嗣昌被崇祯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镇压农民起义。

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武陵人，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他在崇祯初年曾担任永平、山海关等地巡抚。崇祯七年时，他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学识渊博，擅长文书写作，口才出众，且深谙事君之道。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达北京就任。上任后，他提出了一项名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旨在全面围剿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军。

明朝崇祯年间，朝廷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无论是兵员还是财力都十分紧张。杨嗣昌提出了以“安内方可攘外”为核心的战略部署，认为农民起义军是心腹大患，而清军的进攻则是次要威胁，因此主张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

为此，他设计了“十面张网”的全面围剿计划：

一、主要战场（四正），将陕西、湖广、河南和江北四个省区作为重点作战区域，称为“四正”，这里是农民军活动的主要范围。

二、辅助战场（六隅），同时，在延绥、山东、山西、江西、江南和四川六个省区设立辅助作战区域，称为“六隅”，用于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三、指挥体系，在上述十个省区分别设置巡抚，由他们负责指挥各自区域内的军事行动，共同构成“十面张网”的战略格局。

为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杨嗣昌提出在十个防区内增兵增饷的具体方案：

1. 增兵计划

凤阳和泗州祖陵驻守官兵各5000人，总计1万人，保持不动。

陕西三边总督统领3万兵力，总理军门统领3万兵力，作为机动部队专门追击农民军。

凤阳、陕西两省巡抚各统领1万兵力。

湖广、河南两省巡抚各增兵1.5万人。

2. 增饷计划

总计增饷280万两，通过以下方式筹集：

因粮：即加派赋税，共计192万余两，被称为“剿饷”。

溢地：对农民新开垦的土地按亩征税。实际执行中，户部尚书程国祥甚至参照唐代做法，向城市居民征收门面税，每户税银一钱，总额达40余万两。

事例：允许富人捐资成为监生，期限为一年。

驿递：将之前裁减节省下来的20万两重新划拨为军饷。

这一战略部署反映了杨嗣昌试图通过集中资源和力量来彻底解决农民起义问题的努力，但同时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明军的猛烈进攻下，李自成率领部队辗转于四川、甘肃和陕西地区，却屡屡遭受官军的重创，节节败退。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李自成部在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与陕西巡抚孙传庭所率大军的夹击。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最终仅有李自成、刘宗敏等18人成功突围。

突围后，他们潜入陕西商洛山区（今商洛市商州区及洛南县一带），在此隐匿蛰伏，直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秋。

在商洛山中，李自成一边重新召集失散的老部下，整顿队伍，一边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一月，李自成率部从商洛山中杀出，直奔河南发动攻势。当时河南正值饥荒肆虐，遍地皆是流离失所的饥民，这些饥民纷纷投奔李自成的义军，使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此外，一些怀才不遇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也加入其中。他们的到来为李自成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犹如锦上添花。随后，李自成在河南地区展开战斗，并很快攻占了豫西的宜阳、永宁、新安等县城。

1641年初，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成功攻占洛阳，俘虏并处决了福王朱常洵，同时没收了王府内的大量财富与粮食，并将其分发给受灾的百姓以救济饥荒。

此举引发了周边地区众多饥饿民众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如同流水般日夜不断”，声势浩大得如同野火燎原，难以遏制。

不久之后，张献忠的部队也攻克了杨嗣昌驻守的襄阳，并处死了当地的襄王。面对接连失利以及两位亲王被杀的局面，杨嗣昌深知皇帝崇祯必将严惩自己，最终选择自杀谢罪。

在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李自成采纳了李岩、牛金星等人的建议，提出了具有纲领意义的主张。针对当时沉重的赋税和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问题，李岩提出“均田免粮”的政策。每到一个地方，义军都会宣布“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的税收减免措施，同时还倡导“平买平卖”“割富济贫”的理念，这使得义军更加受到普通百姓的支持与爱戴。

此外，义军内部也加强了纪律管理，明确要求“不得侵犯妇女，不得杀害无辜平民，不得掠夺他人财物”，并提出“杀一人如同杀害自己的父亲，侵犯一名妇女如同玷污自己的母亲”的严格准则。义军还禁止士兵骚扰民居，行军途中不得破坏农田庄稼。由于严格的纪律和时常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的行为，义军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其队伍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对开封展开围攻。二月十七日，在城下侦察敌情时，李自成左眼被射中，伤口深达二寸。次日，他便带领义军向西转移，并成功攻克密县，随后又进军至登封。同年七月，李自成与罗汝才部会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九月，李自成攻陷项城，明军惨败。十二月，李自成再次围攻开封，连续攻城二十多天却未能得手，最终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撤退，二月攻克襄城。从那时到五月初，他接连攻占十多座县城。五月，李自成第三次对开封发起进攻，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

九月十五日，黄河突然决堤，导致开封不战而破。同年十一月，李自成的部队与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蔺养成、争世王贺锦、老回回马守应、治世王刘希尧等联合，实力进一步壮大。至此，起义军形成了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势力并存的局面：张献忠在四川、湖广与明军作战，而李自成则主要活跃于河南、湖广、陕西三省。

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攻克河南汝宁，自此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落入其控制之下。十二月，李自成挥师进军湖广，先后攻克襄阳、荆州、孝感、常德等地。

1643年，即明朝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于起义军中正式登基，自称“新顺王”。同年二月，他成功攻占襄阳，并将此地更名为襄京，同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行政体系。李自成在此期间自封为“奉天倡义大元帅”，并任命牛金星为丞相。

在中央机构设置上，李自成参照传统体制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别负责不同的政务管理。至于地方治理，他在重要地区设立防御史，在府一级设府尹，州一级设州牧，县一级设县令，以确保对各地的有效控制。

军事架构方面，李自成的军队采取了明确的等级制度。最高军事领导为元帅，其下设有将军职位，具体包括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及威武将军等不同级别。当时参与各地征战的主力部队分为中权亲军、左营、右营、前营与后营五大阵营，由正副权将军统领五营军事事务，总计有22名将军负责指挥作战。

到了1643年五月，李自成召集众将领开会商讨接下来的战略方向。会上，牛金星提议先攻取河北，之后再向北京发起进攻；而杨永裕则主张沿长江顺流东进，优先攻占金陵（今南京），以此切断北京的粮食供应线，随后再北上进攻北京。

然而，顾君恩提出了另一种策略：直接攻打北京风险极大，一旦失败将无退路；而进攻金陵虽可能成功，但难以成就大业。因此，他建议先夺取西安，将其作为稳固的根据地，奠定基础后再图谋北京。最终，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意见，率军直指西安。

在这一时期，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成为明朝的重要支柱。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他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并改称督师，负责监督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以及长江南北地区的军务。

同年九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与孙传庭在河南郏县展开了一场关键性战役。在这场战斗中，李自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乎摧毁了孙传庭的主力部队。战败后的孙传庭撤退至陕西，而起义军紧随其后，在潼关成功击毙了孙传庭。

随着孙传庭的失败，义军迅速攻占西安，时间是十月十一日。西安及其周边多个州县纷纷归顺李自成。随后，李自成亲自指挥大军北上占领陕北地区，同时派遣部队向南进军汉中，打通通往四川的战略通道，向西则攻取宁夏、甘肃和西宁等地，一路所向披靡。至此，整个西北地区均落入起义军之手。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制定甲申历法。他还封赏功臣，将刘宗敏、田见秀等人授予五等爵位。在政治体制方面，他改革官制，将内阁更名为天佑殿，设立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一职，由牛金星担任。

此外，李自成任命宋献策为军师，并设置六部政府机构，配备尚书和侍郎以处理政务。在地方行政上，增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和县令等职位，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