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多么单纯而迫切的愿望啊，多年来，尽管许多人嘴里喊着高昂的违心口号，但说起这两个字来心里都是孜孜以求。

——题记

薛希和他老婆打起来了！

听到争吵吆喝声，我和妻子从家里跑出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向他家的地窝子，下了台阶一进门，只见满屋子乌烟瘴气。饭桌被掀翻在地，暖水瓶打碎了，玻璃碴子、水和饭菜抛洒了一地，孩子在床上惊吓得哇哇大哭，被子扔到床边的地下。

薛希的老婆小赵坐在地上，呜呜哭着，眼睛红红的，还在用手帕不停地抹着眼泪。

“这是怎么了？”妻把薛希的媳妇小赵扶到床边坐下，再去哄她的孩子。孩子刚刚两岁，不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觉得气氛紧张，吓得哇哇直哭；薛希手里拿着酒杯，喝着，脸被酒精烧得通红，眼里冒着恶狠狠的凶光，右手颤巍巍地指着自己的老婆，嘴里不清不浑地骂着，不知是什么内容，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妈”“妈”的几个脏字儿。

在地窝子里吵架，声音是透过屋顶上的天窗传出去的……

准备上工的战友们闻讯进来了，有看热闹的，有劝架的，有数落批评薛希的，有和我妻一起帮着哄孩子的，像一群自愿赶来灭火的邻居，好一大阵子忙乎。见事态逐渐平息下来，才慢慢消散离去。薛希闷坐着，低头抽着劣质纸烟，一口接着一口，不时抬眼瞅瞅自己的老婆，流露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无奈眼神。

我就奇了怪了，薛希和他老婆平时感情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完全可以称之为“和谐家庭”和“模范夫妻”。虽然两人结婚时没有钟鼓乐之，小日子过得也是琴瑟友之。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干架呢？他是天津西郊杨柳青镇人，从小家里很穷苦，来河西支边十几年了，与天津市里来的知青小赵结为夫妻，两人生了一个叫娜娜的小女孩，为响应政府的独生子女号召，女方结了扎，还被奖励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现在大家都在忙乎着找门路办病退回城，所有成员都逃命似地寻找出路，整个农场就像翻了个儿的蜂箱，闹哄哄乱乎乎的，谁还有心思在窝里反打内战呢？

我问了几句，也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知该再说什么好，只好就此作罢。俗话说，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仗不记仇。夫妻之间的磕磕碰碰，局外人没必要问得那么仔细明白，只有让它糊涂来糊涂去就是了。

收工回来，我在家帮着妻做晚饭，薛希出乎意料地找上门来了，没容我让，一屁股坐下，又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烟，闷着头一个劲儿猛吸，给他斟上水也不喝。

我问他：“究竟什么事啊，还用得着犯这么大的难？”

他憋屈了老半天，终于寻找到一个突破口，开口说话了：“兄弟，你看我今天对小赵那个熊样儿，是不是以为我这人特浑！”

“有啥大不了的事，两口子的事，风吹过云散了也就拉倒没事了！”

“这事还没完呢！”他说。

我停住了自己手中的活计，惊诧地问道：“怎么，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啊？我以为没事了，你这怎么就没完没了了！”

他用力吸了一大口烟，长长出了口气，烟也随着口鼻冒了出来，说：“我问你个事，如果是为了回家，要你和你家小栾离婚，你干不干？”

这怎么能行呢？我不假思索地连连摆手说：“不不不，那可不行，咱不能做那昧良心的事。人家跑了几千里路，跑到这戈壁滩上来找咱成了家，为了这点儿利益就把人家给甩了，那还算是个人么？”

他又叹了口气，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不知脑子里是在想着什么，我也感觉到莫名其妙，也不知该如何问他和该怎么问才好。

“噢，如果……如果不是真的呢？”他终于再次开口了，好像是在有意试探我。

“什么叫‘不是真的’？”我没弄明白，怔望着他，奇怪地反过来问道。

他又不再吭声了，低着头抽了一会儿烟，几次欲言又止，沉寂了好大一会儿，才放低了声音，呐呐地说：“就是说是假的。”

我吃了一惊，脱口问道：“什么，‘假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地，胆怯地瞥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丢下一长串大大的问号，起身走了，头也没回。

这个老伙计，平时说话做事挺脆快的，今天怎么和我打起哑谜猜来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到场部去办事。在商店门口，偶然遇到负责法庭工作的张洪运。张是河南人， 1965年从部队复员刚来时我们曾经在一个连队里待过，人很忠厚，相处得不错，说话比较投机。他告诉我，薛希的老婆小赵向法庭递交了离婚起诉书，要求与薛希解除婚姻关系，起诉理由是薛希酗酒打人，事实确凿，言词激烈，诉求很是坚决。他想找我从侧面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以便按照法定程序先进行调解。这是中国式离婚必经的一道法律程序。

闹了半天，原来他们是在为这事吵架啊！

万万没想到他家里竟然出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不敢怠慢，立刻奔回队里，连家都没回，直接去找到薛希，开门见山向他发出愤怒的质问：“凭什么，你凭什么要和人家小赵离婚，当年不是你死乞百赖地追的人家么！你没事喝那些酸辣猫尿有什么意思？犯了错，就向人家陪个不是嘛！男了汉大丈夫，在自己老婆面前低头不算丢人。”

又对小赵安抚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就这一次，把那离婚起诉状子撤了吧，好吗？小赵。”

在人们眼里，天津西郊的杨柳青镇比起天津市里来起码要低半个格，人家小赵能屈尊下嫁跟你薛希结婚过日子，说不定是你家祖上哪辈子烧了高香，积了大德，你还不知足是咋的？

出乎我的意料，两个人的态度都异常坚决：离！

不久，队里传来了其他团场的消息，说玉门镇、安西县、敦煌县那边的黄花、饮马、小宛、西湖等几个农场的知青农工为了能够办理成回家返城的手续，假离婚成了风。一时之间，人们都来钻这个法律政策的空子，集体闯红灯就没人觉得丢人脸红了。因为好些城市有明文规定，只有原籍属于自己城市出去的独身知青才能被接纳回城，天津就在此列。地方当局也有自己的难处，考虑到，在当时固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本来知青返城给他们造成的就业压力就够大了，如果突然间拖家带口涌进一大帮子人来，吃粮、就业、住房、入托、就医、就学等一系列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于是就“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这样一道非人性化的门槛。

政策就是区别对待。不过任何政策，即使你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有漏洞可钻。你在那儿明修栈道，围追堵截，我这儿就会暗渡陈仓，瞒天过海，许多人不得不打起了假离婚的主意。据说酒泉农垦分局所在地玉门镇的民事法庭最近一段时间门庭若市，也有的家庭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哭闹成一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被无故抛弃者的痛苦和无助你不知该是多么揪心！

有一点是我感到非常欣慰自豪，在我所认识的山东人中，没有一对夫妻因这事搞假离婚，真离婚的更是没有案例。除了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形成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浓重情感，更主要的是，由于齐鲁大地上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那种一代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即使生活再艰难，他们也跨越不了这道心理障碍和道德底线。与此成为相匹配对照的是，山东省所有的城市在接纳返城兵团知青时也表现得非常豁达大度，不管你配偶的原籍是哪里，也不论你是因什么姻缘结合的，只要一方是知青，夫妇想要回来就照单全收。接收单位安置起来暂时有困难的，就在父母兄弟姐妹的工作单位给搞上个“大集体”、“小集体”之类的企业让你先挣碗饭吃。没地儿住就在郊区租民房暂时过渡，由单位给予房租补助。难怪人家对我们山东人总会高看一眼，“仗义”一词绝不是浪得的虚名，是多少辈子积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惜这事不能也没法参与国家和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这可真是个大遗憾。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薛希才跟我说了实话。他知道我和张洪运的私人关系比较好，想让我递个小话给通融通融，在办理这个案子时网开一面行个方便顺利解决。

离婚还要托人情走后门，这是亘古未有的奇闻。这种怪诞的事情就发生在特定时期的特殊地方。

这次是我主动上门去找到的张洪运。他听完我的讲述，开口第一句话就问：“你要对我说明白，他们到底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

“假的怎样，真的又如何？”我问。

张洪运当即脱离开朋友交情的随和态度，就像端坐在法庭的办公席位上一样，严肃认真地说：“假的就给他离；真的坚决不能离。宁拆一座庙，不破一门亲嘛！这个道德常识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才大胆地对他实话实说：“假的，我敢保证，百分之百是假的。”

“我信你，”张洪运知道我的为人，说完后，谨慎地想了想，又叮嘱了一句，“这可不是开玩笑，咱先把丑话说在头里，要是出了娄子你可得要兜着。”

我说没问题，我用自己的人格来担保。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张洪运自然确信我的担保是真诚的。

薛希和小赵的婚就这样顺利地离了，也装模作样地经过了法庭的正规调解过程，无效；又“分居”；然后大功告成。

后来，他给我讲了整个假离婚案的审理过程，其中有一段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记录在案，也权算是那个时代的留疤：

审判员问：“原告，你为什么要提出离婚？”

小赵：“他喝酒，喝了酒就发酒疯，砸家具，打我，打孩子。”

审判员：“他过去有酗酒的毛病吗？”

小赵：“结婚前没有，也就是最近以来才有的。先前他伪装得可象了，我就是被他给骗了。”

审判员：“他打过你几次？”

小赵：“三次。”

薛希抢答道：“不对，是五次。”

审判员：“慢点，说准确点儿，到底是三次么还是五次？”

小赵：“就按他说的算吧，五次。”

薛希犹豫了一下，好像是有点说重了，冤枉了自己，心理上有点过不去，嗫嚅着说：“还是说三次好吧！”

这种情景，类似于阿Q当年在公堂上画圈圈儿，只在乎圆与不圆，不管它的内容是真是假，结局是死是活了。

“就是五次，那一次你砸东西，开始时摔了个杯子，后来又砸了把茶壶，前后可以分成两次来算的。”小赵不同意，坚决纠正并特别加以说明。

审判员换了另一个询问方向：“打得厉害吗？”

小赵：“头被打破了，腰也伤了，我还住了医院。”

“有住院的病历和有关检查记录证明吗？”

“不是住院，是去医院找大夫给看过。” 薛希抢着插话纠正。谢天谢地，幸亏他想到这一着，再不纠正就继续编不下去了。

“哪应该有诊断病历或证明书吧？” 审判员锲而不舍地追问道。

“这个……”

小赵不知该如何作答。突然想到，半年前自己干活时不小心崴了脚，确实是去过农场医院就诊过，还拍过X光片子。她怎么会异想天开地将此事移植到这里来呢？连假话都编不圆，真是的！谎话经不住人家三番问，这一问肯定就要卡壳了。

“让我给撕了。” 薛希机智地接过来，把屎盆子直接给自己扣到了头上，顺利躲过了刚才不小心挖下的坑。

小赵坚决地说：“没嘛说的，一天也不能在一起过了。孩子归我，东西全归他……”

这是哪儿的事啊！除了其中意外的插曲，大部分情节都是我帮着他们胡编乱造的。这个剧本我们在家里曾经编排演练习过好多次。好处是包括审判方在内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达到的目的在哪里。没有人再较真地刨根问底，后面完全是按照台面上必经的最后调解程序走的，不到一个小时就草草结案了。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程序来办的，严丝合缝，毫无差池。

从此以后，薛希家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人和好如初，队里的人都心照不宣。薛希开始跑里跑外为小赵办理返城手续。小赵的爸爸以急就章的速度从工作岗位上提前退了休，小赵带着孩子顶替他返回了天津。临走的时候，还是我和薛希到酒泉火车站去送的，夫妻二人热泪拥抱，难分难舍。那种情景让人既高兴激动又痛苦难受，真是笑中含泪或是泪中带笑。

这种分离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终于走了一半，另一半也就不远了。

此后的复婚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麻烦事还是出在了薛希身上。当时的形势是，在大呼隆返城的风潮中，人心散了，那些原籍不予接纳的知青和本来就是从郊区农村来的“支青”也跟风闹哄着回家。国家的户口政策有规定，办不来接收方的准迁证是不能迁移户口的，而持有农业户口者是不能随意进城的，这在当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农垦系统兵败如山倒，知（支）青们回家心切，根本不管它这一套，越闹腾越厉害，说什么也拢不住人了。地方当局没有办法，下了个文件，干脆把户口开给你，让你自己装在口袋里随身带着，哪里发财就往那里去吧，这就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所谓“口袋户口”问题。

这是发生在1981年后的事情，此时我已经顶替父亲调回到了青岛，与薛希他们失去了联络。

三十年后，在一次兵团战友的聚会之前，我辗转打听到了薛希的电话，他在天津与我通了话。我问了他分别后的情况，他叹了口气说：

“别提了，老伙计，这么多年来，我的户口揣在口袋里，一直都是个黑户。在天津可不比在甘肃，没有户口可真是遭老罪了，全家三口挤在丈母娘家那两间不见阳光的小屋里，全靠小赵一个人在街道企业挣那点微薄的工资过活。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到处需要钱。我这人一向又好面子，为了生活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出去倒腾卖青菜，给人修鞋，蹬三轮拉货，打扫卫生，打小工，给人家刷房子，几乎什么活都干了。说实在的，想想还不如当时我们在甘肃的兵团农场呢！”

想起当年薛希风华正茂，风风火火的样子，我不禁同情地问道：“现在呢？”

“现在还算可以。”他说，“我们这帮人没事的时候，聚在一起就商量着这事该怎么办，一起到上级领导机关去上访。你别说，天津市政府还真不错，去年专门下发了个文件，给我们落上了户口，补了份劳动保险手续，现在每人每月可以领到900多块钱的养老金。更重要的是，如今我是个真正的天津市里的人了，可以理直气壮地直起腰板来在大街上走路，孩子也不再遭歧视受委屈了！”

唉，我的老伙计啊，苦熬到六十多岁，你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算是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

祝福你，老伙计，一路走好！

补记：最近有消息说，薛希去世了，刚到古稀之年，成为真正的“天津人”后大概不到十个年头，也算是叶落归根，心满意足，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