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行于天下，表现出来而能被人认知到的，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的规则。天下万物都要遵守这种规则，一旦违背，就会受到来自冥冥之中，我们称之为“天意”的惩罚。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说的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规则力量。如果能够得到它的帮助，又有什么事是做不好的呢？又哪里还需要依赖求助于鬼神呢？故而“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用道来治理天下，鬼神都不会再起作用了。

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对于百姓来讲就是规则。规则只要新增或发生变化，就会随之产生新的趋势和契机，会有新的事物想要发展起来，会有老旧的事物不能再适应新的规则。经过不断演化之后一部分被淘汰掉，而另一部分就开始生长起来。一翻动荡之后，才又在新的规则之下达成一个新的平衡。因此规则的改变，首先带来的就是变革和动荡。

韩非子说：“役使大众而屡屡让他们发生变动，功效就会很小；收藏贵重器物而屡屡加以挪动，损毁就会很大；烹煮小鱼而屡屡加以翻动，就会伤害它的品质；治理大国而屡屡改动法令，百姓就会受到坑害。因此懂得治国原则的君主把安定看得很宝贵，法令确定以后就不会再轻易变更。”（见《韩非子·解老》）

所以道、天、地的规则，什么时候见它改变过，亿万年如一的。如果有一天，太阳忽然不见了，或重力忽然消失了，那地球上会是一幅什么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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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为什么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因为国家的政令，对于治下的民众来讲，就是规则。如果这个规则经常发生变化，朝令夕改，民众必然会动荡不安。每一道新规则都要花很长时间去改变和适应，制定的规则越多，更改越频繁，就越容易生乱。就好像煎鱼的时候，不停地翻来翻去，一来二去鱼就被翻烂了。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制订了较为严苛的律法，可朱元璋在执行这些律法时却并没有一定之规，于是导致了很恶劣的结果。用解缙的话来说就是：“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见《明史》）。

而王莽改制造成的后果则更为严重。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之后，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开始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史称“王莽托古改制”。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又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天下本无事，而大多是人为自扰生事，然后再去解决它，还自以为有功。制定了规矩再去推翻它，剥夺了人民再去搞慈善，这样的“好事”和“功劳”，不要也罢。

所以老子说：“清静可以为天下正。”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只要不随意生事折腾民众，对人民来说就是福德了。所以老子提倡“以正治国”，也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如此才能“以无事取天下”。

安定的社会让人乐于生存而去干正事，爱惜生命而不去做邪事，所以江山永固，国家久安。平安时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蜂起。而一个动荡的社会，一个人心不稳的群体，其创造力和生产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如同国家的法津不能朝令夕改一样，自然界也有其恒定不变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道”。道的规则力量，是产生出宇宙万物、推动万物生长发展的本源力量。在自然界，无人引导，水自然往低处流；无人开辟，山自然而成山的形状；无人控制，四季自然交替轮换。

所以如果懂得顺应自然的运动和变化，就不需要再付出大量的人为力量输出，四两即可以拨千斤，此时也就能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则无所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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