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注曰：“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教之逆者也。‘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化之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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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曰：“心量不宽，见责人之小过；身不能修，不知己之非为，自己不能修政，教人行政，人心不伏，诚心养道，正己修德。然后可以教人为善，自然理顺事明，必能成名立事。” 注曰：“天地之道，简易而已；圣人之道，简易而已。顺日月，而昼夜之；顺阴阳，而生杀之；顺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简易也。顺夷狄而外之，顺中国而内之；顺君子而爵之，顺小人而役之；顺善恶而赏罚之。

顺九土之宜，而赋敛之；顺人伦，而序之；此圣人之简易也。夫乌获非不力也，执牛之尾而使之却行，则终日不能步寻丈；及以环桑之枝贯其鼻，三尺之绳縻其颈，童子服之，风于大泽，无所不至者，盖其势顺也。小大不同，其理则一。” 王氏曰：“治国安民，理顺则易行；掌法从权，事逆则难就。理事顺便，处事易行；法度相逆，不能成就。详明时务得失，当隐则隐；体察事理逆顺，可行则行；理明得失，必知去就之道。数审成败，能识进退之机；从理为政，身无祸患。体学贤明，保终吉矣。” 【译文】 放任自己，却一味教育别人的，别人不会接受他的道理；先端正自己，再去教化别人的，别人就会顺服。 违反常理，则属下难以顺从；顺应天理，则易于行事。不顺从，则易生动乱；易行事，则社会安定有序。这样，修身、齐家、治国都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 【释评】 黄石公在《素书》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精妙的用人智慧，比如“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就是一种因势用人的智慧。 古人云：“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意思是说，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人才提供不同的智谋，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时变，只靠某一个或某种类型的人提供的智力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因势用人，应时势的变化而起用不同类型的人才，形成不同的智慧资源，这是用人艺术最精微也是最玄妙之处。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管理学上，“使民以时”可以引申为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做到因势用人。

在因势用人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谓做到了极致，他通常能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人才特点采取不同的用人策略。

刘邦是以霸术而得天下的。在西汉未定时，他依靠韩信、萧何、英布等人的辅助，东征西讨，屡战屡胜，最终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即史书上所载“居马上得之”。此时的刘邦，对于所谓“迂腐”的儒生是不屑一顾的，并曾对儒生做出“解其冠，溲溺其中”的行为。

西汉建立后，刘邦对儒生依然十分排斥，一谈到诗、书、礼、乐便心生厌恶。大臣陆贾深通世变，偏偏时常在刘邦面前提起《诗经》和《尚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大骂道：“老子我提三尺剑，于马背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何用！”

对此，陆贾反驳说：“您于马背上得天下，难道就说明您也要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在古代，商汤王和周武王反对暴虐待人，顺应了天下民心，依靠文人武将共同治理国家。

而吴王夫差和中山国的智伯凭借着武力称霸天下，但不懂得权变，最终因随意使用武力，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而败亡。秦国只依靠刑法治理国家，不懂得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做出改变，最终灭亡。如果当初秦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遵循先圣的教诲，实行仁义的政策，您又怎么能够将秦国收归己有呢！如果您还于马背上治理天下，则恐怕也不会长久啊！”

听了陆贾的话后，刚刚获得天下不久的刘邦又是惊讶，又是后怕，自己不懂得审视权变，意识不到用人、用术要随时势而变，差点酿成大错。此后，刘邦开始大量起用儒生，帮助自己治理天下。

“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之”，争天下与安天下有别，在用人时，自然要遵循不同的方法。刘邦之所以很快地转变自己的用人策略，正在于他明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需要不同的人才。

《吴子·治兵》说：“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吴起这里讲的短者怎样、长者怎样等是从教练作战之法令角度来讲的，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些用人之道，就是因势用人的问题，即根据人才个人特点用之，或让持矛戟，或让持弓弩等。这与刘邦的因势用人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用人一定要灵活，把握好“势”，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分配任务，使下属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把工作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