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28岁的张謇已经考取秀才功名，在旁人眼中，也算是“学业有成”。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从16岁起，这十几年间，他几乎每一天都沉浸在抑郁与愤懑中不可自拔。

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让他年轻的容颜，有了一丝苍老颓丧的意味。

张謇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读书人，会如此地痛苦和煎熬？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他的出身非常普通，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务农和做小生意的父亲。

虽然生活艰辛，但父亲坚持要供张謇读书，希望他能改变家族命运。

张謇也没让父亲失望，他5岁就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十岁就已经读完《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是学堂里的优等生，是先生眼中的未来之星。

可是横亘在张謇面前的难题，并不是学习本身，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试资格。

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选拔民间人才，只要不是胥吏、倡优等贱籍出身，人人可参加。为什么偏偏张謇却没有考试资格呢？其实还是受制于出身。

清朝末年，朝廷出台了这样的规定：考生祖上如果没有人获得过功名，即为“冷籍”。

“冷籍”子弟如果想参加科举考试，需要族里的头面人物认保，考前还要有本县的禀生(能领廪膳的生员)派保。

想想看，张謇一个普通农户家孩子，哪那么容易找得到这样的担保呢？大概率要用银子来换。可是但凡能花得起担保的银子，大概齐也用不着担保了。

无奈之下，张謇只能和父亲一起，找到老师宋璞斋寻求帮助。

宋璞斋名为老师，其实也是个吃“科考差价”的主。他为张謇父子介绍了邻县一个名叫张驹的人。

张驹家里头出过秀才，所以子孙可以直接报名参加科考，不用花钱找担保。张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假冒张驹孙子“张育才”的身份，获取报名资格。

而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考上后，付给张驹一家20万文钱，考不上则承担张家子孙此次考试的报名费。

张謇的水平不容置疑，他在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又在如皋考中了秀才。

根据约定，张謇付给了张家24万文钱，希望能尽快恢复原籍。

谁知张家根本不同意，又向张謇勒索了一笔“学官认派保费”，为龙洋(银圆)150块。

这还没完，以后张謇每参加一次乡试，张家便向他索取一次钱物。

张謇父子对此忍无可忍，去向宋璞斋求助。谁知这个宋老师竟然对他们冷嘲热讽：“既想鲤鱼跳龙门，还舍不得花钱，天下还有这等美事？”

张謇的天，塌了。他恨不得和这些吸人骨髓的魔鬼们拼命。可是他和父亲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反抗的代价，他们又怎么可能承受得起呢？

怀着怨愤之情，张謇浑浑噩噩地踱回了家，继续忍受无休止的敲诈和勒索。

几年过去，张謇父子竟然负债1000余两，每天都被要账的人堵在门口，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

最后张謇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张家便报官诬陷张謇，说“张育才”忤逆不孝，忘恩负义，不认“亲爹”，要求革去他的功名，将他下狱问罪。

学官收了张家的贿赂，不问青红皂白，将张謇传唤拘留，让他写认罪书，悔过书，以及今后孝顺张家长辈的“承诺书”。

张謇郁闷到了极点，忍无可忍之下，他决定孤注一掷——回到老家南通，向江苏学政大人彭余久自首，请求革除自己的秀才之名。

幸运的是，彭余久是一位正直文人，他欣赏张謇的才华，吩咐南通的知州孙云锦来彻查此案。

孙云锦早就对科考的这些弯弯绕心知肚明，也很同情张謇的遭遇，怎奈地方上盘根错节，官官相护，实在不好插手。

如今上头发了话，他马上开始为张謇写申请书，经过一番折腾后，1873年，张謇终于改回了原籍和本名，得以继续参加考试。

张謇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他更加刻苦耐迈力地读书，进出科场20多次，终于在1894年他41岁时考取了状元，大大扬眉吐气了一把。

在做官入仕后，张骞也没有做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以“实业救国”为志，创办了大生纱厂等50余家企业，构建起价值2400万两白银的民族资本集团。

他还捐建了400余所学校，将南通从闭塞小城打造为近代化新兴城市，被誉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万人敬仰。

1926年他老人家离开人间时，留下的不仅是庞大产业，更是一位寒门学子对抗命运、重塑时代的壮阔史诗。

和今天的高考移民不同，张謇伪造身份去异地参加科考，并不是钻政策空子，而是被逼至绝境的无奈之举。

在清末，不知有多少向张謇一样的贫寒子弟，无法冲破既得利益者人为设置的障碍，求考无门。

如果不是幸运地遇上了彭余久、孙云锦两位人格高贵的清官的帮助，张謇这辈子都不知道能不能摆脱泥潭，施展自己的抱负。

冒籍现象的出现，是人们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无奈应对。当上升通道被既得利益者把持，普通人要么低头任命，要么铤而走险。这种无奈，古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