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防御作战。面对敌军压倒性的优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最终被迫撤退。
接到撤退指令后，各部队仓促行动，导致队伍迅速分散。林彪在混乱中难以与所有下属部队建立有效联络。
在撤退过程中，林彪惊讶地发现敌军始终紧咬不放。
在红军和抗战年代，我军擅长伏击战术。敌军明知有被伏击的风险，为何还要穷追猛打？他们难道不担心遭遇埋伏吗？这种战术运用得当，往往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显著战果。然而，敌军似乎不顾危险，执意追击，这背后或许有其战略考量。我军利用地形优势，精心设伏，多次成功挫败敌军进攻。这种战术的运用，展现了我军在战场上的灵活性和智慧。
林彪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心中充满疑虑，最终得出结论：撤退计划被人泄露出去了。
林彪内心极度不满，本就寡言少语的他变得更加沉默。
面对当前局势，必须迅速调整策略，联系其他部队执行新的撤退指令。然而，就在准备行动时，工作人员又提出了一个难题：通信设备尚未到位，没有电台，如何与其他部队取得联系？
林彪满脸疑惑地问道：“李作鹏去哪儿了？”
李作鹏当时担任的是司令部参谋处的处长职务。
林彪发现工作人员无法给出明确答复，心里不禁怀疑李作鹏可能是去喝酒了。
李作鹏在军中被称为“李大烧锅”，这个外号里的“烧锅”指的是酿酒的地方。把酒坊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明显是在说李作鹏的酒量很大。
当部队撤至舒兰南侧的一处临时驻扎地时，李作鹏碰巧遇到了负责先遣任务的管理处处长何敬之。这一情况印证了林彪之前的判断。
李作鹏战败后，内心并未感到沮丧。一见到何敬之，他便热情地喊道：“老伙计，咱们兄弟几个都想喝酒了，快准备点酒菜，让咱们过过瘾。”
何敬之在担任管理处长期间，对下属和同事的需求总是积极回应，展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能迅速提供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他的这种态度不仅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也极大地提升了团队的工作效率。
接着，他们带着静和张瑞等人有说有笑地走进房间，开始准备一场热闹的“酒宴”。
正当大家举杯畅饮之际，林彪突然推门而入。眼前的场景让他眉头紧锁，即使平日性情温和，此刻也难掩心中的不悦。
林彪看到李作鹏的举动，顿时怒火中烧。他抓起一个包，准备冲过去教训李作鹏，但被秘书及时阻止。林彪气得直指李作鹏，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人还在那儿无所事事，部队都乱成什么样了，你们一点都不着急吗？”
随后，他转向通信处处长张瑞，质问道：“电台到现在还没到位，部队也联系不上，你们难道就不管了？”
李作鹏和苏静等人目睹林彪的状态后，纷纷垂下目光，沉默不语。
据李作鹏回忆，那件事让他深感自责。他坦言："这是我军旅生涯中遭遇的最严厉的训斥。当我们抵达舒兰时，林彪因过度焦虑和愤怒而病倒，这让我更加痛苦难当......林彪对我的斥责，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当时，李作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没过多久，他被调离了总部，转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在职务上，李作鹏虽然得到了提拔，但他心里清楚，自己与林彪的关系已经不如从前紧密了。原本亲密的两人，如今逐渐拉开了距离。这种变化，李作鹏心知肚明。
李作鹏为何能成为林彪的心腹？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究竟是谁背弃了信任？李作鹏之所以能够获得林彪的青睐，主要源于他在军事上的卓越表现和对林彪的忠诚。两人关系密切，相互信任，但这种信任最终被背叛打破。具体而言，李作鹏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背叛，导致两人关系破裂。
1914年4月，李作鹏在江西吉安县的一个佃农家庭出生。尽管家境贫寒，父母依然对他抱有很高期望，坚持让他接受了几年教育。
李作鹏十四五岁那年，家里经济状况实在困难，无法继续供他上学。无奈之下，他只能离开学校，回家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分担家里的农活。
江西这片土地，正被一股强烈的革命氛围所笼罩。
1927年10月，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抵达井冈山，建立了中共首个农村革命基地。随后，朱德与毛主席的部队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红军力量。面对红军的壮大，敌军也加强了对井冈山的围攻力度。
1929年，由于井冈山地区资源匮乏，难以维持红军的日常供给，毛泽东决定带领部队向南转移，在赣南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决策不仅解决了红军的生存问题，也为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吉安地区，苏维埃政权迅速建立起来。紧接着，大批本地青年踊跃加入红军队伍，投身革命事业。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吉安地区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参与革命斗争的重要机会。青年们的加入不仅增强了红军的实力，也为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吉安地区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一系列行动充分展现了吉安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为后续革命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作鹏也是其中之一。
李作鹏加入军队后，并未被分配到前线作战单位，原因是一位高层领导对他颇为赏识。
这位关键人物是当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看中了李作鹏的聪明才智，便派他去红军学校深造，重点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完成学业后，李作鹏被分配到周恩来身边，负责处理机密文件工作。
在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进行电报沟通的早期阶段，负责将电文进行翻译工作的人员是李作鹏。
李作鹏不仅精通翻译，还自学了破解敌方密码的技术。凭借这些能力，他赢得了上级的信任和重视。因此，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二局的参谋，并担任二科科长的职务。
长征期间，李作鹏随部队踏上了长达两万五千里的征程。
红军进驻陕北后，迅速稳固了当地局势。紧接着，党中央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相当于我们自己的“黄埔军校”，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这所学校成为了输送革命人才的重要基地，为后续的抗日斗争和解放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通过系统化的军事和政治教育，学员们不仅掌握了实战技能，更坚定了革命信念，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作鹏当时在军中已经小有名气，于是被提拔为抗大参谋训练队的负责人。
在李作鹏负责战士们的教学、管理和组织工作期间，他引起了另一位红军重要人物的注意。
这位重要角色，正是林彪。
林彪当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
林彪性格内向，言辞简练，但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李作鹏在抗日军政大学期间，同样寡言少语，与林彪相似，他热衷于阅读和深入思考，几乎不参与娱乐活动。两人都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问题的专注，这种共同的特质使他们在性格和兴趣上颇为接近。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后，林彪从抗大调任八路军115师师长。他看中了李作鹏的才能，决定将其纳入麾下，任命他为115师侦察科科长。林彪认为李作鹏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直接将他调到自己身边担任要职。这一人事安排体现了林彪对人才的重视，也为他日后在115师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李作鹏在部队里还有个外号叫“李瞎子”，这个称呼跟他的一只眼睛有关，那只眼睛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失去的。
1939年5月，115师在梁山地区取得重大胜利，消灭了400多名日伪军。日军对此极为愤怒，随即集结了超过5000名士兵，对八路军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行动。
陈光作为代理师长，指派李作鹏带领一支连队和便衣小组迅速控制梁山，以此迷惑敌军，为部队主力安全撤离提供掩护。
日军未能识破李作鹏部队的伪装，双方随即展开激烈交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李作鹏确认主力部队已安全撤离，随即下令全军撤退。
李作鹏刚走出大约一百米，突然有两枚毒气弹在他附近爆炸。炮弹释放出黄色烟雾，他的眼睛立刻感到不适。在战友的协助下，他迅速离开了烟雾区域。
抵达营地后，受限于当地的医疗资源，医务人员最初尝试用硼酸水进行清洗，但收效甚微。随后，他们调整了治疗方案，转而采用常规的消毒液和抗炎眼药进行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作鹏的左眼逐渐康复，视力基本恢复正常。然而，他的右眼状况却一直没有明显改善，视力恢复进展缓慢。
1939年8月，随着日军“扫荡”行动的终止，在陈光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下，李作鹏被派往北平同仁医院。
由于同仁医院的手术费用过高，李作鹏最终选择了转院，前往协和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手术结束后，医院告知李作鹏手术未能成功。他只好失望地离开。不过，临走前，医院建议他三个月后再来尝试第二次手术。
李作鹏返回115师后，向陈光和罗荣桓报告了情况。陈光听后表示关心，建议如果三个月后李作鹏仍需前往，可以增加经费支持。
李作鹏当时拒绝了治疗，结果导致他的右眼最终彻底丧失了视力，变成了一只眼睛看不见的“独眼龙”。战友们因此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李瞎子”。虽然听起来有点调侃，但这其实是他抗日经历的见证，算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在抗日战争期间，林彪因友军误伤被送往苏联接受治疗，直至1942年才返回中国。然而，回国后的他并未再次担任军事指挥职务。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林彪重新回到重要岗位，被派往东北地区，成为当地解放军部队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林彪抵达东北后，第一时间将李作鹏调入司令部，委以重任。从那时起，两人配合默契，尤其在1946年4月的四平战役中，他们的合作达到了最佳状态。
四平位于中长铁路、平齐铁路和四梅铁路的交叉口，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重要的军事战略据点。作为交通枢纽，四平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其铁路网络连接多个方向，使得四平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因如此，四平在多次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6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部队在四平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一番激战，我军成功突破敌方防线，最终解放了四平。
时隔一月，国民党军队再度来袭，我军坚守四平阵地。
这一决策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作出。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保卫战展开讨论。黄克诚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敌军最初向四平推进时，我们选择反击是正确的策略。但当敌人集中大量兵力，企图与我军主力进行决战时，我们不应该继续坚守四平。”
毛主席曾明确表示：“坚守四平的决策是我亲自作出的。”
黄克诚指出：“即便由你做出决定，那也是不正确的。”
毛主席听完后，沉思良久，随后慢慢说道：“让未来的人和历史来做判断吧。”
让我们直接聚焦1946年4月发生的第二次四平保卫战。这场战役是国共内战中的关键一役，发生在东北战略要地四平。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杜聿明指挥下，集结重兵对四平发起猛攻。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则依托有利地形，展开顽强防御。双方在四平地区展开激烈拉锯战，战况异常惨烈。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以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告终。但从战略层面看，这场战役为东北民主联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后续战局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平保卫战不仅是军事较量，更是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战略博弈的重要体现，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6年4月18日，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率领十万兵力，对四平发动了进攻。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林彪率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应战。为了弥补兵力不足，他随后从山东调来了第7师，并抽调了新四军第3师和第8旅的部分兵力增援。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由于我军英勇顽强的抵抗，敌方始终无法突破防线。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坚守阵地，使得敌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代价。我军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出色的战术执行力，成功遏制了敌人的进攻势头，确保了防线的稳固。
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我军损失惨重，林彪被迫做出撤退决定。战局不利，部队伤亡人数持续攀升，继续作战已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权衡利弊后，下达了撤军命令。这一决策虽属无奈，却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在我军主动撤离的过程中，按照常理应该能扭转不利局势，但出乎林彪意料的是，无论解放军怎样后撤，敌军始终紧追不舍。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提到的那件事。
林彪认为，队伍里出了内奸，这个人就是当时担任作战科科长的王继芳。
王继芳出生于重庆，年仅14岁便加入了红军队伍，全程参与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被提拔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在吉林省梨树县梨树屯驻军期间，王继芳被一名国民党女特工盯上并接近。
王继芳误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在此期间，他丧失理智，在部队撤退时，抓住机会，趁战友不注意，带着那名女子和东北民主联军的关键情报投敌。
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获悉林彪麾下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投诚后，倍感欣喜，不仅亲自出席了他与一名女特务的婚礼，还直接授予他少将参议的职务。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杜聿明对王继芳的重视，也反映出国民党对争取敌方高级军官的积极态度。
林彪当时心里非常恼火，恰巧因为电台的事情，他的怒气更大了。
李作鹏作为参谋处长，原本是王继芳的上级。然而，在王继芳叛逃、部队遭遇失利的情况下，李作鹏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机，反而与苏静、何敬之等人一同饮酒享乐，完全忽视了当时的严峻形势。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职责，也反映出他对局势的漠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林彪怒火中烧，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就把他们的酒桌给掀翻了。
林彪大动肝火，在解放战争期间，甚至他整个带兵打仗的岁月里，都是极其少见的。这种激烈的情绪爆发，在他一贯冷静克制的行事风格中显得格外突兀。作为一名以沉着著称的军事将领，林彪通常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这次发火确实让人感到意外。这种反常表现，反映出当时局势的特殊性，以及他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
李作鹏后来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前往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陈正人处，痛哭流涕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没过多久，林彪就联系了李作鹏，明确表示打算让他担任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参谋长一职。
林彪提出了三点考虑，首先，基层干部队伍需要充实；其次，李作鹏对第一纵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最后，李作鹏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调任第一纵队后，能够提升部队的指挥水平。
李作鹏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林彪的决策。
当时他心里很清楚，从总部调往部队任职，意味着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淡化。这种人事变动，实际上反映了两人之间日渐疏远的现实。
之后，李作鹏先后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第六纵队副司令以及第43军军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参与了1947年东北地区的夏季、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并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等重要军事行动。
1950年，李作鹏与韩先楚联手，共同指挥了40军和43军，参与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1955年，李作鹏荣获中将军衔。这一荣誉标志着他在军事领域的卓越贡献和地位。他的晋升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军事体系中对优秀将领的重视。李作鹏的军衔提升，为他在后续的军事生涯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军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8年，李作鹏迎来了94岁生日。林豆豆，林彪的女儿，特意准备了一尊林彪的雕像作为贺礼。当李作鹏接过这份礼物时，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内心深受触动。
1949年末，重庆警方接到线索，迅速逮捕了王继芳。局长亲自审问他：“有人举报你曾在四野部队叛变……”
王继芳被抓获后，四野部队将其押解至武汉。在公开审判中，他被认定为罪大恶极，经过群众参与的万人大会审，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