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年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训练新军以图自强。袁世凯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天津小站开始编练新军。他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训练方法，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新式军队——北洋新军。这支军队成为了袁世凯日后政治生涯的重要资本。袁世凯深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单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积极与朝中权贵交往，尤其是得到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赏识和支持。同时，他在官场中善于钻营，左右逢源，逐渐在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1901 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清政府最有权力的封疆大吏之一。此时的他，不仅掌控着北洋新军，还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表现出积极改革的姿态，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如创办新式学堂、发展实业、改革司法制度等。这些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然而，袁世凯的野心并不止于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袁世凯一方面利用北洋新军对革命党人进行军事威慑，另一方面又与革命党人暗中接触，试图通过谈判来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最终，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革命党人答应如果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就推举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随后，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了他对中国的统治。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并没有真正践行民主共和的理念，而是一心想要建立独裁统治。他首先对革命党人进行打压。1913 年，宋教仁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重大胜利，宋教仁也有望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派人刺杀了宋教仁。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的愤怒，孙中山等人发起了“二次革命”，但由于革命力量分散，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
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进一步加强了对政治的控制。他解散了国民党，取消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得国会无法正常运作。随后，他又操纵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将总统权力无限扩大，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在经济方面，袁世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量举借外债。他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为代价，换取列强的支持和贷款。这些外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更加依赖于列强，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在军事上，袁世凯不断扩充北洋军的实力，同时削弱其他地方军队的力量。他通过任命亲信将领、控制军队编制等手段，将北洋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随着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巩固，他的称帝野心也逐渐显露出来。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封建帝制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一些封建遗老遗少和保守势力，对民主共和制度并不认同，他们渴望恢复帝制，认为只有皇帝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袁世凯身边的一些亲信和谋士，如杨度、梁士诒等人，为了迎合袁世凯的野心，也不断鼓吹帝制。杨度是袁世凯称帝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撰写了《君宪救国论》，宣称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中国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富强。他还组织了“筹安会”，公开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梁士诒则利用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为袁世凯称帝筹集资金和拉拢支持。他通过控制金融机构和企业，为袁世凯的称帝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他还在各地组织请愿团，要求袁世凯称帝。
除了这些内部因素外，外部列强的态度也对袁世凯称帝产生了影响。一些列强为了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希望袁世凯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因此对他称帝表示默许或支持。例如，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就暗示如果袁世凯接受这些条件，日本将支持他称帝。1915 年，袁世凯认为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首先，他在舆论上进行铺垫。除了“筹安会”的活动外，袁世凯还授意一些报纸和文人，大肆宣扬帝制的好处，为称帝制造舆论氛围。同时，他还组织了各种“请愿团”，包括商人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等，纷纷向袁世凯上书，要求他称帝。
在政治上，袁世凯操纵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投票。这些代表大多是袁世凯的亲信和支持者，投票结果自然是一边倒地支持实行君主立宪制，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为了让称帝看起来更加“合法”，袁世凯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律程序。他颁布了《新皇室规范》，对皇室的继承、礼仪、待遇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同时，他还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为建立帝制政权做准备。在筹备过程中，袁世凯还花费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建造宫殿、制作龙袍、铸造纪念币等。他梦想着能够像古代皇帝一样，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耀。袁世凯的称帝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反对。在国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他们再次发起了反袁斗争，组织了护国军，掀起了“护国运动”。护国军在蔡锷、唐继尧等人的领导下，在云南等地起兵讨袁，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除了革命党人外，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也对袁世凯称帝表示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袁世凯的行为是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背叛，是历史的倒退。例如，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称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国外，袁世凯称帝也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虽然之前一些列强对他称帝表示默许，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担心袁世凯的称帝会引发中国的内乱，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例如，美国政府就对袁世凯称帝表示了不满，认为这不符合美国所倡导的民主原则。
日本在看到袁世凯称帝引发的国内反对浪潮后，也改变了态度。它担心袁世凯的政权不稳定会影响到日本在华的利益，于是开始对袁世凯施加压力，要求他暂缓称帝。在国内外的反对浪潮下，袁世凯的政权开始摇摇欲坠。北洋军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些将领对袁世凯称帝表示不满，不愿意为他卖命。例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元老，虽然曾经是袁世凯的亲信，但在称帝问题上与他产生了分歧。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不再积极支持袁世凯。
随着护国军的不断壮大，袁世凯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他不得不调集大量的兵力前往南方镇压，但由于军心涣散，战斗力大打折扣。在经济上，袁世凯称帝的巨大开支使得财政陷入了困境。为了筹集资金，他不得不增加税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民心和威望，无法再挽回局面。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忧愤交加中死去，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