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也是伤亡惨重精疲力尽，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作战，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这个时间段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一直维持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为止。

侵华日军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作战特点是，第一不再扩大新的占领区，而是巩固已经侵占的地区来“以战养战”，此间敌后抗日战场的压力大增。日军大本营在《大陆命第241号》中，曾经明确规定：“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

第二是四处扶植汉奸伪政权，搞所谓的“以华制华”，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日军大本营甚至一度削减了关内日军的数量。

第三就是保持和加强第11军的战力，使其成为在华唯一的“野战兵团”，在华中地区负责牵制百万中国军队，必要的时候以“短切突击”的战术，来捕捉和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进而不断对重庆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迫其谈判或投降。

因此在这六年时间里，日寇第11军虽然发动了多次进攻战役，但基本是“短切突击”战法，即以精干力量突然发起攻击，战役结束各部退回原驻地，除非大本营特别要求“确保”的城市。并且在实际作战中，日军从来没有溯江西犯重庆的计划，第11军高峰时期也就七个师团拢共20多万日军，需要驻守的面积广大，能够集中起来的野战力量有限，并不具备这个实力和能力。

枣宜会战形势图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冈村去职，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接到大本营的指令，发起一次较大规模攻势，旨在歼灭第五战区主力，同时相机占领宜昌并彻底破坏之，用以“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

园部和一郎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汉水两岸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攻略宜昌。战役于5月1日打响，中国方面称之为“枣宜会战”，也就是随枣和宜昌。

枣宜会战的第一阶段，李宗仁的指挥有些欠佳，第五战区各部在11万日军的突然打击下纷纷陷入混乱和溃败，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东渡汉水增援，也遭日军反包围，力战殉国。

这个时候李宗仁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挽救汉水两岸的战局，他急电重庆要求出动“江防军”北上增援，理由是宜昌方向并无敌情，而汉水两岸形势危急，第五战区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从军事委员会到第五战区，终于还是中了圈套被日本人调动了，由于中国军队机动性较差，江防军主力还在向北移动的路上，园部指挥的日军三个主力师团突然脱离战斗，直扑几乎成为空城的宜昌。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8日，日军13师团攻陷沙市，前锋直指宜昌，第3和第39师团也作出了对宜昌的南北夹攻态势，重庆军委会这才如梦初醒，然而宜昌周围已无有力部队了。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抽调拱卫重庆的第18军乘船紧急驰援宜昌。众所周知，第18军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也是黄埔嫡系之嫡系，眼珠子一般的存在，武汉会战后，即调往万县整补。

万县那是什么地方，四川的东大门，重庆的屏障，所以第18军承担着重庆卫戍部队之责，时任军长彭善，下辖方靖第11师、罗广文第18师和宋瑞珂的第199师，整补完成后，齐装满员且粮弹充足。

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也被紧急任命为“战场右兵团”总司令，统一指挥第33集团军、第29集团军和江防军确保宜昌，可是其他部队都远远落在日军的后面，真正能够抵御日军的只有火速赶来的第18军。

彭善率第18军于6月8日傍晚到达宜昌，由于船只有限，陆续到达的只有两个师：第18师和第199师，旋以第18师担任宜昌守备，以第199师在外围策应。

按理说，宜昌城防工事修了一年多，粮弹两足，怎么也得守上几天吧？然而在日寇第13师团的猛攻下，第18军在宜昌仅仅撑了不到48小时，就被迫弃城西撤，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

许多战史文献给出的理由是，第18军属于“仓促布防”，其实根本不成立，宜昌的防御体系和工事很完备，作战部队就算新接手，两天时间也足以熟悉战场环境了，关键还是战斗力不足。

前面介绍过，日军这一时期的作战思想是“短促突击”，因此并未打算长期占领宜昌，日寇彻底摧毁了宜昌的军事设施，带着缴获的物资于6月17日凌晨奉命“反转”，同时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通通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

既然日寇撤了，被撵到城西山区的第18军便追了出来，当天早晨“收复”宜昌城，然而彭善和他的部下们屁股还没有坐热乎，就听到了枪炮声：日寇又杀回来了。

原来，就在日军第13师团刚刚撤到宜昌以东十多公里时，园部和一郎接到了派遣军总司令部转来的大本营急电：“第11军应确保宜昌”，那就是日军必须折回去，重新占领宜昌。

这个方案是东京参谋本部提出来的，日军认为，在德军横扫西欧的情况下，侵华日军应该保留一定的前进基地，以备必要时候对重庆进行彻底一击，因此必须长期占领南宁、宜昌这两个袭击抗战大后方的触角。于是第13师团奉命掉头，重占已经被他们彻底破坏的宜昌。这次也别怪第18军无能了，因为城里连像样的工事都没有了，日军6月17日下午再次击溃第18军主力，重入宜昌城区。

陈诚也挺恼火，自己的看家部队如此不争气，让日军一个师团先后两次撵出宜昌，简直丢人丢大了。其实要怪就怪他自己，对18军过于宠溺和保护，反而害了这支精锐部队。

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开始，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第18军根本没有参加过真正的硬仗恶仗，一直呆在后方养精蓄锐，脱离战场久了，战斗力自然直线下滑，被打满抗日全场的第74军逐渐甩在了身后。另一方面，陈诚为了扩大“土木系”的实力，不断将第18军的基干部队抽出去扩编新部队、收编杂牌军，使第18军的人事和序列频繁变动，除了第11师始终保留外，另外两个师的番号跟走马灯一样变化。造成的后果就是，无论谁当第18军的军长，先都要花大把时间，去熟悉另外两个师的官佐和部队，全军的战斗作风亦难以传承，进而影响了作战能力，一支部队“太宠”真不是好事。

陈德

宜昌陷落后，鄂西川东的军事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守住西进四川的门户，军委会下令新组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设长官部于恩施，与日军在宜昌以西的山地形成对峙，这片山区的中央有一座要塞：石牌。

第18军军长不久又换成了方天，身兼巴宜要塞守备司令，陈长官痛定思痛，决定把第18军顶在第一线“锻练队伍”，于是这支心腹部队不再充当警卫，驻于宜昌以西山区，跟日军鸡犬相闻。

宜昌保卫战是陈诚心头的一根刺，第18军的表现也大失水准，所以这个责任陈诚是必须要承担的。

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宜昌沦陷，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五年多的时间里，第六战区坐拥数十万大军，却始终没能收复宜昌，一方面是高层指挥的水平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重庆政府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令人感叹。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读懂抗战之艰难以及中国军民在十四年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