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

“对人来说，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是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献给他人。”——苏霍姆林斯基

1936年，“红色牧师”董健吾被请到了宋庆龄的住处。

宋庆龄交给他了一项特殊任务，带一个美国记者到陕北红区。

出生于上海西郊青浦镇的董健吾，从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17岁考进圣约翰大学，结识了同学宋子文、顾维钧。

毕业后在神学院进修了两年后，成了一名真正的牧师。

1927年，爱国主义思想迅速萌发的董健吾，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利用牧师的身份，收养了一批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在上海的子女。

因为与张学良、宋子文、宋庆龄的关系都不错，董健吾渐渐扮演着“国共纽带”的角色。

所以，当一个美国记者从北京到达上海，带着一封介绍信、两家照相机、24个交卷，向宋庆龄提出想到陕北红区采访的请求时，宋庆龄便想到了董健吾。

斯诺和宋庆龄

这个美国记者便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斯诺，家里经营着一家小型印刷厂，外祖父、外祖母分别是德国籍、爱尔兰籍。

父亲的愿望是让斯诺接手家里的小产业，将印刷厂发扬光大。

可倔强的斯诺并没有按照父亲的规划前行，而是选择了当一名记者。

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的他，只身来到遥远的中国，这一年斯诺23岁。

到达上海后的他出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他要把真实的中国带给世界。

斯诺，这个译名实际上并不准确，早在斯诺初到上海时便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施乐，大概是取“乐善好施”的意思吧。

不过后来胡愈之先生翻译斯诺的书时，将他的名字译作“斯诺”，后来也就沿用至今。

董健吾给斯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布大褂，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

到达陕北，斯诺告别了幽默诙谐、谈吐不凡的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

“红色牧师”董健吾

在这里斯诺也见到了他最想见到的人——毛主席。

1936年，对于红军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绝望的终点，这一年是希望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冲破五次围剿，成功在陕北会师，他们要从这里开启新的征程。

对于斯诺的到来，中共中央是欢迎的，毛主席也是同意的。

中共中央正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西方记者客观公正地报到红区的情况，向外界传递正能量。

1936年6月，红军给斯诺办的欢迎仪式既简单，又隆重。

简单在于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礼炮；隆重在于简陋的司令部门口两排士兵昂首挺胸的站立，抵达缓缓响起的军乐让人感动。

身体有恙，呈现病态的毛主席，对斯诺依然热情。

所以毛主席给斯诺留下的印象便是：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然而，两个人面后的第一次交谈，就让斯诺刻骨铭心，因为毛主席太健谈，身体不好，却精神抖擞，一直从九点谈到深夜。

斯诺不知道毛泽东的习惯，毛泽东经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作息时间已经相当固定，到了晚上毛泽东的精力反而变得更加的旺盛。

斯诺不一样，第一天的采访到了半夜，斯诺已经疲惫不堪，他只想回去美美地睡一觉。很多时候都是毛主席主动结束谈话，让斯诺回去休息。

就这样，十几个日夜过去后，斯诺听了毛主席四十多个故事，也被这个面容消廋，内心强大的人所折服。

身在延安的毛主席

三个月后，主动请缨的斯诺在前线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脑海中抹不去的是一大堆知识分子高呼民众的自由、独立、觉醒，在这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民族的力量。

他知道，在民生凋敝的乱世中，这支红色军队，才是真正的革命火种，他们才有灵魂，更有希望。

1936年10月，结束了对毛主席采访的斯诺决定回到北京，将大量的口述资料整理后形成报告。

在北京，斯诺曾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这里他们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

他和夫人海伦·斯诺都很喜欢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美丽风光：

“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未名湖）。”

1937年2月，斯诺用震撼世界的历史篇章——《西行漫记》，把神秘的陕北红区展示给世人，把最伟大的领袖介绍给了全世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所在地陕北，有着一片全新的天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这一边，它如同一颗闪亮的红星照耀着中国。”

很快，斯诺又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上《时代》杂志的老板用2000美元将斯诺为毛主席拍下的八角帽照片买走了。

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

第二年初，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照片的照片便登上了《时代》的生活副刊上，世界也真正开始了解这个拯救中国，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伟大领袖。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来到陕北，第二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相对于第一次采访的轰动，这一次造访斯诺则低调了许多，后来也很少提及。

这一次和毛主席的对话中，他们谈了陕甘宁边区，谈了中国革命，谈了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还谈了抗日和民主。

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毛泽东说：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在欢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的宴会上，毛主席介绍斯洛时，这样说道：

“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就这样，斯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晚年的斯诺和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1941年，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的斯诺，离开了中国，去往东南亚和印度采访，这一别就是19年。

1960年6月，斯诺终于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也见到了当年燕京大学的师生和友人们。这时，为了逃避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斯诺已经举家移居瑞士日内瓦。

此后，斯诺又到过两次中国，一次是1964年重回北大，一次是1970年国庆日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2年，身患癌症的斯诺，身体虚弱，毛主席得到消息后，特意派遣了一支医疗小组奔赴瑞士，帮助他治疗疾病。

见到中国医生的那一刻，斯诺心理充满了温暖，然而病魔毕竟无情，2月15日，中国人民的朋友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生前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1973年10月19日，斯洛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洁白的汉白玉墓碑上这样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埃德加·斯诺的墓

斯洛也如愿将自己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赫德森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园中，另一半的骨灰则葬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边，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眺望颐和园和西山，看着中国一天天变强。

毛主席这样评价斯诺：

“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人有国界，而爱无国界，生命有限，而爱无限。愿世界多一点爱，多一点帮助吧！

文/轩羲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