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1年的辽阳城下，一场决定明朝在辽东命运的决战惨烈上演。坐拥八万之众、依托坚固城防的明军，本应有能力抵御后金的兵锋，却最终以一场令人扼腕的惨败告终，辽东防线随之土崩瓦解。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战略失误与指挥迷局，导致了这场堪称国殇的溃败？

风雨飘摇的辽东局势

回顾辽阳大战前夕，明朝在辽东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两年前的萨尔浒之战，明军主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攻守之势彻底逆转。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铁骑，凭借其引以为傲的野战机动性，开始步步蚕食明朝疆土。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即便是沈阳城，也在川浙援军于浑河两岸血战殉国后，最终陷落。

沈阳的丢失，将辽阳推到了风口浪尖。作为明朝在辽东的行政中心（辽东都司驻地）和最后的战略重镇，辽阳城的城防工事远胜沈阳，城内及周边卫所集结了号称八万的兵力。然而，这八万之众，成分复杂，既有先前战役的残兵败将，也有未经大战考验的二线守备部队，其整体战斗意志与战力，已难与萨尔浒、浑河时期的精锐相提并论。

错位的将帅与致命的抉择

面对后金军的逼近，明智的策略无疑是固守坚城，利用火炮优势消耗敌军，迫使不擅攻坚的后金骑兵在城下付出惨重代价。这本是明军为数不多的优势所在。然而，历史却在此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主持辽东军务的经略袁应泰，是一位在士林中声望颇高、以清廉和治理水利闻名的文官。他忠心可嘉，最终以身殉国，但其军事才能，尤其是面对后金这样凶悍对手时的应变与决断，显然与其职责严重不符。这位“水利专家”在面对战场上的瞬息万变时，做出的决策，几乎是教科书式的反面教材。

1621年3月，当后金大军兵临城下，袁应泰并未选择坚壁清野、固守待援，反而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决定——主动出击。这无异于将己方最大的优势（城防与火器）弃之不用，而去迎合敌人最擅长的野战。

三次出击，三场灾难

悲剧性的序幕就此拉开。三月十八日，后金军稍作佯攻后诈败，成功诱使一部分急于立功的明军出城追击。结果可想而知，这支部队在城外旷野陷入后金军的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没。

一次失利并未唤醒袁应泰。十九、二十两日，更大规模的明军主力，竟两次倾巢而出，在辽阳城外与后金军展开主力决战。明军步兵在开阔地带面对后金骑兵的冲击，阵型屡屡被撕裂，伤亡惨重。野战能力的巨大差距暴露无遗。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城外激战、明军阵脚大乱之际，辽阳城西门的火药库突然发生爆炸，引发大火（其原因至今存疑，或为意外，或为内奸破坏）。这一突发事件彻底摧毁了城内守军的士气，并为后金军提供了突破口。

城破殉国，辽东易手

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军趁乱攻入城内，激烈的巷战爆发。袁应泰亲自率领由家丁组成的精锐“虎旅军”进行最后的抵抗，但这支部队在残酷的近身搏杀中几乎全部战死。巷战持续至下午，大势已去。绝望之中，辽东经略袁应泰、辽东巡按张铨选择自尽殉国，多位总兵战死。辽阳，这座明朝在辽东最后的堡垒，彻底陷落。

辽阳的失守，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下的关键一环，引发了整个辽东防线的全面崩溃。明朝势力被彻底逐出辽东腹地，只能退守辽西走廊。袁应泰固然忠勇可叹，但他一系列违背军事常理的指挥，无疑是导致这场惨败的首要责任人。兵力、城防、火力三大优势，在他的调度下形同虚设，反而将部队的野战劣势无限放大，最终断送了辽东。

辽阳之败，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创，更是对明朝士气的沉重打击。此后，明廷虽紧急调派熊廷弼经略辽西，试图稳住阵脚，但内部的党争倾轧（熊廷弼与王化贞的不和）以及后续广宁之败再次证明，辽东的困境，已非一人一时之失，而是明末诸多弊病在军事上的集中体现。辽阳城下的悲歌，成为了明朝走向衰亡乐章中一段沉痛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