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海外殖民帝国在1930年左右达到顶峰，卡萨布兰卡的城市建设，亦从1930年代逐渐脱离帝国的规划，借助帝国的力量，殖民城市逐渐繁荣，与帝国的式微形成对比。1930年后卡萨布兰卡城市呈多样化发展，且与外界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密切，逐步参与到全球贸易网络中，帝国不再是城市发展规划的主导力量。

利奥泰港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交通系统的建立，促进贸易往来增加，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的移民。随着卡萨布兰卡人口增长，住房问题也逐渐凸显，棚户区问题不断扩大，卡萨布兰卡原有的空间秩序逐渐被打破。法兰西帝国派遣艾克查德对城市住房进行重新规划，但未能改善城市民族起义运动频发的状况，殖民城市的建设最终成为拖垮法国海外殖民帝国的重要力量。

利奥泰和普罗斯特为卡萨布兰卡的发展奠定基础，港口的建设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城市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城市中穆斯林、犹太人、欧洲人混住，城市建设后期也吸引北非的突尼斯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定居，二战的爆发致使大量的士兵聚集到卡萨布兰卡，城市的内部出现了人口多元化，建筑物风格多样化的趋势。

贸易、战争、城市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导致很多移民、游客、劳动力和欧洲的投资商人的增加。这些外来移民分为不同的阶层也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上层阶层住在别墅，中产阶级住在公寓，下层民众则与当地人混住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

1920-1960年，卡萨布兰卡城市人口呈多样化，人口包括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瑞典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城市建设也呈多样化，例如法国派往到卡萨布兰卡的城市设计师，有在法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意大利的建筑设计经验，而城市的真正建设者是投资商人、富裕的欧洲人、犹太人和法国资本家，负责建筑的工人大多是当地人，因此城市设计的受到不同阶层人的影响。

1912年卡萨布兰卡有2万多居民，1917年人口增至3.5万，到1931年，更多的工人加入到港口的建设中，城市人口增至8.5万。战争时期军事建筑和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1947年城市人口达到47万。

其中欧洲人口占比达到66%，犹太人口占比12%，这些犹太人大多是军人、商人、企业家、工人、公务员、冒险家、投机者等。城中的穆斯林是社会的无产阶级，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家庭佣人等犹太人在卡萨布兰卡的城市建设中占据很重要地位。

1830年后卡萨布兰卡的犹太商人逐渐增多，20世纪初城市中的犹太人达2000左右。他们建设犹太社区迈拉、犹太讲堂和私立学校等。犹太人的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也接收一些当地的穆斯林，庆祝犹太节日和伊斯兰节日，在校的穆斯林学生和犹太学生之间的友谊可以保持到校外，改善了两个家庭的关系，同时也促进犹太社区和穆斯林社区的关系。

1897年法国建立了一所以色列伊斯兰大学联盟学校，教授法语，也为当地犹太人提供初等教育和职业培训。1907年在“卡萨布兰卡大屠杀”中，犹太人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1912年卡萨布兰卡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才，犹太人在城市经济中的商业、工业部门担任要职。

犹太人的经商手段，在卡萨布兰卡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作用，他们的地位也因此上升。许多犹太人成为了律师、公证人、技术工人上层精英、法国商业公司的代理商、官僚机构的成员和法国政府的供应商。

移民打破了卡萨布兰卡的城市空间隔离。此前，普罗斯特制定道路的改造计划，推出改善城市卫生措施，防止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病，例如建设公园作为隔离带，以防止穆斯林在新城中聚集。普罗斯特还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虽然这种分区使种族没有实现大规模的融合，但是穆斯林、犹太教、基督徒之间居住的区域没有绝对的分界线，部分富裕的摩洛哥穆斯林居住在欧洲区，一些贫困的欧洲人也与棚户区的穆斯林混住。

法国资产阶级占据城市的主导地位，居住在中心的别墅区，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居住在混合社区。例如一些意大利人有汽车的专业知识，或以以自己企业家或者建筑工人的身份居住在市中心，西班牙人是法国人之后的欧洲第二大移民群体，他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居住区。城市建筑风格的多样化亦可以反映出城市转型与多元文明混合。

在法兰西帝国到来之前，摩洛哥的建筑主要受来自西班牙穆斯林的影响，形成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摩尔建筑风格。这种风格的建筑体现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表示摩洛哥收容了被再征服的西班牙穆斯林，也深受安达卢西亚文明的影响。

法兰西帝国到来后，城市出现了新的欧洲艺术风格，这样的转变在卡萨布兰卡建筑装饰中有所体现，典型代表是卡萨布兰卡的马格里布银行。银行的外形轮廓是法国的建筑风格，百叶窗的装饰上绘有花束，还有采用的德国雕刻技术，以及一种一般用于摩洛哥皇室的装饰“泽丽”的马赛克。部分建筑装饰使用新型材料“花岗岩”，建筑内部的入口、坡道、窗台和地板，均采用意大利威尼斯宫殿地板的“水磨石”以方便冲洗，城市建设使用新的建筑材料混凝土。

1923年法国官方出版《摩洛哥的文艺复兴》中，报道普罗斯特在摩洛哥的城市建设与佛罗伦萨艺术家的行为类似，实现了14和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法国将他们在卡萨布兰卡的建筑艺术称为“阿拉伯文艺复兴”，建筑采用西方的形式和卫生技术，但保留摩洛哥建筑的露台、庭院和凉廊。装饰使用灰泥、木制屏风、马赛克瓷砖、马蹄形拱门和拱形支撑。

1930年后，城市中欧洲和美国的建筑增多，代表建筑是圣心教堂、行政广场和阿拉伯联盟公园。虽然法国禁止传播基督教，但是很多移民到卡萨布兰卡的欧洲人本身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在城市中建设如“鲁尔德圣母教堂”和“圣心主教教堂”的教堂，这些教堂都是“新摩尔”式建筑。

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移民到达卡萨布兰卡，致使旧麦地那人满为患，棚户区问题开始出现。国内移民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城市内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二是农村地区出现的贫困和饥荒，三是卡萨布兰卡新城的建设吸引国内移民。帝国侵占摩洛哥农村地区的土地，再加上农村地区出现的饥荒与疾病，迫使大量的穆斯林从内地迁移到沿海城市。

但由于当地穆斯林在城市中劳动力素质低，因此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从事低薪酬的工作，他们被迫居住在房租较低的棚户区。1940年代城市移民激增致使住房拥挤，棚户区面积增加，城市空间发展陷入混乱，帝国虽然对棚户区采取改造措施，但是成效甚微。卡萨布兰卡的棚户区居住大约有13万的摩洛哥人，棚户区距离欧洲中心区约5公里，临近工业发展区，附近有石灰厂、水泥厂、摩洛哥装卸厂和制糖公司等。

他们中的39%是建筑工人和装卸工人，42%是小商业和手工业者，还有一些在工厂或者欧洲家庭工作的妇女。这些棚户区的对面是穆莱谢里夫区，这个区域有共有大约5万人，还居住着几百名欧洲人，摩洛哥犹太人以及的摩洛哥工人。

居住在欧洲区的人认为，棚户区是当地穆斯林聚集地，会威胁社会秩序或影响城市景观。随着城市的开放，棚户区的人会前往欧洲区工作，欧洲人担心被棚户区当地人侵入，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或者因对法国当局不满而发动暴乱。

当时的城市官员丹尼尔·里维特以改善卫生问题为由，颁布城市空间隔离政策，1938年又以此为由，拆毁了中部的9500所小型棚户屋并将其整合到郊区。城市棚户区的居民被驱逐到城市边缘，最终形成两个大的棚户区：“中央采石场”和“本·米西克”，这两个地区与旧麦地那并列成为摩洛哥穆斯林的主要居住区。

1945年之前，倡议控制棚户区的发展的主要是私人力量，例如一些法国私营企业主，他们建造工人住宅保障其劳动力的使用，但是市政当局和法国政府允许棚户区的存在埋下了城市革命的种子。

1945年后，民族主义者通过学校、工会等在卡萨布兰卡的贫困地区得到了支持拥护，棚户区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棚户区的社会卫生问题此时便转变成了政治和安全问题。在国际舆论中，棚户区更是法国殖民管理失败的象征，为了扭转这种状况，法国开始着手为棚户区的居民建立新的居住点，以实现棚户区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