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本期将继续讲述飞虎队在抗战期间的战史……

1942年6月6日，空军第5路司令王叔铭上校在巫家坝机场召见了志愿队的全体人员，向33名飞行员与三名地勤人员颁发“云麾勋章”，以嘉奖他们这段时间的英勇表现。随后在中国空军礼兵的见证下，王叔铭又分别颁发“五星序”与“十星序”奖章给成为王牌英雄或者双料王牌英雄的志愿队飞行员。仪式结束后，陈纳德故意命令志愿队的飞行员驾驶飞机由巫家坝机场起飞，往重庆的方向飞去，但实际上仅是飞往昆明郊外的一座临时机场降落，他们的目的是要欺骗在昆明市内活动的日本间谍，让他们误以为志愿队的飞机已经准备要执行战时首都的防空任务。

王叔铭上校

事实上，陈纳德确实有保卫重庆空域的作战计划、而且他也确实于6月9日命令第1中队与第2中队的P-40B与P-40E转往四川的白市驿机场驻防,只留下第3中队的14名飞行员与八架发动机过于老旧、已经无法执行远程作战任务的P-40B保卫昆明的安全。

尽管保护重庆的安全是当年国军成立美国志愿队的动机之一，不过陈纳德在考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日战区将成为日军大后方的重要因素，决定对中国的沦陷区采取主动攻击的态势，于是命令第1中队的地勤人员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DC-3客机飞往广西省桂林,做好迎接第1中队转战东战场前线的准备。如同衢州机场一样,桂林的空军基地是作为B-17空袭日本本土计划而设计出来的,所以不仅有非常现代化的虱道，而且周边特殊的石灰岩地形，也可以让志愿队与中国空军的飞机躲藏于坚固的山洞里，以抗击来自于日军的轰炸。

巫家坝机场

在这座紧邻战场最前线的机场，志愿队的作战室与宿舍也都被设计于石灰岩山洞的正下方，如同昆明的第一招待所一样，淋浴室、餐厅与俱乐部等设施在这里也是应有尽有的。由于先前美国志愿队将作战焦点摆在滇缅战场的原因，广州日军第23军飞行队从5月19日开始便不断地对桂林、柳州、南雄、赣州与衡阳等机场发动攻击行动，其目的不仅是在于封杀中国空军在这块区域的行动，同时也让独立飞行第84中队所装备的“二式”复座战斗机“屠龙”，能够在不遭退敌人有效反抗的情况下测试其实战能力”。

6月10日，志愿队第1中队的地勤人员发现一架来自于飞行第54战队的“九七式”战斗机于桂林机场上空盘旋，紧接着就是来自于飞行第90战队的“九九双轻”与独立飞行第84中队的“二式”战斗机出现，然后在中国空军稀疏防空炮火的反击下对桂林机场展开如入无人之境般的炸射。所幸因为这座机场长期没有飞机驻防的缘故，日军在不是很重视的情况下并没有对桂林机场带来太大规模的破坏。陈纳德与第1中队的11架P-40B及P-40E战斗机,分别于6月10日晚间与6月11日傍晚进入桂林空军基地。

在得知这个情报后，第23军飞行队决定于6月12日出击桂林，除了派出飞行第90战队的“九九双轻”五架与飞行第54战队第3中队长林弥一郎率领的“九七式”战斗机八架外,还命令独立飞行第84中队的家入二郎曹长指挥五架“二式”复座战斗机“屠龙”参加这次攻击行动，计划在志愿队的主力进驻华中各基地以前将第1中队的先遭部队全数歼灭。由于陈纳德于同一天有攻击计划的原因，志愿队第1中队的飞行员于早上三点多便起床进人待命状态，也因此当这批日本飞机于早上7点55分进入桂林领空时，志愿队的P-40E与P-40B已经在空中等待他们的到来。

在陈纳德的命令下，乔治·伯格德．罗伯特·尼尔与查尔斯-庞德三人的机队分别维持在21000英尺、18000英尺以及15000英尺的高度盘旋，当伯格德发现飞行第54战队的机群掩护着“九九双轻”出现时，他即刻驾驶着P-40B对“九七式”战斗机发动俯冲攻击，但是在一连扫射了三次后伯格德却发现自己没有打伤任何敌机。忽然，他看到艾伦·莱特(Allen M.Wright)的P-40B正在追击一架“轰炸机”，而后方有一架“九七式”战斗机正在对莱特的飞机进行射击，迫使自己在目睹莱特的飞机被打到起火燃烧的情况下放弃了眼前的攻击目标。伯格德随即驾驶着P-40B攻击那架“九七式”战斗机，将其赶走，莱特的飞机得以安全返回桂林机场落地;不过对于莱特而言，当天他真正要感谢的对象可能是把他打到起火燃烧的那架“九七式”战斗机，因为他一开始攻击的那架“轰炸机”其实是“屠龙”。

护送莱特的飞机返回机场降落后,伯格德与先遣的第23战斗机大队飞行员罗姆尼·麦斯特斯(Romney Masters)）少尉驾驶的飞机一同在空中发现了一架“九七式”战斗机与一架日本“轰炸机”，于是伯格德决定将比较简单的“轰炸机”让给麦斯特斯少尉，自己去与“九七式”战斗机纠缠。这一次伯格德还是没有在第一次俯冲攻击就将“九七式”战斗机击落，相反地他却看到麦斯特斯少尉所攻击的那架“轰炸机”性能极度的灵活，于是伯格德也加入了这场对抗“轰炸机”的空中缠斗。

在P-40B与这架由家入二郎亲自驾驶的“屠龙”陷入苦战之际，飞行第54战队的那架“九七式”战斗机又回头来对伯格德进行射击，将其左副翼打到毁损，于是愤怒的伯格德又对“九七式”战斗机发动攻击，在将这架日本战斗机的一边机翼打掉并导致其坠毁后，伯格德的两挺12.7毫米机枪也发生了故障而无法发射,不过他依旧对那架“屠龙”紧追不放。

很快地，伯格德就将家入二郎逼到了一座石灰岩山谷内，持续地用自己机翼上的7.62毫米机枪不断射击眼前的敌人，双方的飞行高度仅150英尺而已，最后伯格德的其中一挺12.7毫米机枪恢复了作用，于是他又一次的对“屠龙”集中射击，直到目睹这架复座战斗机的左机翼被打掉、后座机枪手跳伞以及整架飞机坠人地面爆炸的画面后，才结束了这场刺激的追击行动。

另外一方面，罗斯伯也在使用对头攻击将一架“屠龙”击伤后，于执行第二次攻击时将其击坠地面。至于查尔斯·庞德所驾驶的P-4OB则先为一架“屠龙”打伤，然后再遭遇两架“九七式”战斗机追击，虽然他运用“战斧”战斗机卓越的俯冲能力甩开了敌人，但是失去动力的飞机最后还是不得不迫降于一块稻田中。这是庞德第二次遭到击落，所幸在永福县的传教士帮助下，他再度获得中国军队的协助并返回了桂林，沿途庞德被视为英雄般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志愿队方面宣布这一次的空战共击落了日军九架飞机，第23军飞行队的损失或许没有那么惨重,但确实也让人感到不堪入目，当天他们被击落的飞机为“九九双轻”与“九七式”战斗机各一架，再加上“屠龙”两架，另外还有一架“屠龙”于返航时坠毁，就连飞行第54战队第3中队长林弥一郎的座机也被打了34个弹孔”。对于这次空袭的结果，第23军飞行队作出了以下的结论:

12日桂林之战斗为第一次对P-40机之战斗，虽然击落不少敌机，但我方损失亦不轻。亦即双轻部队全数中弹，翌日可出动者只有两架。历经百战，战技优异之九七战部队，对此次战斗表示并不足以为惧，但对敌机独特之“经一击旋即脱离”之战术引起大家议论纷纷。特别是损伤最多之复座部队。二式复战机战斗上之缺陷暴露无遗，诸如回旋战斗能力不足、爬升时机身之强度不足、易燃性大等。在九七战部队之问题方面，认为在行动半径顶端附近进攻敌机时，或敌机趁我机返航实施追击时应如何应付，成为一大问题。于是如何有效对抗P-40成为先决之课题。此后之攻击因飞机损伤累累有待维修，故至6月中旬底飞行队主力之进攻暂不予实施。从此激烈空战中，派遣军及飞行团等均深感航空作战不能委由地面部队指挥，因此航空统一指挥之必要性再度抬头。

空战结束后，从加入二郎座机中成功跳伞并生还的机枪手本田二一军曹遭到中国军队的俘虏，并且被带到桂林基地接受志愿队第1中队的侦讯。他们先是问本田为什么参加这场战争，本田的回答是自己不知道，而在被问到是否相信日本会赢得战争胜利的间题时，本田的答案则是不予置评，他唯一明白交待的问题就是自己在战争前是养鸡的。

在介绍了击落家入二郎的伯格德给本田认识后,本田便对第1中队的飞行员介绍了“二式”复座战斗机的性能，这才让尼尔了解到原来他们攻击的目标并非“轰炸机”，而是机头上装有两挺20毫米机炮的复座战斗机,于是他立即下令未来志愿队的飞行员不得再对日本飞机实施对头攻击。基于飞行员的英雄主义与浪漫情怀，第1中队的飞行员与本田在一架P-40E的前方合照了一张照片，而且还送给这位在空中的对手一些糖果与咖啡，然后再把他归还给中国军队。

当天晚上，桂林市的市长苏新民代表40万市民在空军基地举办劳军大会，庆祝美国志愿队飞行员所取得的空战胜利，在这场中国人与美国人所共同参与的盛会上，他将中国空军比喻为“神鹰”，并先后高喊了“神鹰”与“飞虎”万岁的口号，将整个会场气氛掀到了最高点。会讲一些国语的霍华德奉命上台发表了以下演说，见证了那个中国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时代背景:“AVG绝不会辜负各位的期望，我们将更加奋勉，我们固然不能接受这空前盛大的慰劳，但我们已立志，敌人有多少飞机来，我们一定将他们消灭，不让他们逃一个回去。”

（上图）志愿队与在1942年6月12日的桂林空战中遭到俘虏的“屠龙”机枪手本田二一合影，由左至右为约翰·狄恩(John J.Dean)、罗伯特·H.史密斯、罗斯伯、巴特林、罗西、击落这架飞机的伯格德以及中队长尼尔。

6月21日这一天，陈纳德、海恩斯与桑德尔斯三人所组成的美军归并委员会造访了桂林，询问第1中队的空地勤人员是否在7月4日以后有继续留在中国参战的打算。除了少许的地勤人员外，在无法取得“常规军官”待遇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做出了返回美国的决定，其中还包括了陈纳德最信赖的中队长尼尔以及庞德在内的所有飞行员。尼尔对于自己让陈纳德失望感到非常的郁闷，甚至还一度导致自己精神崩溃。同一天，陈纳德命令第2中队的飞机在代队长瑞克特的指挥下进驻衡阳空军基地，目标是要对日军控制下的汉口实施战术打击。6月22日，四架来自第2中队的P-40E战斗机攻击了白螺矶机场，顺便对在洞庭湖活动的日军炮舰“隅田”号进行炸射，当场将山崎嘉吉舰长以下九名舰上人员打死，另外造成18名人员受伤，迫使飞行第54战队于下午派出14架“九七式”战斗机对衡阳发动攻击。

这一次，瑞克特率领六架P-40E起飞战斗，这些飞行员分别来自于志愿队的三个中队以及第23战斗机大队的先遣人员，而曾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艾尔伯特·巴姆勒也首次得到了执行战斗任务的机会。在这场空战中，志愿队飞行员萨维尔先以对头攻击将一架“九七式”战斗机打到重伤,然后再以俯冲攻击将其击落,而巴姆勒也声称自己取得了第23战斗机大队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个战果，另外史基尔与莱因也各击落了一架“九七式”战斗机。

虽然在这场空战中，日军第54战队仅损失了一架“九七式”战斗机，而且那架飞机在坠毁前还试图以自杀攻击撞毁一架停在地面上的P-40E未遂，但是这样连续失败的纪录显然已经让战队长岛田安野中佐难以接受，所以在向负责中国战场空战的第1飞行团团长今西六郎进行简报时，岛田战队长作出了这样的建议:“若P-40减速进入缠斗时，回旋性能优异之‘九七式’战斗机有胜算，但当敌机发挥速度与火力之长处采用一击后即脱离之战法时，速度及爬升较劣之‘九七战’绝无致胜之机会。因以一击脱离方式势必拉大射程距离，故只要我机不误回避行动就不至于挨打。但即使射程距离大，犹不能不严于警戒有力之集束弹所形成之弹幕射击。总之，‘丸七战’无法有效压制已进入华中之P-40为不争之事实，故非调派‘一式战’不足以抗衡。”

“九七式”战斗机

在打完了衡阳上空的战斗后，归并委员会的干部造访了第2中队，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情况比桂林好上许多，因为包括瑞克特.史基尔、布莱特与萨维尔在内的飞行员都决定接受陈纳德的条件继续留在中国，至于另外一位空战王牌霍华德虽然也非常有兴趣加入第23战斗机大队，但是他却因为感染了登革热而回绝了归并委员会的邀约。

至于当时人在印度协助中国军队接收P-43的中队长希尔身为陈纳德最忠实的信徒，当然也二话不说地同意于7月4日以后继续留在中国，他们都会得到陆军少校或者上尉的阶级。至于昆明第3中队的状况则与第1中队几乎是一样的可悲,同样没有任何一位飞行员愿意继续追随陈纳德。除了上述五位飞行员外，总共有18名无线电员、机工长与文职人员愿意以少尉身份加入驻华航空特造队，此外包括纽曼在内的九名后勤人员则成为美国陆军士官。另外，陈纳德的幕僚群也有部分人士接受了美军的安排，包括汤姆·简崔医师、山姆·佩瑞佛医师、约翰·威廉斯与罗伊·哈佛曼(Roy Haffman)等人成为了陆军上尉，而英国人威廉·戴维斯则变成美军中尉。

光依靠5名飞行员与27名地勤人员，再加上少许刚刚抵达中国的陆军飞行员是不可能让第23战斗机大队有基本战斗力的，于是第51战斗机大队长桑德尔斯上校只好于6月27日命令约翰·艾利森少校带领第16中队的八架P-40E进人昆明，以弥补美国志愿队作战能力的不足。另外，陈纳德也亲自拜托尼尔游说在桂林的志愿队成员于部队解散后多停留于中国两个星期，希望能够在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上手以前维持驻华航空特遣队的基本战斗力。这一次尼尔不愿意再让陈纳德失望，于是他答应了陈纳德的要求去对第1中队的人员提出这项建议。

根据庞德的回忆，虽然大多数的人听到这项请求时的反应都是非常厌倦的,但是许多人还是在无法抗拒的心理因素刺激下站了出来力挺“老头子”。加上来自衡阳第2中队的人员，合计起来总共有25名飞行员与19名地勤人员决定延长自己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到7月19日，好让第23战斗机大队的人员能够吸收自己的经验，这可能是志愿队人员在开战后所作出的最仗义之举。

7月1日，陈纳德命令瑞克特率领五架P-40E掩护六架第11中队的B-25空袭汉口，由于途中有两架B-25发生故障的原因，所以最后只有四架“米切尔”轰炸机执行了陈纳德的计划。虽然在往汉口方向飞行时迷路了两次，不过瑞克特都很成功地修正了B-25的航道,随后他们在九江、石灰窑与汉口等城镇投下了炸弹。

B-25

紧接着在7月2日与3日两天，B-25又在志愿队P-40E的掩护下空袭了汉口与南昌。装备“一式”战斗机“年”，由高月光少佐指挥的独立飞行第10中队则于7月3日在南昌首次参加了战斗，以弥补飞行第54战队的不足。在空战中，波尔斯特(Harry R.Bolster)驾驶的P-40E驾驶舱遭到“隼”击中而失控，这位来自于云南驿飞行学校的志愿队飞行员在勉强将座机飞回中国军队控制区后弃机跳伞，而莱因则将一架追击B-25C的“九七式”战斗机击坠。紧接着独立飞行第10中队又派出了七架“隼”攻击衡阳，将地上机身编号第22号的P-40B击毁，还差点杀死了山姆·佩瑞佛医师与几位地勤人员。这一天，中国军事委员会于重庆下达了以下的命令给陈纳德，作为志愿兵性质而存在的“飞虎队”正式成为了历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