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这是新赛季中国足坛的生死大限；即便过去两年，职业联赛的危机就已经有了苗头，但过去危机主要是对准了低级别联赛，而这一回当泰达退出几成定局，《足球》报等多家国内媒体爆出，苏宁可能会官方宣布零转让，母公司暴雷的华夏也站在了生死线上时，这一次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中超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去年有十几家俱乐部退出，今年光中超就有一家明确退出，两三家难以为继，低级别联赛同样很艰难。出现这番场景，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

之前几年中超进入快速发展期，当外援炒到了5、6000万欧的级别，一度世界第一年薪由中超制造，最多的时候世界上工资最高的10个球员由5个在中超；国内球员转会费炒到了快两个亿，年薪炒到了2000多万，签字费也炒出了几千万。而在俱乐部的总支出上，17赛季在和天津本地媒体私下聊天时，当时权健高层说俱乐部赛季总投入在15亿左右；除此之外一直有传闻称河北华夏幸福从2015年至今，总投入已经超过了100亿，而投了15亿的权健只拿到了一个亚冠资格，平均每年15亿以上的华夏甚至连亚冠资格都没拿到。争亚冠集团都已经在疯狂投入，争冠俱乐部的数字只会更恐怖，圈内一直有上港70亿每一个冠军的说法；而19赛季恒大的财报显示，他们当赛季的支出数字是28.92亿，即便刨除用于归化的8.7亿，投入依旧超过20亿。当争冠和争亚冠成了天文数字，保级的投入也连带着大幅增加；建业的投资人胡葆森前几年就说过他每年要投10个亿，而更为尴尬的则是贵州和深足在18年和19年投了8到10个亿照样降级。

当然如果俱乐部的母公司赚到钱了，投多少钱都可以不是问题；但现如今整个经济环境非常不理想，多家中超俱乐部的母公司都爆雷的情况下，再去高投入就真的投不动了。即便足协也出台了一些控制投入的政策，但很多球员原合同还在执行，导致很多俱乐部的投入无法立刻被控制下来的情况下，这些前些年积累下来的大合同成为了俱乐部的沉重负担。

前些年一系列不正常的数字，本身就已经形成了泡沫。而中国足协也早就意识到了泡沫会在未来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在2017年出台引援调节费开始就已经出手调节。然而在2020年之前，调节基本上宣告失败；特别是内援官方售价2000万一个，不仅没遏制住大俱乐部继续投入，还损害了青训机构的利益。

调控失败同样是导致，中超高投入迟迟控制不下来的主要原因；但中超更大的问题不光是投的多，还有赚的少。中国足协不光是把中超的商务开发大权拿在手上，给出了条条框框的限定，还拿走了36%的分红，每家俱乐部顶峰时期能拿到的分红也就是6000多万；再算上中超俱乐部各自在受限的情况下进行的商业开发，国安申花恒大这种坐拥顶级市场的俱乐部每年的商业收入能到4个亿就已经是封顶了，其他俱乐部收入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收4个亿，投十几、二十亿；收两个亿的投十个亿，这中间所存在的巨大缺口决定了，中超俱乐部不仅是赔本买卖，一旦出现欠薪等麻烦就成了负资产。

收4个亿，投十几、二十亿；收两个亿的投十个亿，之所以还是有不少企业愿意继续投下去，说的直白点是看重了中超的宣传价值。特别是考虑中超很多投资方都是房企，房企每年都会有品牌宣传的支出；很多玩中超的俱乐部就把这部分费用平移来搞足球，这也是很多投资方把亏损数字列在集团广告费的原因所在。而前几年，中国足球热度最高的时候，把这部分品牌宣传的费用移到足球俱乐部上，宣传效果也会比常规模式放大不少倍。现如今中性名一刀切意味着中超的品牌宣传作用大幅降低，国企投足球本身就是公益行为，不需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可以不care俱乐部叫什么；可是私企又有什么理由把品牌宣传费用，用来搞足球呢？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炒股票、炒球员、炒俱乐部，任何炒作本质都是类似的。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几轮炒作下来，泡沫就变得不可收拾，过热的市场也异常脆弱。稍微有诸如新政、疫情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产生崩塌反应。无论是投不动了，还是不想投了，都可以体现出投资人的信心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消灭了很多潜在买家投资足球的热情时，如今多家俱乐部解决困境的出路也只剩下了让地方政府接盘。

然而地方政府的资金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能救俱乐部一时，但倘若无底洞的现状无法改变，中国足球无市场化的现象继续维持下去，地方政府能一直救么？

在欧美成熟的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生存永远都是市场的选择；而中国足球要想彻底拜托“伪职业化”的帽子应该从建立市场，脱离行政监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