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师党支部的诞生

七七事变前，河北省共有十个六年制的师范学校，其中第九师范设在泊头镇(简称泊镇)。泊镇地跨运河和津浦铁路，有水陆码头，是德州天津之间的一个物资集散地,比较繁华。

九师设在这里，自然算做津南地区的最高学府。1930年,我在蠡县乡村师范读书,暑假和路一等五位同学一同去考后期师范。路一考上了第十师范,我考上了第九师范。我是在乡村师范入党的，在我进入泊镇九师的时候，博蠡中心县委没有把党的关系转到九师去，因为不知道九师有没有党的组织，县委叫我去了再说。当时党章规定:有三个党员即可建立支部。我到九师发展两个党员，可以建立起党的组织来。

地下党，没挂牌子，党员头上没写着字，怎么好找呢?我就凭着党员的政治嗅觉，通过探索去发现党员。

我入九师后，被编入第六班。我就在六班同学中广泛联系，谁看进步书刊就向他借阅，交换阅读。读后彼此谈心得体会和结合时事议论南方红军的胜利消息，这样谁有什么观点，就很自然地亮了出来。时间一时，发现本班孟克让同学，党员气味很浓，我就和他交朋友。

一天，在校外散步时，互相谈到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谈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但我都表示对共产党都不得其门而入。我说:“大名第七师范，是冀南共产党的大本营。你是濮阳县人，如今后找到七师学生谁是党员，介绍你入了党，可别忘了咱。”

孟说“那当然!”接着他也以同样的条件向我提出:“保定二师是保属地区共产党的大本营，你是蠡县人，今后你通过二师的党员介绍你入了党，也别忘了咱。”我一听这段回话，他和我一样，也是在试探中留退身步。我说:“好吧!咱们就分头努力吧!”

在和孟克让的这次谈话后，我分析他可能是个党员，同时他对我是个党员也猜个八九不离十，我就作进一步探索工作。

过了几天又约他到校外散步，我开口说:“经过这几天的琢磨，伙计!你别再装蒜了!肯定你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已下定决心，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你介绍我入党吧!”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也肯定你是个共产党员，如果我看错了,你把我的眼珠枢下来,用脚踩个乓儿!”

我看他承认了是党员，我也说了实话。我俩打通了党的关系，就商量进一步在学校找党的组织。

方法是往高年级学生中发现党员，然后去找党的组织。

过了一段时间，孟克让在第三班同学中发现了张是党员，并和他打通了党的关系,张是深泽县人。也是在本县入党。他从1927年入九师，他没发展过党员，据他说九师没有党的组织。我们三个党员会面后，就根据党章规定，建立了党支部(时间约在1930年11月)，推张任支书，孟克让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支部提出的任务是，发展党员，进行组织建设。

在学C斗争中发展党员

1930年寒假，我回原籍向博蠡中心县委汇报了九师建党的情况和学校当局贪污腐化的情况。县委负责同志王志远指示我们党支部，发动学生向学校当局进行合法斗争，推翻它，在斗争中壮大党的力量。

1931年春季开学后，九师党支部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着手进行发动学C斗争的酝酿准备工作。支部根据同学们的反映，分析的校当局的贪污问题。同时，知道校长、教务、训育、庶务、各课主任,多数都生活腐化嫖女人,教务主任贾济川竟然花了几十块大洋，嫖了一个山东到泊镇逃荒的15岁的少女，这件事尤其令人愤慨。

支部认为揭露这些黑暗事，就能把学生发动起来。当时全校六个班共有男女学生300名，只有三个党员领导，显得力量薄弱。为了增加学C斗争的领导力量，在发动学C的准备工作过程中，选拔了五名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他们是:六班的张逸云、贾树清、李荫章，五班的田景和，四班的李凤瑞，(女生一班当时不知道有党员，后来在第二次学C斗争失败后，才知道参加学C领导的一班女生赵宝瑾是党员，她原来没有和支部打通关系)。

这样一来，多数班都有党员做骨干。在此基础上，以支部为核心成立了学C斗争行动委员会，其中分组织、宣传、纠察等几个方面。另外我介绍了别处学C斗争的经验。

因为师范是公费学校，学校当局破坏学C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当学C发动起来，校长把公款带走，使学生没有饭吃，学C斗争自然就垮了。为了对付这一手，行动委员会推荐我任炊事委员会主任，由我储备粮食。我们便从泊头许多粮店赊购了大批的大米白面，足够学生们吃三个月的。

推翻学校当局的目标明确了，思想、组织、物资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便决定5月18号晚间11点半开始行动。哪些人包围校长室，哪些人包围会计课，哪些人包围教务课、训育课都安排好了。当时推选体育运动健将李春逢任纠察队长，各班运动员参加纠察队。没料到那天夜里行动时，都扑了空，因为有人走漏了消息，被走狗报告了学校当局，校长桑丹凤、各课主任、会计全部跑掉了，公款被全部带走了。

第二天，在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校务临时维持委员会(以下简称校维会)，任务是在学校领导逃走之后，新校长到来之前这段时间里，执掌学校行政大权，领寻驱桑斗争。

校长桑丹风跑到天津，向省教育厅诬告学生捣乱。校维会便派学生代表，带上从庶务课清查出来的贪污公款的凭据，到教育厅请愿，要求撤职查办桑丹凤，但是教育厅却包庇桑丹凤。这样一来，学C斗争阵地，就由泊镇转到天津，斗争对象就由桑丹凤扩大到了教育厅长张见庵。因此，我们的斗争力量也必须随着扩大。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我们便努力争取各界的同情和支援。

当时的驻军是东北第五混成旅，旅长叫李福鹤。我们派代表主动和他联系，说明我们要求教育厅撤换桑校长，是因为他贪污公款，喝学生的血。当时还送给他一张全体学生的照片作为见面“礼”，目的是争取他中立，不来镇压。第二次杜廷瑞和我去见李鹤，见他把学生照片挂在墙上，他谈话很客气，表示对我们的学C谅解。

与此同时，大力抓舆论界。当时天津发行全国的大报有《大公报》、《益世报》。《益世报》主笔张季鸾与天津《天风报》主笔都和教育厅长张见庵有矛盾。我们就利用矛盾，争取报纸，攻击教育厅长张见庵。每当我们的斗争遇到困难的时刻，这些报纸就发消息和文章来声援。

九师第五次赴津学生被教育厅扣押后，《益世报》于1931年6月16日刊载“特讯”，“特讯”标题是:《省立第九师范风潮扩大，教育厅拘留学生未释，学生将分间向津平呼吁》。在特讯内文中，替我们呼吁:“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桑丹凤拐款来津一节，迭志各报。乃该校一月以来，负责无人，并以经费奇窘，食料缺乏，阖校三百学生行将断炊，学生方面虽屡派代表来津请愿，迄无结果。且本月九日第五次代表王汝浚、陈渐逵、杜廷瑞等应召赴教育厅举行正式谈判时，竟被强制软禁。至六次代表南汝达、张、卞敬修等来津后，日向各当局呼吁求助，均无成效。”还原文照登了我们告桑丹凤的呈省府主席的原文。

发表这样的特讯，实际上是揭露桑丹凤贪污和教育厅包庇桑丹凤,唤起社会上的同情。

这一特讯发表后，看教育厅仍坚持对学生代表扣押不放，于是又于6月13日发表评论:《荒谬绝伦!!!(大字标题)教育厅拘留学生迄今已十五日矣学生代表赴平谒张清愿》，内文中说第九师范学生杜廷瑞、王汝浚、陈渐逵等，自本月八日为校长桑丹凤渎职事，来津请愿，被教厅软禁后，迄今十五日，厅方对之，仍无释放表示。此项措施，在法律、在教育、在公理等方面，均属荒谬已极。该校全体学生，极为愤慨，相约暑期不返里，决奋斗。”

教育厅的阴谋是采取高压政策和拖延政策，把学生压垮拖垮。

《益世报》又于6月25日在头版位置发表长篇社论，标题是:《拘禁学生之心理》。

社论中讲道:“河北省教育厅张见庵，拘禁学生一事，昨日一略论之。事关法制前途，未尽之义，特再述于下“教育厅是个官厅，是个法人，是整个行政组织的一个小肢体，本身没有意思。而以整个意思为意思。厅长是个法人的服务者，并非法人之父或师，法人无拘禁人之权力。一个法人之服务者竟以个人之意思不顾一切而为之，如教育厅二科科长所云张厅长如何张厅长如何。其自视，直超越法人之地位而上之，已根本失去法人忠仆应有之态度矣。”

杜廷瑞等被扣押是九师第五次代表，之后，又派过七次代表，向河北省政府、北平、南京有关方面控告张见庵。这次斗争的结果迫使教育厅释放了拘押的学生代表，答应撤换桑丹凤，委派高树荣代理九师校长工作，驱桑斗争取得了胜利。

同学们通过这次学C斗争，进一步认识了官场中的黑暗，增强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同时在斗争中考验了每个同学。有的坚定，有的则在困难面前垮下去。支部书记张，曾当代表赴津要求释放被拘同学，教育厅置之不理，返校后灰心丧气，便和其他几位同学向校维会请假去投考国民党军官学校去了。他走时根本不和支部打招呼。党支部认为张系政治动摇，临阵脱逃，为党纪所不容。便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支部推选我任支书，增补李萌章为委员。党支部继续领导同学们开展斗争。

拒绝代理校长入校

校维会开会，对教育厅委派高树荣为代理校长的态度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所谓代理仅是个过渡，代理一段可能就委任校长了。大家看到此人简历曾任过县长,耍起县太爷脾气来,同学们更够呛!于是，我们经过商量就给教育厅发了这样措词的电报:

“恳委思想新颍，热心教育者来为校长，如刘诵卿、鲁晓勤、谢召臣”。

并派李凤瑞等做为12次代表赴教育厅交涉，《益世报》7月1日又发了我们12次代表赴教育厅的消息。

教育厅拒绝了我们的要求，12次学生代表和被释代表杜廷瑞等一同返九师。

过了几天，教育厅以违抗教育厅命令为罪名,派该厅督学张式奎来泊镇,专门处理校维会违抗教育厅命令问题。

他一到泊镇住下来，第五混成旅就在他的住处派了岗哨加以保护，他通知校维会派代表去见他，我和几个同学就去了。

只见张式奎身穿纺绸大褂，头戴礼帽式草帽,两撇黑胡,手摇摺扇’。见我们去了,便拿出了教育厅两张布告，一张内容是开除以杜廷瑞、王汝浚、陈渐逵为首的九名曾经赴津请愿的同学。另一张内容是解散九师学校重新招生。两张布告上对学生加的共同罪名是违抗教育厅命令,无理拒绝教育厅委派高某接管九师。

张式奎狞笑说:如果你们认错，就按第一张布告办，开除九个同学。第二张布告就收回了。教育厅另委新校长。如你们执迷不悟，不接受第一张布告，我就奉命将第二张布告张贴出去……。何去何从，由你们选择。说罢哈哈一阵冷笑，摇着扇子盯着我们。

我们不承认有任何错误,就和他辩论。最后张式奎说，“你们回去要好好想想，要三思，“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我们说:没什么可想的，便退了出来。

回校后，校维会经过讨论认为:教育厅的阴谋是，想利用“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规律来分化瓦解我们，就是逼你先认错，自愿选择第一个布告:开除九个学生代表，这就是他们的诡计所在。至于说第二个布告，校维会分析，它是吓唬人的，畏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把全体学生都赶出学校。教育厅对我们的加罪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教育厅长否定了我们的建议，我们也没采取别的反对行动，只是坚持说理斗争，揭破他们的权术。

第五混成旅旅长李福鹤奉命给张式奎撑腰。带上全副武装的卫队连，到大礼堂给学生训话。门口放哨，讲台左右站岗。李福鹤讲话说:我兄弟,是个老粗,说话不会转文。你们是国立师范，不要闹潮脑(把“学C”说成“潮脑”，做焰火用的药名，学生听了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再闹潮脑，就对不起天地良心，父母老人家，还有自己的本身(会后，同学们用东北腔调学着他这段训话取乐)。训话之后，威风凛凛地走了。

投降派与张式奎相勾结

李福鹤训话之后，张式奎进一步催逼着校维会对那两张布告表态。在上述压力面前，校维会中个别人提出要接受第一个布告上的内容，这人也是在布告上列为被开除的学生之一，他的理由是:保全九师不被解散和数百名同学免于失学，而自己可以接受被开除。校维会多数成员则坚持拒绝接受第一个布告，于是双方矛盾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投降的人便向张式奎呈报了情况，得到了张式奎的支持，他便向校维会宣扬投降人的观点是顾全大局，舍己为人，以此分化校维会。投降派也在学生中大肆散布失败论调和恐怖思想，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许多同学斗争意志涣散了，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又见到别的同学已经放暑假了，也想回家，于是大门口纠察队自动撤了岗，学生随便出入，在投降派的带头和煽动下，大部分同学离校回家了，只剩下50多名同学(党员同学在内)。学C斗争面临失败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剩下的同学该如何斗?认为住在校内与张式奎斗下去，对我们不利，于是决定甩掉他，大家一同到天津教育厅去请愿，大家发誓:不达目的，誓不返校。于是大家乘夜车赴津，向教育厅请愿。

到天津下车之后，我们排着队，排头打着九师请愿团的横幅，顺马路朝教育厅方向前进。路上在观望的人群中，遇见了《益世报》的记者，他认识好几位曾到天津请愿的代表，他跟随我们的队伍进行了采访。

到了教育厅大门口，我们说明来找厅长，传达室工友把我们让到接待室后，赶忙到里边报告。过了一会儿，由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刘诵卿出来接见，他说现在厅长公出，有什么意见，他可以传达厅长，我们就把预先商量好的四项要求提出来了:(一)立即将桑校长革职;(二)急速派正式新校长;(三)不得无故开除学生;(四)校维会经费及学生饭费由教育厅负担。他表示把这些要求传达厅长，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吃饭由工友送。

第二天下午，刘诵卿陪张见庵接见我们。张自我开脱说:你们拒绝高某进校，违抗教育厅命令，本当严加惩处，念及你们年幼无知，不再追究。这次所请求四点，刘科长已转达于我。桑校长即行免职:另委校长，开除学生、解散学校我已收回成命;关于经费问题责成新校长解决。望诸生返校好好读书，勿再生事。说完就了。

他走后，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对我们的要求算是圆满答复了，但又怕他是在骗我们。有的同学说:应当叫张见庵对答复的条件立个字据，签上名，盖上章就好了。大家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又考虑他不一定给签名盖章。我出主意说:他不立字据，咱们就进行绝食斗争。社会舆论一谴责他，他就会让步，我们的目的就能达到。大家一致赞成。

晚间，《益世报》记者来采访，我们介绍了张见庵接见时的答复，并讲了为让他签字盖章而将要绝食。

第二天(即7月3日)清早，《益世报》、《天凤报》发表消息，在字里行间攻击了张见庵。趁此，我们的绝食斗争开始了，又派来了刘诵卿，他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吃饭呢?我们说:厅长答复的要求，我们空口无凭，回到学校怎么向同学们交待?他昨天说的，如过后不算了，我们也没个凭据，因此，愁得吃不下饭去。我们要求厅长对答复的四条，立个字据签名盖章。

刘通卿笑着答道:就为这个呀!同学们想想看，厅长说的话怎么好再请他立字据和签名盖章呢?这样做不是太难为情了吗?厅长的话是算数的，我以人格担保。劝说了一阵就走了。同学们认为对统治阶级来说，人格多少钱一斤?大家的绝食仍然坚持。

傍晚7点左右，《天凤报》记者来了，同学们向他介绍了绝食的情况，以及刘诵卿说的“担保”话，记者说:劝你们不要绝食了，我把刘诵卿“以人格担保”的讲话在报纸上登上去，使教育厅不敢轻易反悔。记者走后，同学们认为记者采取的这个办法还可以，支部委员和校维会的委员们便宣布:复食。

7月14日一早，我们见到了《天凤报》刊出消息，大意是九师请愿团昨日进行绝食，要求张见庵对学生的四点要求给以保证，刘诵卿接见学生时声明。对张见庵许诺四条要求以人格担保，教育厅决不能食言以自肥云云。大家看后心里更踏实了。上午教育厅给同学们买了全体半价火车票，大家坐在车上，眉开眼笑，满怀胜利的喜悦凯旋回校。

返校后得知，教育厅督学张式奎被甩掉之后而滚蛋了。两个威胁学生的布告，哪一个也没敢在九师张贴。党支部鉴于驱桑斗争已胜利结束，建议校维会放了暑假。

第二次学C被镇压下去了

驱桑斗争是九师第一个学C，第二次学C是与校长张玉茹的斗争。

暑假期间，我向博蠡中心县委汇报了驱桑斗争和开除张的情况。县委根据斗争情况派路一(化名张宏旭)考入了九师(七班)参加了支部工作，县委指示党支部在九师的工作，应该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仍然进行合法斗争。

九师的桑丹凤被赶走以后,学校当局变得更反动。校长杨玉茹是国民党“C·C”分子，教务主任赵焕文思想反动，训育主任苏蓬仙曾任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当过组织部长，男训育员陈鲁仲，原在山西太原国民党市党部当过干事，女训育员何侠是杨玉茹的姘妇。总之，九师当局从政治上更加反动了。

支部针对学校当局的反动本质和特点，积极与其争夺学生群众。为了开展好这一工作，便在学校中组织了若干公开的学生团体，如“学生自治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读书会”，还开办了学生消费合作社，党员参加到各个学生组织中开展党的工作。

党支部派党员路一、李凤瑞、范泽博、田景和参加学生自治会，路一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支部派卞敬修组织并领导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一部分对社会科学有兴趣的同学读进步书籍。支部派孟宪周组织消费合作社并任主任，积极经销进步书籍。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党员以盟员的面目出现发展盟员。把一些进步学生吸收到这个组织中，培养教育，条件成熟吸收入党，1931年下学期全校已有党员17人。

九师当局拉拢学生的重点，一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二是原来各班维护桑丹凤的学生。以这两部分学生为基础,组或了一个“渤海学社”。主要吸收思想反共的、拥护国民党的一些学生入社，壮大反动势力，成为学校当局的御用工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九师抗日救国会，并由学校的抗日救国会发动成立了泊镇各界抗日救国会。宣传反对日军侵略,宣传抵制日货,这一学期,是我党与学校当局各自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没发生正面冲突。

1932年春季开学后，支部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抗日救国和建党工作。上半年建立了泊镇党团联合支部。由路一、李凤瑞和贾树清负责在码头工人中发展了沙玉成、沙玉良、戴世珩等回民入党，建立了党支部。李荫章和吕鸿业在宁津县王家庙完全小学当教员，建立了党支部(归泊镇党团联合支部领导)。在第一次学C斗争经住考验的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有三班的苏观瀛,四班的王华田、徐砚海，五班的姜恩波，七班的范玉珍。此时，全校党员已有23人，支部成员又增加了李凤瑞、张逸云。

在1932年10月间，学校当局发动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支部开会讨论对这一募捐的态度，认为募捐是表示爱国行动，党员不要脱离群众，但不可多捐，因为捐多少也到不了义勇军手里(照例叫国民党军政人员发了国难财)。实际上九师当局发起募捐，本意在于为国民党捞政治资本，以示不是完全对日寇抱不抵抗主义，还是支持义勇军抗日的，支部对募捐的态度通过张逸云对国文教员王志之(他与支部观点一致)说了。

当募捐队向教员募捐时，教员恐怕捐款数目差距太大了影响不好，提出教员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再确定捐款多少，开会时王志之主张每人只捐五角，他的理由也是:不捐人家说你不爱国，多捐了也到不了义勇军手里。这次会上决议每个教员只捐五角。

第二天早饭后，黑板报上登出了一篇题为《热心救国，冷水浇头》的消息，大意是说募捐队在学生和工友中募捐，有的还拿一元，而教员薪金高，每人只拿五角，这是给热心救国的人们冷水浇头。教员们看到这些新闻，非常气愤，认为是训育课(训育课审稿)对他们的侮辱，当即罢教，向校长提出抗议，要求更正。

两小时以后，把全体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开会。校长杨玉茹说了一些调解矛盾的话,可是他总说训育课对这篇稿子是有审查责任的,但是训育课是本着“有闻必录”原则处理的，实际上是偏袒训育课的。最后他问各位先生们还有什么意见。

图面教员朱小峰上台发言，他说:我们支持义勇军抗日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只拿五角钱，主要是看到日寇切断了东北和关里的交通，认为委托大公报馆把捐款转给义勇军是不可信赖的。

训育员陈鲁仲上台反驳说:你们怀疑大公报馆把东西转不到前线，难道堂堂皇皇的大公报馆还不可信赖吗?

国语教员王志之接着上台反驳陈鲁仲，他说:别说大公报馆，就是堂堂皇皇的国民政府也不可信赖。它对日寇侵入东北，下令东北军抱不抵抗主义，使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一二八事件它又把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样的国民政府怎么让人信赖?为了抗日救国，各界人民捐献了大量钱物，却被某些政府要员贪污了，他们大发国难财，怎么让人们信赖呢?

王志之的揭露，击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引起全场学生教员长时间的鼓掌。校长杨玉茹一看形势不妙，就宣布散会。

散会后，教员继续罢课。党支部开会分析了这场斗争的性质，认为这是广大师生与国民党投降主义和发国难财的斗争，决定团结同学，站在教员一边，支持他们与学校当局斗争。

在斗争中，杨玉茹耍阴谋，召集学生大会，在大会上斥责教员罢教，宣布要向教育厅辞职。会后，训育课又拉拢学生挽留。其阴谋在于，校长是教育厅委任的，教员是校长聘请的，校长辞职，同时解聘教员，这样一来，把教员摊走了，对校长一挽留就留下了。

我们党支部决定通过学生自治会做工作，不挽留校长，而挽留教员。理由是:挽留教员继续给学生上课，免荒学业。对这一政策，使学校当局撵走教员的阴谋破产了，但学校当局下了毒手，他们便勾结泊镇驻军来镇压我们。

一天晚饭后，李凤瑞找到我说:学校当局可能又要耍阴谋诡计。

我问:你有什么消息

他说:刚才于书带(七班学生，是李的同乡)对我说，骑兵第二师就来包围学校抓人，叫我赶快离校，否则，一定被抓走。

我说，你别吓唬人啦!

他说，你不信我的话，可不能把心挖出来叫你看看,他很难过,哭了。并说:不出10分钟,你就看到我告诉你的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看他的表情,不是吓唬我。我说:可能他们要狗急跳墙，你马上离校，我再去通知别人离校。

我让张逸云通知王志之离校，我通知路一、范普权离校，我还通知其他为学校所注意的人离校，但已经来不及了，学校三个门都被军队布了岗哨。

我在南院见一个七班团员，他走近对我说:我还有《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国家与革命》没法扔掉。说话时这些书在长衫衣襟里，鼓鼓的。

我说:你扔到伙房的炉里烧掉。

他去了马上回来说:有人，不好扔。

我说你把它埋在厨房旁边的煤灰堆里去，只要不在你手里咱就不承认。

他去了。

随后见到院里出现了胸前挂白布条(上写护校团字样)、手持童子军棍的一些维护学校当局的学生。其中有四班国民党分子秦广心。他带着两个当兵的，用手向我一指，大喊:“抓住他!”(其实我和他没说过什么话，他带兵抓我，显然是学校当局预谋好的，按抓捕名单，由他带兵抓我)。

说话间，两个兵端着带刺刀的枪上来抓住我，用麻绳捆上我的胳膊，押着我往北走。走着，我见陈鲁仲手提盒子枪指挥军队捕人。把我带到了接待室，见到田景和、贾树清也被捆着，门口由骑兵放了双岗。

几分钟之后，又绑来了十几个同学，多数是党团员。一个骑兵班长好奇地问我们:你们什么时候从江西来?我和田景和回答说:我们都是九师的学生，在学校念书好几年了，家乡都是附近各县的。

班长说刚才官长对我们当兵的讲话，说九师学校从江西来了好些红军，要在学校暴动，派我们来抓，结果抓的是你们这些学生。

我们说，这是学校当局造谣言，陷害我们学生。前任校长贪污公款，喝学生血，如同军队当官的喝兵血一样。你们军队有这种事没有?

班长说:怎么没有!

我们说:向教育厅告了状，撤了前任校长的职，前任校长的一些走狗要为前任校长报仇，就向这一任校长说我们坏话，造谣陷害我们。

班长问什么叫“走狗”

我们给他解释:“走狗”就是“红人”

班长说:也有。“红人”净给长官溜沟子，妈拉巴子最可恶!听你们这一说，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随即指着当兵的说:把绳子给他们松松,别捆这么紧。

当天夜里，把我们转移到南院教员小饭厅里住，门外仍然有骑兵站着岗。小饭厅里桌椅移走了，地上铺上席，同学们坐在席上，大家对学校当局的野蛮镇压非常愤慨。高声唱音乐教员王君瑾创作的九一八救亡歌曲以示抗议，也对国民党学生和走狗表示示威，并示意党团员、盟员和进步同学继续与学校当局进行斗争。

在大家唱歌时,七班学生团员杨峰在墙角里捂着脸哭,与大家的斗争气氛显然格格不入，七班团员建议开除他的团籍，我们用咬耳朵小声传话的办法统一了思想，开除了杨峰的团籍。

在这个看守室里的人，我们估计学校不可能交法庭审讯”可能要开除学籍，大家商量出校后要继续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下午,学校当局把我们这批被捕学生释放开除。布告上给定的罪名是:学生与教员相勾结，破坏学校秩序，企图暴动。

抓捕我们的当晚，国民党员学生和保皇的学生，以学生会的名义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签名挽留杨玉如。经过我们党团员带头拒绝签名，结果，只有少数国民党员学生和保皇学生签了名，多数学生拒绝了签名，使反动派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这又惹怒了学校当局，第二天又贴出一张布告，开除了带头拒绝签名的学生张逸云(党员)、杜海龙(盟员)、王鹏(盟员)、史景武(盟员)、李乾元(党员)、孟宪周(党员)、王桐、和玉兴、路顺华。还有七班学生孙明图。

先后两批共开除学生28名。尚留学校的党团员有三班的苏观瀛、四班的任庆山，七班的张德馨三人，盟员有六班的曹炳荣、七班的曹圣中、桑双群、苏成章、苑庆祥，四班的王绍文、高德纯、田用经等8人。

被开除的28位同学,除杨峰回了老家外,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准备继续与校内同学联系进行斗争。与一班毕业同学王桥联系,他起草印发了宣言,指责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无理镇压,呼吁各界支援。

后来，留校党员送出了消息，说学校当局从骑兵包围学校之前离开学校的党员行李中，清查出中共博蠡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和县委印的“同志须知”(其中有党章和党员的基本知识、保密纪律等)，在各班学生中传阅，以此证明学生与教师联合起来反对学校当局，是共产党煽动的，警告学生切勿上当受骗。

学校当局也发了告教育界书，指责共产党在学校捣乱，并派人到教育厅告状，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分析继续斗争下去很不利。该退却不退却，将会遭到重大损失，于是，支部决定自找门路就业，坚持党的工作，将来取得联系。九师第二次学C斗争至此结束。

九师党支部在津南建党中的作用

九师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津南地区党组织提供了干部。1933年上半年，我党建津南特委，机关设在沧县。书记是李学先，他曾在天津裕大纱厂当工人，宣传委员是刘格平，我任组织委员，委员还有贾树清。共青团特委书记由贾树清兼，团委的宣传委员是孙振东，组织委员兼泊镇工委书记是张逸云。在党团特委成员中，有三名同志(贾树清、张逸云、吴建华)是从泊镇九师出来的。特委机关下属单位，有六个单位是九师党员建立的：

宁津县委的建立——我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帮助建立了宁津县委。书记是李荫章，委员有王锡珍，都是九师党员。

南皮、东光两县联合支部的建立——也是由九师党员建立的，书记是辛福增，委员有李廷续、傅炳瑞。辛福增是九师四班学生，他被开除后,由我介绍入党，回到家乡南皮后,与东光县王鹏(九师五班学生,被开除后由我介绍入党)接头,发展了九师一班学生李廷续、傅炳瑞、姜春田入党。他们几个党员建立了南皮、东光联合支部。

献县县委的建立——九师党员张德馨在沙窝镇高小建立了支部。贾树清在韩村镇与鲍祖谦(沧县二中学生党员)打通了党的关系，建立了中心支部。并且附近有些村庄也建立了支部，齐惠春在县高小建立了支部。由我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帮助建立了县委，鲍祖谦任书记。

阜城县中心支部的建立——九师被开除的学生梁献庭、杜海龙、史景武回县后，由天津市委巡视员廖华带领孙振东去阜城发展了梁献庭入党，梁又发展杜海龙、史景武入党。他们建立了中心支部，梁献庭任书记。

枣强县党支部的建立——九师被开除的学生于学楷，回去后建立支部，他任书记。

安平县党支部的建立——九师被开除的学生党员田景和回县后建立支部，他任书记。

泊镇工委的建立——泊镇工委，张逸云任书记，委员有九师四班学生王绍文、七班学生苏成章和泊镇码头工人沙玉成。九师支部在第二次学C中，被学校当局摧垮，到1932年12月份才重新建立起来，支书王绍文，宣传委员任庆山，组织委员田用经。

交河县委的建立——我根据上级的指示，帮助建立了交河县委。书记叶宗汉，委员有南汝岗(上述二人为九师被开除的学生)还有九师一班学生王桥。

津南特委所属单位，除景县县委、沧县县委、盐山县委、庆云县委外，其余宁津县委、献县县委、交河县委、泊镇工委、南皮东光联合支部、阜城中心支部、枣强县支部、安平县支部，都是九师学生党员为主建立的党组织。泊镇九师反动当局，总想把我们的党组织搞垮，其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被开除的党员在津南各地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革命火焰在各地燃烧。反动派是无法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