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洛阳将福王朱常洵杀害，随后他的大军享用了“福禄宴”，经过数日休整后，便向开封进发。当时，明朝河南巡抚李仙风正在怀庆攻打“流贼”，而开封的守将也因洛阳告急带兵外出，这使得开封城内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

得知这一情况后，李自成立即率领三万精兵，连续三天三夜急行军，打算以突袭的方式攻克开封。

然而，开封的周王并不吝啬钱财。他拿出五十万两白银犒劳军队和赈济灾民，并发布公告称：“凡有民众能够出城斩杀一名敌军的，赏银五十两。”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士兵和百姓积极响应，纷纷出城奋勇作战。李自成的军队因此感到恐惧，不得不退避很远。此时，之前去支援洛阳的官军及时返回，从而保住了开封不被攻陷。

李自成并未因此放弃，他亲自骑马到城下查看地形。城上的官军发现后立即射箭还击，其中有一箭正中李自成的左眼，箭头深入骨头，差点要了他的命。从此以后，李自成就成了“独眼龙”。

之后，李自成与从张献忠处归来的罗汝才合兵一处，从河南西部进入湖广地区，在孟家庄抓住了明朝三边总督傅宗龙（前兵部尚书）。

农民军押解傅宗龙前往项城，企图让他去骗他打开城门，然而傅总督却高声谩骂，随即被处死。虽然项城未能攻下，但经过此战，李自成部收编了众多昔日陕西善战的“官军”，实力大增，从此开始自称“闯王”。

项城之战后，农民军势如破竹，横扫豫中地区。李自成攻陷叶县，斩杀守将刘国能；攻克襄城，击杀守将李万庆。这两人，刘国能号称“闯塌天”，李万庆绰号“射塌天”，原本都是李自成早期的“革命”伙伴。他们几年前投降官府后，始终忠心耿耿，效忠明朝，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忠义”之士。

南阳一役，明朝猛将猛如虎与刘光祚在与农民军交战中阵亡。自此，李自成名震四方。

在此背景下，李自成再次发动对开封的进攻。农民军围困开封三个月，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初，仍未能攻下。

情急之下，李自成命令士兵驱使城外平民，在城墙下挖出十余个大洞，并埋设数万斤火药。随后，农民军点燃百炬，准备借助爆炸轰塌城墙，进而杀入城内。

然而，火药威力过于巨大，一声巨响如同天崩地裂，不仅城墙未倒塌，反而将正准备乘胜追击、纵马披甲的数千名农民军士兵炸得粉身碎骨。此次行动不仅未能成功破城，还导致自身严重损失。最终，李自成两次攻打开封均以失败告终。

傅宗龙去世后，明朝政府任命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位汪大人非常迷信，对调兵遣将并不着急，反而先派人挖开了李自成在米脂县的老祖坟。从坟里抓到一条小蛇，他大肆宣扬这是破坏了李家的风水，随后把蛇剁成碎块，声称已经彻底毁掉了李自成家族的气运。

按常理来说，李自成一家的好日子似乎该结束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毫发无损，依旧活得好好的。反倒是汪乔年自己倒了大霉。由于左良玉率军撤退，农民军成功攻克襄城，并生擒了挖坟的汪乔年，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这位汪总督的性命也就此终结。

在此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李自成就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在豫东地区连战连捷，彻底清除了开封外围的明军力量，第三次将开封团团围住，志在必得。

明朝朝廷对开封的安全极为重视，立刻派遣丁启睿担任督师，率领以左良玉为首的近二十万大军（号称四十万），沿黄河扎营，准备与农民军展开决战。

李自成心思缜密，为了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他巧妙地派遣手下伪装成官军，向开封城传递假消息，要求城内明军严加防守，不得轻易出击。

随后，李自成集中主力前往朱仙镇迎战明军。此时的明军内部人心不齐，统帅丁启睿更是能力不足，面对李自成的强大攻势，明军士气低落、心生畏惧。

大将左良玉率先撤退，未战先逃，其余将领也随之溃散。总兵姜名武在混乱中被俘并遭杀害，明军因此惨败。李自成乘胜追击，再次率军包围了开封。

这一次围城，李自成表现得极为耐心。他并未急于攻城，而是先派部队四处攻占周边堡垒和城镇，逐步切断开封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使其彻底沦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城。

开封被困四个多月后，城内粮食耗尽，数十万百姓因饥饿而亡。为了生存，守军和居民不得不食用牛皮、老鼠、雀鸟、水草、马松甚至胶泥。然而，当这些资源全部耗尽后，守军竟开始以死人尸体充饥，却依然坚守城池，拒绝投降。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明军决定采取决堤放水的方式来对抗农民军，他们挖掘了朱家寨的黄河大堤以期用水冲垮敌人。然而，李自成也不甘示弱，随即下令决开马家口的黄河大堤予以反击。但双方的决堤行动均未取得预期效果，河水仅仅在城外漫延，积水深度大约只有三四尺。

最终，在长期围困之下，农民军抓住阴雨连绵、河水暴涨的机会，先封闭东西南三面的堤口，随后动员数万人同时挥锄猛挖，成功掘开了北面黄河上游的堤坝。

顷刻之间，滔滔黄河水汹涌而下，开封城瞬间沦为一片汪洋泽国，无数居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城内仅剩钟鼓二楼、周王王城以及延庆观等少数地势较高的地方未被淹没，这些地方勉强保住了部分居民的生命。

然而，即便如此，由于缺乏食物和御寒物资，很快又有很多人因冻饿而亡，整个城市尸横遍野，景象惨不忍睹。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民军掘堤的过程中，也有约一两万士兵因未能及时躲避洪水而葬身鱼腹。

混乱之中，明朝宗室成员周王幸运地在明军的保护下乘船逃脱。尽管开封城化为废墟，但它实际上已不再属于朝廷控制。之后，从潼关进入河南的陕西官军孙传庭部再次被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击败，河南大部分地区从此落入李自成之手。

与此同时，一直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游荡的“革左五营”（包括“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也北上抵达河南，并与李自成会师，使得农民军的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会师后，农民军合力攻打汝宁。攻克该城后，不仅杀死了藩王崇王及其家人，还将顽强抵抗的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绑缚起来，用大炮轰击泄愤。

河南大地，李自成与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携手并进，直逼湖广。过去有部分历史学者将这一行动赞誉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与“目光远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河南长期遭受旱灾、蝗灾和水灾的侵袭，千里荒芜，几十万农民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而湖广地区物产丰富，粮草充足，这才是吸引他们南下的真正原因。

驻守襄阳的左良玉部当时兵力达二十多万，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四十万李自成联军，左良玉选择不战而逃，将襄阳拱手相让给李自成。农民军乘胜追击，接连攻克荆州，屠戮湘阴王全家；攻下承天，斩杀总兵钱中选，并挖掘嘉靖帝生父的陵墓。

随后，李自成夺取汉川、汉阳后宣布休整军队，自己返回襄阳。然而，他却开始盘算如何对付昔日的战友。不久，李自成迅速采取行动，杀害了罗汝才和贺一龙。这一举动显得格外阴险狠辣。

在郏县大战中，李自成所率领的部队曾被孙承宗击败，若非罗汝才毫不犹豫地从香山驰马救援，反败为胜，李自成很可能早已命丧官军之手。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李自成竟痛下杀手，将毫无防备、正在营帐中与数位美女寻欢作乐的大恩人罗汝才残忍杀害。

罗汝才以绰号“曹操”名闻天下。早先河南地区流传着一首童谣：“郑台复郑台，曹操今再来。”为了应验这一预言，他便以此为号。在被杀害后，李自成迅速掌控了罗汝才的全部人马。除了少数人投降到孙传庭的官军外，大部分罗汝才的部队都被并入李自成麾下。

这一事件令“革左五营”的几位首领心惊胆战。尤其是“老回回”马守应，他选择远远避开，不敢再与李自成联合。

“老回回”当时在湖南得以逃脱，而其他人则无计可施，只能任由李自成吞并自己的军队，成为他的部将。

在牛金星等人的推动下，李自成于襄阳建立了名为“倡义府”的政权，并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然而，彼时他并未设立国号，也没有更改年号。

之所以如此，并非李自成不想称帝，而是由于他在铸币和建造宫殿等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出于迷信心理，他未敢贸然称帝并确立国号。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发展到百万之众。

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相继失守，湖广地区岌岌可危。远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对此忧心忡忡。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季，他紧急下令驻扎在西安的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意图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展开决战。

当时，明朝仅剩三支主要的军事力量：

其一是辽东部队，但它们被束缚在东北，用以防御清军；

其二是左良玉所率领的军队，然而这支军队首领专横跋扈，几乎等同于军阀，难以听从中央指挥；

其三便是孙传庭统领的部队。

实际上，如果孙传庭的部队留守西安而不轻举妄动，那么无论李自成选择进攻北京还是南京，都会因后方受到威胁而顾虑重重，这无疑是对农民军最大的牵制和威慑。

然而，君命难违，加之陕兵战斗力较强，孙传庭心存侥幸，于八月率军出关。他的麾下有白广恩、高杰、生成虎三位总兵，共计十几万精锐之师。由于孙传庭的身份为“督师”，他还调遣河南总兵陈永福到洛阳会合，并要求左良玉率军西进，意图形成对李自成的夹击之势。

孙传庭出关后进展颇为顺利，迅速收复了洛阳。若能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明军的胜算依然不小。然而，北京朝廷中的崇祯皇帝却不断催促加快进攻速度。

出于对“逗留观望”罪名的恐惧以及可能因此招致杀身之祸的担忧，孙传庭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南推进。

李自成对河南的军事战略极为重视。得知官军从潼关出击后，他迅速将驻扎在湖广地区的农民军主力调往河南，并亲自率军离开襄阳进入河南战场。由于长期在河南地区活动，他对当地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

经过深思熟虑，李自成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他将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同时派出部分弱小兵力前去诱敌，分散官军注意力。

孙传庭率领的官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取胜，很快推进到了宝丰。此时孙传庭因连战连捷而有所松懈，认为胜利近在咫尺，每日心心念念只想尽快平定叛军，以解除百姓困苦、报效朝廷。

九月初九，官军攻占宝丰后继续向郏县推进。九月十四日，双方展开激战。此役中，官军先拔头筹，还俘杀了对方的重要将领“果毅将军”。而李自成本人在战斗中一度陷入险境，几乎被明军生擒。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向襄城集结。情势危急之时，数名首领打算将李自成捆绑后献给官军以求自保。

然而，李自成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胆识，他冷静地说道：“不必惊慌！我们这些人杀过王侯、焚烧陵墓、摧毁无数城池，所犯之罪不可谓不重。但在此处，我们可以决一死战，若真的失败了，你们再绑我投降也不迟。”

当时正值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难行。由于孙传庭孤军深入，后勤补给线过长，粮草运输极为缓慢，导致明军很快陷入缺粮困境。

此时，如果孙传庭选择撤回洛阳，在沿途就地筹粮休整，尚能保住主动权。

然而，一心求胜的孙传庭却认为既已发动进攻，便无回头之路，于是命令部队攻占郏县以解决粮食问题。

郏县虽然防御薄弱，但即便迅速被官军占领，此地因人口稀少、资源匮乏，并无法提供足够的补给。

幸运的是，农民军遗弃了几百匹驮运物资的骡马，这些牲畜被官军宰杀充饥，但也仅能维持数日。随后，明朝朝廷紧急下令从山西和河北调拨粮草支援前线。

孙传庭的另一重大失误发生在攻克唐县之时。当时，农民军家属数万人聚集于此，却被孙传庭下令全部屠杀，这一行为激起了农民军极大的悲愤之情。整个营地哭声震天，士兵们纷纷发誓要为亲人复仇，彻底点燃了他们背水一战的决心。至此，农民军上下同仇敌忾，士气高涨，形成了“哀兵必胜”的态势。

李自成命令手下在各地搜刮粮食，不留一粒给官军，导致官军无法在当地获取补给。更有谋略的是，他派遣大将刘宗敏率领一万多人的部队绕道至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的白沙切断了官军的后勤补给线。

这一举动让明军大为惊慌，军心不稳。战争中粮草是关键，若无粮草供应，失败几乎是注定的。

此时孙传庭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自己准备带领陕西军队撤退，打算先打通粮道再做打算。

然而陈永福手下的河南籍士兵不满，大声抗议：“你们陕西兵要撤退保命，把我们河南人留在这里挨饿等死吗？不行！”于是他们也跟着陕西兵一起逃跑。

在一片混乱中，李自成指挥主力部队发起进攻。战斗迅速演变成农民军对官军的追击战。

官军全面溃败。由于白广恩部下的火车营士兵为了活命，解开了拉车的马匹四散奔逃，沉重的军车堵塞了道路，使得官军的撤退更加混乱。

农民军因官兵曾在唐县屠杀其家属而充满仇恨，士气高涨，一路追杀。在这场血雨腥风中，明军有四万多人被杀。他们仓皇逃离四百多里，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骡马。

孙传庭与总兵高杰仅带着数千残兵渡过黄河，经山西恒县退回潼关。此战之后，陕西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崇祯皇帝得知战败后勃然大怒，指责孙传庭“贸然进攻、缺乏谋略”（实际上这是源于他自己的决策），于是撤销了孙传庭的督师职务，命其戴罪立功，整顿残兵以赎罪。同时，崇祯提拔了退守潼关的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并授予他“荡寇将军”的印信，与孙传庭共同防御，意图保住陕西。

十月初六，李自成大军对潼关发起猛攻。高杰部率先溃散（他的军队原本多由降卒组成，曾是“贼军”出身），白广恩紧随其后逃跑，导致潼关失守。孙传庭无可奈何，只能率军撤退至渭南。

李自成乘胜追击，率领数十万大军围攻渭南。孙传庭深知局势已无可挽回，在预备队全部消耗殆尽后，他与监军副使乔迁高一同手持长枪跃马而出，高呼着冲入农民军的茫茫人海之中，最终力战而亡。

当时身在西安的孙传庭妻子张氏听到丈夫死讯后，带领孙传庭的两个女儿和三位妾室一起投井自尽。然而令人唏嘘的是，由于明朝朝廷未能寻获孙传庭的遗体，崇祯帝怀疑他可能投降敌军，因此并未给予谥号以示表彰。

当潼关失守后，西安的局势便岌岌可危。秦王朱存枢秉承明朝皇室一贯的吝啬作风，连一两银子都不愿拿出犒赏军队，此举引发了士兵们的强烈不满。还没等农民军发动进攻，明军守城将领就已主动开城投降，致使西安迅速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展现出了非凡的气魄，他命令各部兵马分头行动，迅速稳固三边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明朝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众多高级将领纷纷归降，宁夏、甘肃、青海的大片领土相继被农民军攻占。至此，除了西宁之外，整个西北地区几乎都纳入了李自成的版图。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将西安更名为长安，并在此建立大顺政权，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他在长安封侯拜将，调整官制，开设科举取士，展现出一股帝王开创基业的气象。

此时，李自成已经正式称帝，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自晟”。

令人不解的是，他还追尊西夏开国君主李继迁为“太祖”，这一举动颇为不妥，毕竟历史上姓李的皇帝数不胜数，而他却偏偏选择以鲜卑拓跋部后裔作为自己的“祖宗”，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1644年正月初八，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直逼北京。除了主力部队外，他还派遣刘芳亮等人率领一支偏师进攻黄河以南地区，与主力形成钳形攻势。这一战略不仅堵死了崇祯皇帝通过运河一线南逃的可能性，还有效切断了南直隶和山东明军北上支援的道路。

渡过黄河后，平阳府未战先降。随后，李自成的大军从容向太原进发，并于二月六日将太原城团团围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城内的桂王拿出三千两银子招募士兵抵抗，却被山西提学黎志升偷偷换成所谓的“记功纸票”。即便在如此危急的关头，这位贪官仍不忘中饱私囊。仅仅一天多的时间，守卫太原新南门的明军将领便开城投降，太原就此陷落。

太原府众多文官惨遭屠杀，而那位克扣士兵赏银的黎志升却因贿赂李自成的手下得以幸免。不仅如此，他还被吹捧为“天下文章能手”，摇身一变成为“大顺”朝的考试主审官。

攻占太原这座坚城重镇后，李自成信心大增。他开始四处颁布“诏书”，彰显自己平定天下的雄心壮志。二月二十六日，在稍作休整后，李自成继续北上。行至宁武时，遭遇明朝守将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损失惨重。攻克宁武后，李自成下令屠尽全城百姓，以此警示他人。

3月1日，农民军大军开抵大同城外。明朝总兵姜瓖未作任何抵抗，直接开城门投降，并将明朝大同巡抚卫景瑗和宗藩代王献给了李自成。

李自成久仰卫景瑗清廉之名，不仅没有杀他，还打算任用他为官。

然而，卫景瑗忠于明朝，在寺庙中上吊殉国。李自成虽想饶过卫景瑗，却对代王一家毫不留情，下令将这个明朝宗室满门抄斩。

大同守将的投降令各地震动，许多明朝将领心怀二志。驻守阳和的宣大总督王继谟原本计划带着亲兵护送库银逃回京师，但他的手下士兵突然哗变，抢走了银两、好马，随后投奔了农民军。

阳和军将投降后，宣府总兵王承胤更是主动示好。在李自成还未到达宣化时，他就已派人送去降书。当地的宣府巡抚朱之冯还想抵抗，但王承胤早已暗中派人破坏城下的大炮，拔掉引信、塞住炮口，使守城武器形同虚设。面对此情此景，朱之冯痛哭怒骂之后，最终选择自缢殉国。

自李自成攻陷西安后，崇祯皇帝便夜夜难眠，心中满是不祥之感，仿佛大明气数已尽。

朝堂之上苦寻良将无果，崇祯最终只能寄希望于大学士李建泰，命其出京督师，以期抵挡农民军的凌厉攻势。然而，李建泰不过一介书生，既无军事才能，也无统兵经验。崇祯之所以选中他，实则看中了其山西曲沃豪富之家的财力，期望他能出资招募军队。

彼时，皇宫库银早已所剩无几。为了彰显重视，崇祯在正阳门（今前门）亲自为李建泰送行。金杯赐酒、手递敕书、尚方宝剑加身，赋予其斩杀文武百官之权。这般隆重待遇远超当年杨嗣昌。李建泰亦感动得涕泪横流，誓言必当竭力报效朝廷。

然而，离开京城不久，李建泰刚抵达保定，便遭遇李自成麾下刘芳亮部的围堵。登城眺望，只见农民军旌旗飘扬、铁甲森严，连绵百里，声势浩大。这一幕直接吓破了李建泰的胆，竟不顾一切选择投降。

保定知府不愿屈服，率众奋力抵抗。而李建泰却甘当内应，协助农民军攻占保定，令这座战略要地落入敌手。

李自成原本计划屠城，但被宋献策劝阻。宋献策建议他通过收买人心来稳固政权，指出若能减少杀戮，或许能更快地稳定北京局势。

经过长时间的愤怒思索，李自成最终撤销了屠城命令。然而，不久后清军击退了李自成，而李建泰则向清朝投降，并被授予弘文院“大学士”之职，负责编纂《明史》。

由于涉嫌拉拢关节和受贿，李建泰很快被革职。在家期间，恰逢大同姜瓖反叛清朝。心怀不满的李建泰趁机占据太平县响应，最终被清军捕获，全家遭诛。这个反复无常之人，尽管官位显赫，却在《明史》中无名，在《清史列传》等书的《贰臣传》中也未见记载，因为他被列入了《逆臣传》。

​在明朝即将覆灭的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其实还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一是迁都南方，二是调遣山海关外的吴三桂及其辽军入京勤王。当时，走投无路的崇祯确实考虑过以“亲征”为名南下，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成行。

然而，在王朝即将崩塌之际，明朝内部的朋党斗争却丝毫没有停歇。朝堂上的大臣们各怀心思，他们担心如果皇帝南逃，自己会被留下与太子一同死守北京，因此无人明确支持南迁的主张。

此时，身为左都御史的李邦华站了出来，他直言不讳地对崇祯说道：“皇上应当留守社稷！”同时，他还建议派遣太子朱慈烺前往南京“监国”，并将定王和永王分封至外地。这种安排无疑让人联想到南宋灭亡前的历史重演。

崇祯对此极为愤怒，他害怕大臣们会借机拥戴太子去南京另立中央，于是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力回天，这几个孩子（指太子及两位王爷）又能做成什么大事！”

朝堂之上争论声此起彼伏，持续多日，而崇祯的南迁计划也因此彻底泡汤。

至此，唯一剩下的希望便是调吴三桂进京救援。然而，吴三桂部队距离京城遥远，短时间内无法及时赶到。无奈之下，崇祯只能先下令调动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前来支援。

刘泽清为人品行不佳，他先是以患病为由欺骗朝廷，在获取赏银之后，带领部下在临清一带大肆抢掠一番，随后撤回原地。相比之下，唐通的表现尚可，他率领八千士兵迅速抵达京城。

然而，崇祯帝对将领们缺乏信任，派遣太监担任监军。这一举动引发了唐通的极大愤怒，他愤而带领部队退回居庸关。对此，崇祯帝毫无办法。若在以往，只需一纸诏书，唐通便早已人头落地。

崇祯帝朱由检确实是一位多疑之君，在其统治期间，共诛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

至于他麾下的十四位兵部尚书，结局也大多悲惨：或因被迫自杀（如张凤翼、杨嗣昌），或遭处决（如陈新甲），又或被革职查办，鲜有人得以善终。

当敌军兵临城下之时，崇祯帝所代表的皇权威严荡然无存。情急之下，他只能四处求援，而战争所需的资金却无从筹措。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得要求勋臣与太监们捐资助饷。

然而，这些腐败至极的官员和贪财成性的勋贵纷纷推诿搪塞。即便是皇帝的岳父周奎，也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并声称家中再无余钱。

后来，刘宗敏进行“追赃”时，竟从周奎家中搜出现银及金宝多达一百多万两。内廷太监们心怀怨恨，让他们捐出银两简直比割肉还痛苦。甚至有人在宫墙上写下反标语：“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最终，尽管明廷多方催促，从官员和太监手中也只勉强凑得二十万两银子，这相对于庞大的军事开支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后，使用严酷手段审讯，从贪官污吏家中搜刮出七千多万两银子，这些财宝后来被农民军带出了京城。

明朝将领唐通在居庸关前虽心怀不满，但对农民军的势力却不敢轻举妄动，于三月十五日选择开关投降。

随着居庸关这一天然屏障失守，北京城彻底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三月十六日，昌平陷落，当晚农民军前锋已抵达北京城下。明朝襄城伯李国桢率领三大营京兵出城迎战，结果非但没有抵抗，反而带着大量火器投降了李自成的军队。

更为离奇的是，在这关乎明朝命运的关键时刻，北京全城军队竟由太监指挥。

为了讨好宦官集团，崇祯帝竟然下令隆重安葬曾被自己铲除的魏忠贤，只因司礼太监曹化淳一句话：“若魏忠贤在世，局势不会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或许崇祯帝真的认为当年辽东的胜利与魏忠贤的“英明决策”有关吧。

李自成率军抵达北京城下后，派遣之前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与崇祯帝进行谈判。

李自成最初的条件并不苛刻，他提出划分西北地区给他，封他为王，并犒赏百万两白银。如果崇祯帝同意这些条件，他就撤军回到河南，并表示愿意为明朝剿灭其他盗贼，抵御清兵。

崇祯帝召见大学士魏藻德商议此事，但魏藻德害怕重蹈陈新甲的覆辙，一直低头不语，这让崇祯帝十分恼怒，挥手将他斥退。

在忧愁无策之际，宦官张殷急忙跑来，说道：“陛下不必忧虑，奴才有一妙计。”

崇祯帝如抓住救命稻草般，连忙询问是什么计策。

张殷回答：“如果贼军真的进城，我们投降就行了，肯定没事！”

崇祯帝听后大怒，从案上抽出一把剑，将张殷当场刺死，这也是他第一次亲手杀人。

遗憾的是，当时北京城内守卫的士兵仅有七八千名疲惫不堪的残兵，而精锐部队早已被派往各地担任监军的太监们带走了。然而，城内的宦官却有上万人，他们在城上城下来回奔走，摆出一副监军的姿态，却毫无实际战斗力。

在北京城即将陷入围困之时，仍有好心人试图送粮。一名小宦官安排人将几大桶粗糙的饭菜送上城墙，士兵们只能用手抓食。然而，到了三月十六日之后，连送饭的人都消失了，许多守城的士兵因饥饿而亡。此时，农民军开始对北京城发起猛烈进攻。

崇祯皇帝手持三眼枪，带领几十名宦官在城内巡视，试图寻找出城的机会，但始终无法打开城门，最终失望而归。当农民军攻打彰义门时，监军太监曹化淳选择开城投降，迎农民军入城，随后各方势力共同进攻内城。

回到皇宫后，崇祯帝意识到局势已无可挽回。尽管如此，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于是召来皇亲新乐侯刘文炳与驸马巩永固，希望他们能率领家丁护送太子和两位皇子出城避难。

然而，二人跪地痛哭着回应：“国家法律一向严苛，我们怎敢在家私养武装家丁？即便召集所有仆人，也不过数百人，而且这些人平日都不习武艺，又怎能指望他们在逃出城时与敌军对抗呢？”

崇祯皇帝心中满是失望。走投无路之际，他再次召见首辅魏藻德商议国事。然而，魏藻德依旧沉默不语。

在深深的绝望中，崇祯命人呈上酒来。连饮数杯后，他先让皇后周氏自尽。袁妃不愿赴死，惊慌起身试图逃离，却被崇祯追上，一剑刺中心脏而亡。

随后，崇祯手握利刃，在宫中接连杀害几名妃嫔。当他走到寿宁宫时，正巧遇见自己十五岁的长女长平公主。

三十六岁的朱由检泪流满面地叹息道：“你为何偏偏生在帝王之家！”

说罢，崇祯忍痛挥剑向爱女砍去。长平公主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右臂被斩断，随即昏倒在地。

紧接着，崇祯咬紧牙关，亲手将年仅六岁的幼女昭仁公主扼杀，只为了让她免受未来可能的凌辱。

之后，崇祯拉着已被吓得呆若木鸡的太子朱慈烺的手，悲恸地说道：“今日你们还是太子、王子（二王也在场），待北京城破，你们就沦为普通百姓了……各自逃命去吧，莫要留恋我。朕定会以身殉国，也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出宫之后，你们务必小心谨慎。见到官员，年长者称老爷，年轻者称相公；遇到平民，年长者唤老爹，年少者唤老兄；称呼文人为先生，士兵为长官……”父子之间情深意切，崇祯泪如雨下，千叮万嘱，话语恳切至极。

1644年3月18日夜晚，北京城内一片混乱。崇祯皇帝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即景山），放眼望去，整座京城已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四处杀声震天。

在漫长的叹息之后，崇祯写下了一封遗书。

随后，他与王承恩一起，在煤山上的一棵树下结束了生命。

大明王朝就此画上了句号。（关于崇祯自缢的具体地点，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比如衣帽局或某棵大树，但至今没有定论。）

两天之后，一名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一匹御马。农民军士兵循着线索一路追踪，在山上一棵歪脖树上找到了已经自缢而亡的大明皇帝。

在这位36岁皇帝的白绫衣袖上，士兵们发现了几行字迹潦草、凌乱的文字，显然是他在临死前匆忙写下的。

其中一行写道：“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则提到：“百官俱赴东宫（太子）行在”。

崇祯帝自缢煤山之际，唯有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忠心殉主。其余内廷宦官却早已心怀异志，争先恐后为闯军引路开道。

这些阉人竟在旦夕之间将后宫佳丽分门别类：按姿容妍媸列为三六九等，造册登记，将名簿恭呈李自成、刘宗敏帐前，其办事之迅捷，较之往日伺候皇帝更胜三分。

曾督理东厂的曹化淳自诩文墨风流，为讨好新主，当庭吟诵颂圣之辞："天命所归，独夫伏诛，圣德较尧舜尤盛，神武较汤武更隆。"字字句句皆是往旧主心口捅刀。

未料李自成拍案怒斥："尔等卖主求荣，活该千刀万剐！"

但见丹墀下伏跪的太监们抖若筛糠，腥臊之气漫溢殿宇，数人竟吓得失禁——这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内侍，此刻连胯下的尿溺都管束不住了。

​居庸关降将杜之秩倒是机灵，见势不妙，连忙伏地叩首，谄声道：“奴才们顺应天命，特来效忠新主！”

李自成此刻心情尚佳，懒得与这些阉人计较，只厉声呵斥：“滚出城去！”

于是，数千太监仓皇逃窜，如丧家之犬。

农民军的少年兵卒见状，嬉笑着围上去拳脚相加，口中高呼：“打老公！打老公！”昔日权倾朝野的大太监们更是凄惨，在随后的“追赃助饷”中，多数被拷掠至死，也算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明朝的锦衣卫这一曾经严密无比的特务机构瞬间土崩瓦解，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李自成为了确保皇宫的安全，启用的是他自己创立的“龙衣卫”，这些成员皆来自他的老营精锐，是绝对忠诚于他的心腹。

对于留在京城、未能逃脱的原明朝锦衣卫和东厂的中高层官员，李自成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将他们连同家人一起全部诛杀，彻底清除。这一举措虽然手段残忍，但在京城百姓看来却大快人心。

在十九日黎明时分，志得意满的李自成从西长安门进入紫禁城。他随手射出三箭指向承天门匾额，结果只有一箭命中“天”字下端，另外两箭均偏离目标。

一旁的牛金星见状说道：“这真是天意啊，此箭正中‘天’字下方，正是定鼎天下的吉兆！”听闻此言，李自成哈哈大笑。

然而，当李自成进入宫内，看到四处都是鲜血，袁妃与公主的尸体横陈在地上，他也忍不住叹息道：“皇上也太过狠心了！”

3月21日那天，崇祯皇帝与王承恩的遗体被发现，这让李自成一方终于松了一口气。士兵们找来两块门板，将这两具遗体抬到东华门的阴凉处暂放。随后，他们购买了两口柳木棺材（每口仅值二十串铜钱），将大明帝国最后两位最有权势的人物——一位是皇帝，另一位是首席太监——装殓其中。

两人的头下垫着土块，尸体上简单地覆盖了一些草苇。不久后，周皇后的遗体也被运送至此，可能是某位宫女心存善念，在她身下垫了一层锦褥，并用锦被覆盖其上。

一天过后，李自成军队中的一名士兵看不下去，便从周皇后身上取下锦被，重新覆盖在崇祯皇帝的遗体上。

到了23日上午，农民军从集市请来了两名售卖丧葬用品的商贩，还有一位稍有良知的小宦官在一旁协助，为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遗体穿戴靴帽。

看守的士兵注意到崇祯皇帝赤脚穿靴，而周皇后脸上没有蒙布，于是向小宦官提出疑问。这位熟悉内廷礼仪的小宦官恭敬地回答：“凤不裹头，龙不裹脚。”然而，这一龙一凤曾经在九天之上翱翔的梦想，终究化为了奢望与荒诞的泡影。令人唏嘘的是，在明朝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在面对“梓宫”时痛哭失声。

3月24日，李自成听到东华门方向传来震天的哭声，连忙询问何事。士兵回报称，是北京城中的百姓聚集起来，希望新朝能够以礼安葬先帝。

李自成颇为“顺应”民意，再加上当时心情不错，便下令可以用皇帝之礼安葬崇祯，祭祀则用王礼。有了这一“口谕”，原明廷的光禄寺才敢按照祭礼追悼“大行皇帝”。

然而，昔日满朝文武百官中，敢于前来祭拜的人却寥寥无几，仅有少数几人远远观望而已。他们大多担心自己的表现不够得体，会耽误在新朝的任职机会。

4月初三，“大顺”政权派遣三十多名挑夫，轮流抬着崇祯帝与周皇后的遗体，前往昌平州田贵妃的墓地进行安葬。

由于“大顺”政权态度敷衍，极其“节俭”，甚至连重新挖掘田贵妃墓的工钱都不足。当地十名士绅感念旧主崇祯帝，集资三百四十千钱，勉强雇人挖开了田贵妃的墓穴。

崇祯帝的棺木极为简陋，当地的农民军监葬小官自行决定，将田贵妃的外棺套在崇祯帝的薄棺之外，总算凑成了一套“棺椁”。

至于坊间流传的李自成亲自率领将士哭祭崇祯帝，说什么“我来与你共享江山，为何寻此短见”的故事，以及以皇帝之礼厚葬崇祯的说法，均属讹传。首先，李自成并没有这样的“善心”，其次，他也缺乏真正开国帝王应有的气度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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