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王元翰首次提出开浚金沙江航道以改善川滇黔边境交通，但未被采纳。1720年，雍正年间，鄂尔泰提出疏浚金沙江计划，委派人员勘查，但因工程难度未能实现通航。1740-1746年间，乾降五年(1740年)，张允随获准开浚金沙江，征调88万役工分段施工，上游工程因险阻失败，下游成功通航。1746年后，下游通航后，京铜运输节省费用，川米入滇平抑粮价，促进矿业发展，黄草坪成为繁忙水码头。19世纪后，道光年间洪峰摧毁设施，航运中断；民国虽有重开动议，但未实施。清初金沙江水道开浚始于乾隆六年(1741年)由云贵总督张允随主持，旨在解决滇铜运输和粮食供应问题。工程分上下游两段，耗时多年，耗资巨大。下游通航后便利了铜运和商贸，降低了米价，但上游因险滩过多未能成功。道光年间洪水摧毁设施，航道逐渐废弃。
三江并流区域图
巧家县白鹤滩对岸，是四川省宁南县跑马镇，有一巨石峭立江岸，石上刻有"安澜古水"四字，下有直行诗云："金川千古不通舟，水急滩高一望愁。今日天人开一线，联樯衔尾往来游。"落款是"乾隆辛酉年昆明缪弘题，杨清石刻。"笔力雄劲，雕琢古朴。"乾隆辛酉年"就是乾隆六年（1741年）当时以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张允随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者，正率领几十万工匠从事开浚金沙江水道的工程。这块碑刻就是这一浩大工程的历史见证。缪弘的"今日天人开一线，联樯衔尾往来游"的吟咏，生动地反映了千百年来生活在金沙江沿岸人民要求实现通航的衷心愿望。
关于金沙江水道开浚的问题，早在距今41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工部右给事中王元翰有鉴于当时川滇黔边境"土司叛服不常"。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有必要在这一带地区添设驿道，开浚金沙江航道，以通金陵，解除芒部、乌蒙、东川和建昌诸土司的负固之势。王元翰上疏万历帝说："云南去京万里，往来之途仅黔中一线，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苇直通四川马湖，东有西粤，路由普安至田州，不过添设数释，途平水便，可以达金陵，可以出荆蜀。事定之后，极力疏辟，则入滇之道，中由黔，东由粤，西由襄，水由江，四途并进，诸酋不剿自失其负固之势矣。"（来源《明实录、云南资料部分》下册），但王元翰的这个主张并未引起万历帝的兴趣。
清雍正初年，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当他完成了改土归流任务，稳定了云南政治局势之后，便着眼于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疏浚粤江、金沙江的设想。鄂尔泰上雍正帝《兴修水利疏》中指出："窃维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兴废攸系民生，修浚并关国计。"疏内一一例举云南应该兴修的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对金沙江水道疏浚问题，提出了从牛栏江通航金沙江的方案。他说："嵩明州之河口经寻甸、东川，由牛栏江达金沙江，周环山川，复抵昭通，以通舟楫，虽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鄂尔泰为了探明这一规划的可行性，曾委派试用知县赵世纶等人，备细勘查，绘图复夺。后来，虽然鄂尔泰的"川粤江河舟通滇会"，云南"片帆可达吴楚"的设想未能实现，但鄂尔泰的雄才大略，振兴云南经济的实干精神，二百多年来一致得到了历史的好评。（《新纂云南通志、水利》）
鄂尔泰去任后，嗣后继任的云南总督庆复对于开浚金沙江水道计划亦力为赞成。1740年9月，他上书乾隆帝说："开凿通川河道实为滇省大利，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溯流至新开滩，可直通四川泸州，虽崎岖险阻，要皆人力可施，堪以化险为平， 以资利济。"庆复的这些意见，对后来乾隆帝批准这一工程计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一贯坚持开浚金沙江水道，并将此项计划付诸实施的是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张允随。张允随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到云南的，先后担任过楚雄、广南、曲靖等地知府，后又迁任云南粮储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对云南省情有深入的了解。
雍正八年（1730年）张允随担任云南巡抚后，对如何发展云南经济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在兴修水利方面，他接受了鄂尔泰的正确主张，认为"欲重农功，必先兴水利","滇省山多坡大，水利尤为紧要"。尤对开浚金沙江水道工程计划，力排浮议，累次上疏清廷，陈述缘由，辩明得失。其奏折中有云；"滇省僻处天末，山高路远，行旅货物，驮运维艰，物价腾贵，偶遇欠收，外省米粮不能挽运接济，皆不能通舟楫所致。若能随川浚川，直达川江，即可通行各省，实为万世无疆之大利。"（《张允随奏稿》）。张允随任督、抚期间，从当时云南社会经济形势分析，客观方面也必然地要把开浚金沙江水道，解决运力和运量矛盾提到议事日程。其中又突出在以下两大问题上，即：
（1）矿业开采：张允随任巡抚后，继续推行自康熙以来的听民开采铜矿，"放本收铜"和"提高铜价"的政策，大大地促进了铜的生产。滇铜产量遂由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八、九十万斤，增加到乾隆初年的四五百万斤。白银生产方面，也饬令各银厂管厂官员"实力悉心调剂"以发展银业，由于如此，白银生产亦处于兴旺时期。当时云南银矿有八处，最大的是永昌府茂隆厂和昭通府乐马厂。乐马厂同拥有十多万矿工的茂隆厂并美于世，其矿区以今之鲁甸县龙头山区的老君山为中心，沿牛栏江的鲁巧边界，周围横亘绵延约达四五百平方公里，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乐马厂生产的白银产量多、质量好，是自西汉以来中国冶金史上著名的"朱提银"。"朱提"二字在明清时代已经成为全国"银"的泛称。
《滇海虞衡志》云："昔滇银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募（茂）龙（隆），岁出银不货，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该书作者檀萃指的"昔滇银盛时"的时间，就是乾隆时期。由于当时云南铜、银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因而就相应地带来了粮食和副食品供应 的新问题，正如张允随说的"厂民云集，米价日昂","每石需银四两有余。"因此，迫切地要求开浚金沙江水道，船运川米以平果米价，支持矿山的开采。
(2）铜运：云南铜运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繁盛于乾隆时期，每年运输京铜和运往湖北、浙江等八省的采购铜，都在六七百万斤到七八百万斤之间。当时云南"著籍之户才四十万，其畜牛马者十一二。四十万户分隶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而为转运所必由者十二三。"运铜路线所经过府州县的运力同运量之间差距很大。滇铜运输路线有三，经过滇东北地区者有二，一由东川经威宁、毕节、永宁（今叙永）达泸州，一由东川经明通达盐井渡（今盐津县）；或经威宁、镇雄（包括今彝良县奎乡）而达罗启渡。（来源《新纂云南通志、铜政》）
因此，府州县运铜任务之繁重者莫过于东川、昭通、镇雄等府州。清朝典例规定，凡京铜所经之地出问题，当地官吏褫职戴罪。于是东川、昭通、镇雄等府州，自守丞以下，州县之长与簿、尉、巡检之官，符檄交驰，往来相属，弁役四出，驱使人如牛马，广大群众为服铜运之役而陈饿瘴累等原因而死于道路者比比皆是。张允随面临铜政苛扰的严峻形势，为了在铜运问题上寻找一条新的路子，同样地把着眼点放到开浚金沙江水道上。他在1738年五月奏文中说："若金江水道得以开通，京铜即可由东川经鲁甸、昭通……下船，从水路直达川江。"
经过张允随累次奏请，于乾隆五年（1740）获准了开浚这项"兴天地自然之利，开千古闭塞之江"的巨大工程。张允随委楚雄州官员陈克复。丽江府官员樊好仁参与开浚工程，迤东道宋寿图为总理，东川、昭通府尹为协理，带同候补人员徐雯、刘国祥等，先后征调88万役工分段管修。经费问题，乾隆六年经云南总督庆复奏准，建议将东川府附近汤丹等铜厂停止鼓铸的运陕钱，复行开局设炉二十座，铸青钱89773串700文，以为发给金沙江匠夫之用。（《新纂云南通志、币制考》）
金沙江水道开浚的全部工程，自云南省东川府蜈蚣岭开始，至四川省叙州府新开滩截止全长1319里。施工过程中，划分为上、下游两段进行。上游自东川府小江口至永善县黄草坪为一段，全长673里，于乾隆五年（1740年）十一月动工，应修大滩35个，其中双佛至蜈蚣岭15滩最险。当时修滩办法，先令夫匠伐木堆积用火烧石，再用锤凿劈打。对两山悬岩纤路，在陡险地方皆于石缝中插木搭架，工匠用绳索缠腰，悬空铲凿，施工条件是极为原始和艰巨的。
在施工的同时，为了考虑到水道开浚后的铜运管理，经清廷批准，将江北四川省属的披沙（今属宁南县境）划归东川府管辖，建土城于木期古，新增粮户21村寨，拨塘兵防守。移则地方补巡检司驻扎，以便护卫江边一带的铜运。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工部等又据张允随的意见，将东川府经理移驻巧家，巧家营原建木栅改筑土堡，以适应将来金沙江开浚后同四川贸易往来中所出现"商旅众多"的新形势。（来源《清实录、云南资料部分》卷一）
金沙江上游的疏浚，经过两年多的开凿，基本上告一段落。为了检验这段工程是否可以通航，曾经将巧家木租山的木材试运到重庆、泸州售卖；又拨大碌铜厂的铜筋试运。试航的结果，由于这段航程水流太急，滩大石多，终难成功。1749年4月，乾隆帝命湖广总督新柱和九门捉督舒赫德复勘，张允随陪同巡视的结果，认为上游蜈蚣岭至下游黄草坪的一段水道，实于运铜无益，请停止水运。(来源《巧家县志、大事记》)。由于上游工程麋费八万金，张允随因此被罚银二万两。对原为保护铜运而设置的木期古巡检司，于1751年9月全部撤回，江外的21寨由巧家营经历专管。
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动工开修的自永善县金沙厂至四川省叙州府新开滩下游工程，全长646里，应开修62摊，历时三年半，耗费十一万两便全功告竣。从此之后，京铜运输除永宁一路之外，即可以从东川、昭通运抵金沙厂换船，直达叙州、泸州。（来源《西南古籍研究》1985年一期）。金沙江下游通航后，立于永善的《江神庙禅记》载其盛况云："由于是相接，欸乃之声应山而响，而自蜀至滇商贾贸易者亦络绎往来矣。"（来源《永善县志略》下册）
当时永善县至叙州府航运有四站，即黄草坪至务基滩，务基滩至锅圈岩，锅圈岩至大汉槽，大汉槽至新开滩，各站均雇留站船十五支接运，务基和锅圈岩二站另增设渡船二支。从下游水道通航后的实际情况看，并不完全是天堑变通途的，某些航段江面上依然有巨石嶙峋，大滩栉比的情况。对比，经户部奏准，对米贴、小务基等6滩，"仍酌给岁修银，以利挽运。"（来源《清会典事例》）
金沙江下游水道的通航，大大的便利了京铜的解运，通航后四年中就节省脚费五万二千余两。（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四期）。同时，由于四川商船来贸易，载运米盐货物赴金沙江发卖，过去滇省"厂地常年米价每石需银四两有余，今只一两七、八钱，亦属从来未有。"（来源《张允随奏稿》）。 因此，更加促进了乐马、金沙等矿生产的发展，以永善县金沙厂为例，厂民已达三四千户，商业金融也很兴旺，开银铺的就有四十八户。其毗邻地黄草坪，船帆往来，联樯衔尾，已成了乌蒙山里的水码头。清人孙谦《黄草坪》诗云："古坪花县近，小市渐喧嚣。月挂三霄迥，山围四面高，滇疆分岸草，蜀地裂江涛。作贡乘槎使，从兹建节旌。"这的确是当年铜运中黄草坪水码头一派繁忙景象的真实写照。
可惜的是，金沙厂通航四川，时间并未维持多久。在道光年间的一次特大洪峰中已将水道设施多数摧毁，自此之后川江的船只只可抵达绥江。民国时期对重开金沙江航道问题有过动议，曾提出《金沙江水利整理设计方案》，（来源《云南通志资料长编》）。但都停留在规划上。今天当回顾乾隆时期开浚金沙江水道的情况时，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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