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与隆庆年间，明朝边疆战事频仍，民间怨声载道。皇帝沉迷道教，朝堂之上大臣们明争暗斗，政治生态一片混乱。然而，在如此动荡腐败的时代背景下，却诞生了一位流芳百世的清官——海瑞。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国开，号刚峰，后人尊称其为“刚峰先生”，祖籍广东琼州琼山。他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见证了明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此时的明朝，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政治体系愈发黑暗。而海瑞在为官期间，始终严于律己，坚守朝廷法令及封建道德准则。他不惧权贵，敢于直言进谏，致力于革除弊政、兴利为民；同时，他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从不贪恋钱财。海瑞的品行深受百姓爱戴，被赞誉为“海青天”，成为历史上一位备受敬仰的清官典范。

海瑞出生于正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年1月22日），出身于海南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曾担任知县，伯父更是监察御史。父亲海瀚是一名廪生，虽家境清贫，却能安贫乐道、读书明理。母亲也通晓一些书史知识，以身作则，通过言行教育海瑞。

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全靠母亲节衣缩食将他抚养成人。从小，海瑞便怀有报效国家的志向。十三岁时，他进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学习；二十七岁时，在琼山郡学深造。期间，他常与志同道合的学者切磋学问，讨论古今大事。他的多篇文章如《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都流露出他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在这些文章中，海瑞多次强调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应虚度光阴，而应有所作为。他认为人生在世应以圣贤为榜样，不做徒具虚名的“乡愿”；不贪恋荣华富贵，不追求妻妾成群；不羡慕金钱财富，而要做社会的中流砥柱。他还提倡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

这些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海瑞一生反对奢侈、崇尚节俭的高尚品德，以及刚正不屈、为民请命的思想和性格。这种精神早在他青年时期便已形成，并贯穿了他的一生。

海瑞的同乡兼门生梁云龙曾评价道：“无论是他在家闲居还是入仕为官，其品行与他所著的《严师教戒》完全一致，毫无虚假。他正是孔子所说的‘强哉矫’，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当今真正的男子汉！”

海瑞，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仕途起步并不平坦。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36岁的他才中举人，可谓大器晚成。就在这一年，他针对琼州地区黎族聚居、地处海疆要塞但治理不善的问题，提出了《治黎策》。他认为，治理琼州的关键在于“开道置县”，以实现地方安定。他还明确指出，除此之外的任何建议或措施都只能算是下策。这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才能。

次年，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二月，满怀壮志的海瑞进京参加会试，却遗憾落第。

然而，他并未因此气馁，而是向朝廷呈递了《平黎疏》与《上兵部图说》，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经略琼州的方针和具体措施的看法。在他看来，治理琼州这一战略要地，应包括“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等多方面事务。

此外，海瑞还敏锐地指出，琼州距离京师万里之遥，若遇紧急情况需请示皇帝，往往因路途遥远而贻误时机。为此，他建议嘉靖皇帝从群臣中选拔那些“知识事机、不贪富贵、力可大任、志在立功”的人才，任命为兵备副使，专门负责治理黎族地区的事务。

同时，海瑞在奏疏中坦言，尽管自己不过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曾亲历战场，但关于琼州的具体情况，都是通过多方打听了解而来。他甚至表示，若能赋予他专责治理的权力，他定能全力以赴，“驰驱兵革之间”，让黎族地区成为治理有序之地，黎族百姓成为良民。若无法达成目标，他愿意负荆请罪，承担欺罔虚费兵粮之罪。这份奏疏呈递后，虽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却未能通过兵部审核，因此迟迟未能付诸实施。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月，海瑞第二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依旧未能金榜题名。当时，考中进士是文人引以为傲的目标，也是通往仕途的重要途径，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要职大多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而海瑞却成为其中的特例。

两次会试失利的经历让海瑞逐渐意识到科举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他发现，一些进士虽然金榜题名，但实际能力却十分有限。这使他深刻认识到，科举并非评判一个人才华与能力的唯一标准。他曾感叹道：“耗费一生的时间读书写文章，却对国家毫无贡献，这样的做法与宋人所批评的‘一辈子只在五个字上打转’又有什么区别呢？”基于这种认识，海瑞最终选择放弃追逐功名利禄，转而接受吏部的选拔，走上了另一条为官之路。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海瑞被任命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的教谕，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到任。作为一县学府的“校长”，他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为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奠定了基础。

上任后，海瑞撰写了《规士文》，向朱提学提交了《申朱提学道教条》，并制定了《教约》。这些文件详细规定了县学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各项规章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他强化了学校的纪律管理，整顿了校风，使学校秩序井然。

海瑞特别强调，教官应当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用心教导学生。同时，他还明确了学吏的职责，要求他们专注于文案工作，不得因收受学生钱财而擅自修改文卷。一旦发现此类行为，将严惩不贷。

在对学生的要求方面，海瑞倡导遵循朱熹提出的“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认为，学习应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标准，注重修身、处事和接物的能力培养。为了更好地考核学生的表现，他还设立了两本簿册，分别记录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学业成绩。

海瑞坚信，只要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学习，学生将来必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此外，在执行封建礼仪方面，海瑞明确指出：教官与学生在县学明伦堂会见官员时，必须遵守《会典》等典籍中规定的礼节。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行为，严格禁止造谣生事、搬弄是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严厉批评那些借读书人之名，假借义气之说，结党营私、干扰法纪的行为。

这些教育理念不仅体现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决心，也充分反映了他“以礼为教”的核心思想。

在海瑞担任校长期间，他积极推行民主办学的理念。他曾表示：“我刚到学校时，并不清楚哪些好事可以推动，哪些弊端需要革除，因此打算与学生们共同商讨，并结合提学道教的条规进行调整。”

这一举措对当时士风败坏的现象产生了极大的整治效果。

海瑞为人表里如一。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延平府督学官前来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们。其他教官都纷纷跪拜参见督学官，唯有海瑞站在中间，拒绝跪拜，仅鞠了一躬，因此被人们戏称为“笔架博士”。

此举令督学官对他心生怨恨，随后对其多方刁难。

面对这样的处境，海瑞感慨道：“如此荒唐的世道，还有希望挽回吗？”于是毅然决然地请求辞职。

后来，经过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多次劝说挽留，他才重新回到教谕的岗位上。

海瑞在担任教谕期间，不仅专注于教育工作，还十分关注地方政务。在南平县学任职时，他撰写多部著作，进一步阐述和补充了他在《治黎策》与《平黎疏》中提出的思想与建议。

当海瑞得知福建的驿站系统面临严重困境时，迅速撰写了《驿传申文》与《驿传议》，并呈报相关衙门。文中指出，驿站的困苦状况已极为严峻，唯有恢复国家初创时期的制度，兴利除弊，才是解决之道。否则，驿站体系将难以维系。

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海瑞担任教谕一职已有四年之久。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在学术治理上成绩斐然。因此，巡抚与监司纷纷上奏推荐，海瑞最终被任命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正式开启了其政治生涯。

知县负责管理全县各项事务。任何事情处理不当，都会导致百姓生活不安定，所有事务都在知县的职责范围内。如果因为害怕惹麻烦或遭到报复而敷衍塞责，放纵邪恶势力，不顾朝廷和民众利益，只做表面功夫，追求虚名，这绝不是一位称职知县应有的行为。

海瑞怀着革除弊端、造福百姓的决心，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初到淳安上任。淳安县土地资源匮乏，人民生活艰难，主要物产仅有茶叶、竹子、杉木和柏木。土地大多被豪强占有，贫困百姓全年都难以吃饱饭，生活困苦不堪，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

海瑞深入民间考察后发现诸多问题：赋税徭役分配不均，虚报的粮税数量庞大，大户人家将赋税负担转嫁给穷人。一些富豪拥有三四百亩田地却分文不缴税，而贫苦农民颗粒无收却要承担高额赋税，这种现象极其不公平。

由于虚高的税负，许多家庭因无法承受而相继逃亡。此外，淳安县地处新安江下游，官员往来频繁，每天都要进行五六次招待，耗费巨大。为此，海瑞制定了《兴革条例》三十六条，精心规划，重新丈量土地，并依据实际田亩数量合理征税。

海瑞任职期间，积极整顿吏治，革除积弊。他雷厉风行地清查各种陈规陋习，废除了不必要的费用和繁重的劳役，减少了诉讼案件，严惩贪官污吏，使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在海瑞为官之时，他始终勤勉尽责，不惧权贵。某日，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途经淳安，却因驿站提供的物资不足，竟将驿吏吊起来狠狠毒打。

得知此事后，海瑞果断下令将胡宗宪之子拘捕，并没收了他携带的数千两银子充公。随后，海瑞写信给胡宗宪，称此人行为嚣张，冒充总督公子四处作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胡宗宪听闻后怒不可遏，却又无计可施，最终只能忍气吞声。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途经淳安县。

鄢懋卿贪婪成性，仗着权势大肆收受贿赂。若依从他的要求，必然会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于是，海瑞致信鄢懋卿，以“淳安县小，无力奉迎，请另择他路”为由婉拒。鄢懋卿虽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绕道而行。这两件事广为流传，深受百姓称赞，成为一时佳话。

海瑞一生致力于为民谋利，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衣衫简陋单薄。为母亲庆寿时，他仅仅买了两斤肉来表达孝心。淳安县的百姓对他赞不绝口，称其“爱民如子，视钱如仇”。当海瑞被免官时，当地民众无不痛哭流涕，悲痛之情甚至超过了失去至亲。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初，鉴于海瑞在淳安的卓越政绩，朝廷决定升任他为浙江嘉兴府通判。然而，由于他曾得罪权贵鄢懋卿，遭到其党羽的诬告弹劾，最终未能到任。直到严嵩倒台后，鄢懋卿与袁炜相继被罢免，海瑞才得以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春，海瑞正式履新。兴国县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大量人口因不堪重负而逃亡，导致每年粮食征收不足一半。面对这样的困境，海瑞深入基层调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兴国八议》，积极发展生产，革除积弊，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发展机遇。

海瑞提出的“八议”中，有五项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关于屯田。他主张恢复明初的制度，将军队与百姓的土地划分明确，清退被军队侵占的民田，补充因侵占而流失的民田资源。这样一来，普通百姓免受军人骚扰，政府的屯粮也不会出现亏欠。

其次，强调地利开发。通过鼓励农民开垦无主的山地和荒田，将荒芜的土地转化为良田，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解决百姓饥饿问题。

再次，均赋役是“八议”中的核心内容。其关键在于重新丈量土地，核查人口与税收的实际状况，并根据贫富差异合理分配税负，力求公平。

第四，招抚逃亡民众。通过废除繁重的赋税和劳役，吸引流离失所的百姓返回家乡，重建家园。

最后，精兵简政。对军政部门进行全面改革，裁撤冗余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财政浪费。

海瑞将这些建议汇总后呈报给南赣巡抚吴百朋，逐步实施。官吏们因此“畏法听令”，民间开支也得以削减三到四成。

海瑞在兴国任知县一年多期间，因政绩显著受到推荐，应召前往京城任职。但由于母亲无法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最终选择留在兴国。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十月，海瑞被任命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此时的嘉靖皇帝已步入中年，他笃信道教，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大肆修建道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致使百姓负担沉重，民生凋敝。同时，他性格固执，拒绝听取大臣们的劝谏，导致朝政日益衰败，民间怨声四起。

次年，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海瑞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深感愤怒。为了挽救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向嘉靖皇帝呈递了一份奏疏，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皇帝的行为。这份奏疏名为《治安疏》，因其主旨在于“直言天下第一事”，以纠正君主之道、明确臣子之职，并谋求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又被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

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朝廷，后人称之为“海瑞骂皇帝”。它不仅是海瑞一生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两件大事之一，也让他一夜之间名扬天下，成为世人皆知的直臣典范。

海瑞决定呈递奏疏时，已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他深知此举必然触怒皇帝，极有可能被处以极刑。于是，他提前购置了棺材，遣散了家中的仆人，与妻子郑重告别，并托付友人料理后事。他毫无畏惧，坦然面对可能降临的灾难。

果然，正如海瑞所预料，皇帝看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将奏疏狠狠摔在地上，命令侍从：“立刻把海瑞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宦官黄锦在一旁进言道：“海瑞向来以痴名著称。这次上疏之前，他已经预知后果，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静候朝廷处置。”听完这番话，皇帝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拿起奏疏仔细阅读了一遍。他被奏疏的内容深深触动，最终没有立即惩处海瑞，而是将他扣留在宫中数月之久。

到了次年二月，嘉靖皇帝虽然怒气稍减，但仍未完全平息，仍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的罪名下旨逮捕海瑞，对他处以六十大板，随后投入锦衣卫监狱，后又转至刑部监狱。

期间，户部司务何以尚向朝廷上疏，请求释放海瑞。然而，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皇帝，他下令锦衣卫对何以尚施以一百大板，并将其关押入狱，昼夜严加审讯。

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其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新帝颁布遗诏，宣布大赦天下。海瑞与何以尚因此得以重获自由。海瑞复官后，先担任户部主事，不久后调任兵部武库司主事，继续为朝廷效力。

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海瑞被提升为尚宝司丞。他上书请求回家奉养母亲，但未获批准。同年四月，他又升任大理寺右侍丞。

当时，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高拱意图削弱徐阶的权力，指使其学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

海瑞则提交奏折支持徐阶，指出：徐阶担任首相后，朝政逐渐有了改善，这离不开他的贡献，并且他“不揽权，不受贿”。而高拱性格狡诈凶残，难以信赖；齐康所言皆为无中生有，混淆是非。因此，海瑞请求罢免高拱，并严惩齐康。最终，九卿科道联合上疏挽留徐阶，齐康被流放边疆，高拱也被革职为民。

这一事件让高拱对海瑞心怀怨恨。当年冬天，海瑞调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抵达南京任职。七月，徐阶告老还乡，次辅李春芳成为内阁首辅。

隆庆三年（1569年）春天，海瑞升任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他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管粮储军务，并巡抚应天十府。随后，海瑞离开京城，前往江南担任巡抚。这是海瑞政治生涯中另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明代的应天十府作为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带，却以“繁剧难治”而闻名。为了稳固明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海瑞依据江南的独特情况，遵循朝廷的法令条例，并结合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等地的施政经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全力以赴地打击豪强、扶持贫弱，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他的主要举措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自明朝初期起，江南地区的官吏腐败问题严重，许多不法官吏与地方豪绅勾结，贪赃枉法，谋财害命，敲诈勒索，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针对这一现象，海瑞先后颁布了《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一系列法规，明确提出要严厉打击豪强势力，清除贪污腐败，整治长期存在的弊病，纠正浮华奢靡之风。

具体措施包括：

禁止迎送官员时铺张浪费；禁止请客送礼和托关系走后门；

禁止苛刻摊派银粮、包揽侵吞；禁止官吏敷衍塞责；

禁止私役民壮；禁止假公济私；禁止滥派差役；

禁止随意索取民财民物；禁止官吏贪污受贿、侵吞财物；

禁止差遣人役扰乱乡里；禁止贿赂书吏；

整顿军纪，革除募兵制度；明确规定巡抚按察使出行时车马规格等。

这些规定一经下达，各级府、州、县的大小官吏无不战战兢兢，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嚣张跋扈。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闻风丧胆，纷纷逃离岗位，权贵豪强也收敛气焰，甚至逃到其他省份以躲避风头。

二、强制退田。应天十府的州县中，强宗巨室林立，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当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为缓解这一问题，海瑞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勒令退田。他要求那些非法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贫困农民，以减少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这一政策不仅打击了豪强的经济基础，也为普通百姓争取了生存空间，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稳定。

自嘉靖年间起，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各地乡官与豪绅纷纷采取卑劣手段，大肆掠夺农民田产，其中通过“投献”侵占土地成为最常见的形式。

由于当地赋役繁重，每次徭役征发都会使数个富裕家庭倾家荡产。因此，许多富户选择将自己的田产登记到士大夫名下，宁愿以佃农身份缴纳地租，以此逃避沉重的差役负担，这种行为被称为“投献”。

至于普通百姓的土地，则常被奸猾之人用来献给朝廷权贵，此类情况更是数不胜数。例如松江府华亭县的一位乡官，其拥有的田宅众多、奴仆成群，民众对他的怨恨之深，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而其他府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江南地区的乡官代表徐阶，其家族所掌握的二十多万亩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正是通过上述方式攫取而来。在海瑞巡行各地期间，类似的控诉层出不穷，仅松江一地便有数万起案件。

对此，海瑞深感愤怒。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调整土地关系，确保乡官豪绅在百年之后仍能享有安宁，并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下令：所有因“投献”而被非法占有的土地必须如数退还，或由原主赎回。即便像徐阶这样权势滔天的人物，也在执行范围之内。此令一出，震动四方，深受百姓欢迎。然而，这一举措却严重触犯了豪强缙绅的利益，引发诸多诽谤与报复行动。由于官绅集团的强烈反对与阻挠，这项改革最终未能彻底实施，半途而废。

三、兴修水利。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吴淞江作为国家重要水道，贯穿苏州与松江两府，流经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和嘉定五县。然而，由于长期缺乏修缮，河道淤塞严重，多次治理均未见成效。

民间传言，唯有海龙王才能解决这一顽疾。河道堵塞导致大量土地变为旱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海瑞担任江南巡抚时，恰逢连日暴雨，吴淞江泛滥成灾，农民失去生计，纷纷背井离乡。

海瑞通过实地考察与走访民众，提出以“以工代赈”的方式，在救灾的同时修复水利设施。

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初三，正式组织受灾民众开始疏浚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完工，全长八十余里。

然而，海瑞认为仅疏通吴淞江还不够，因为三吴入海的水道还包括北面的白茆河和南面的吴淞江。若只开吴淞江而不开白茆河，水患仍会复发。因此，二月初九又召集民众开挖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

整个工程耗资仅五六万两银子，却救济了数十万灾民。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追缴贪官污吏的赃款或部分“赈济谷”，既未向百姓摊派，也未加重官府负担。这种做法实现了“借饥民之力恢复河道畅通，借银米之需救助灾荒”，达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吴淞江畔开垦的40万亩良田，全赖海瑞劝导百姓辛勤耕作。随着两条河道的疏通，太湖之水得以直通大海，沿海众多沟渠也成功引入水源用于灌溉，这不仅消除了水患威胁，还为抗旱防涝提供了保障。

当地百姓感念海瑞功绩，称颂道：“吴地百姓永蒙其利，受惠无穷。海公开河之功，堪称三吴地区前所未有的壮举。”

就连当初极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被他的卓越能力所折服。他们坦言：“隆庆四年、五年连遇大水，却未造成农业损失，这正是吴淞江疏浚工程的成效。若非海公亲自主持治水，如此浩大的工程又怎能顺利完成？”

更有甚者赞叹道：“海公清廉正直，不滥用钱财，执法公正严明。”通过此次水利工程，彻底根除了长期困扰当地的水患问题，这是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期间最为突出的政绩之一。

此外，面对江南地区官户众多、优免户泛滥，赋役负担被转嫁给普通农民的严峻局面，海瑞着力推行赋役公平政策。

海瑞还积极倡导并实施“一条鞭法”，制定了《铁粮册式》与《均徭册式》，切实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同时，他还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平反多起冤假错案。当时社会对海瑞的评价极高，认为他在江南任职九个月，“便使天下财赋源头焕然一新”。

尽管海瑞在巡抚任上仅能局部推进改革，但已触动了江南官绅阶层的利益，因此招致他们猛烈攻击和强烈抵制。这些人指责海瑞“不懂礼数”“不合人情”“不明时务”“多管闲事”，甚至寄送匿名信进行威胁恐吓。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朝廷中的部分官员，企图合力罢黜海瑞，以推翻其推行的改革政策。

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当众多饥民在海瑞的带领下开垦土地、疏通吴淞江时，江南百姓逐渐看到了希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却上书指责海瑞在担任巡抚期间“行为迂腐，不懂实务”，所制定的条例“违背人情”“创新奇之法”“超出常理之外”。他建议将海瑞调往两京担任清闲职务，而不应再委以重任。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穆宗的拒绝。

随后，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弹劾海瑞“不懂为官之道”“偏袒奸民”，认为他“不配继续留任地方”。

面对戴凤翔等人的无端攻击，海瑞据理力争，用大量事实予以反驳。他指出戴凤翔奏疏中的内容“无一字符合我的本心，无一事与我的实际作为相符”，纯属“恶意诬陷”，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

与此同时，与海瑞素有矛盾的高拱重新得势，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入阁执政，这对海瑞的仕途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吏部在收到戴凤翔的奏疏后，以海瑞“志向远大但才干不足”为由，将其应天巡抚的职务罢免。消息传出后，江南百姓纷纷哭泣哀号，为海瑞鸣不平。

隆庆四年（1570年）二月十五，海瑞被任命为原官总督南京粮储。然而，在他即将前往南京任职时，高拱却再次从中阻挠。到了三月二十五日，穆宗颁布诏书，决定撤销南京粮储都御史这一职位，改由南京户部侍郎兼任管理相关事务。

面对这一变故，海瑞不得不呈上《告养病疏》，借此表达自己的政见与期望。他在奏疏中写道：“臣虽两次遭到弹劾，尽管众人的指责纷至沓来，但我依然坚信自己的主张，并坚持己见。”他还表明：“臣在担任巡抚期间，行事光明磊落，内心毫无愧疚，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恳请皇上不要因为臣遭受诽谤就轻易将臣罢免。”同时，他还请求“允许臣返回故乡，终老田园”。

最终，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同年四月，海瑞离开南京，返回琼山老家。从四十岁踏入仕途算起，他已为官十七载。然而，他的积蓄仅剩一百二十金的俸禄余款，另加十亩租田，再无其他财产。如此清贫的生活状态，在当时的官员群体中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