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20日，戴安娜王妃坐在BBC《全景》节目的镜头前，用平静却锋利的语言撕开了英国王室的金色帷幕。“我们的婚姻里有三个人，所以有点拥挤”，这句隐晦的指控如同一枚精准的导弹，不仅击碎了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的婚外情秘密，更让延续千年的君主制传统暴露出腐朽的裂缝。

在这场被全球6亿人观看的访谈中，戴安娜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曾自残、患暴食症，坦言在王室制度下“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当她说出“我想要成为人民心中的王后”时，这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抗争，也是对君主制现代性困境的尖锐叩问。

英国王室从未遭遇过如此公开的背叛，白金汉宫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观看录像时脸色铁青，而查尔斯王子的私人日记中则留下了“灾难性打击”的记录。王室传记作家彭妮·朱诺在《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中披露，访谈播出后三天内，温莎城堡召开了七次紧急会议，最终促使女王在1996年2月亲自写信要求儿子儿媳离婚，这是自亨利八世以来，英国君主首次直接的、干预王室成员的婚姻解体。

1996年8月28日，戴安娜以威尔士王妃的称号失去殿下头衔，却获得了价值1700万英镑的离婚补偿和肯辛顿宫的居所。表面上看，这是场体面的分手，但解密的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国务院曾评估“戴安娜可能成为君主制最危险的批评者”。她开始频繁接触地雷受害者、艾滋病患者，甚至计划发起针对王室资产透明化的改革运动。在1997年6月的纽约演讲中，她公开质疑：“为什么我们不能讨论王室的经费来源？为什么，那些金马车要碾过普通纳税人的尊严？”

与此同时，戴安娜与埃及富商多迪·法耶兹的恋情被300多名狗仔队24小时追踪。法国安全部门1997年的监控报告显示，戴安娜曾向朋友发送加密信息，称“有人想让我消失”。而这种不安在8月30日达到顶峰，当戴安娜乘坐的奔驰S280，以196公里时速撞向巴黎阿尔玛隧道第13根立柱时，车上的神秘黑色奥迪、消失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司机亨利·保罗血液中三倍超标的酒精含量，构成了一个，充满疑点的死亡现场。

车祸发生6小时后，查尔斯王子私人秘书的通讯记录显示，其曾致电《泰晤士报》主编：“请暂缓任何同情性报道”。2004年的《佩吉特调查报告》指出，MI5在1996年12月曾提交“戴安娜可能被极端组织绑架”的风险评估，但这份文件，在2013年因“涉及国家安全”被永久封存。更耐人寻味的是，戴安娜遗嘱中，关于“若我非自然死亡”的条款，在其死后48小时内被修改。

在车祸现场，狗仔队不是施救者而是掠夺者。美联社摄影师拉斯卡里斯在2005年承认，当晚有同行接到“必须拍到遗体”的指令。英国《太阳报》前编辑麦肯齐在回忆录中透露，某王室成员，曾通过中间人暗示“戴安娜的绯闻值得更高报价”。当自由摄影师成为权力博弈的工具，新闻伦理在200万英镑一张的照片前溃不成军。

法国调查员发现，司机保罗在车祸前三个月收到过13笔不明汇款，而他的银行账户在死后被迅速注销。军情六处前官员理查德·汤姆林森在2000年向《卫报》爆料，称戴安娜死前六周被列入“潜在威胁名单”。尽管这些指控被官方否认，但2017年曝光的CIA文件显示，美国情报界曾担心“戴安娜之死可能引发君主制危机”。

当民众将100万束鲜花堆满白金汉宫铁门时，这不仅是对“人民王妃”的哀悼，更是对君主制合法性的质询。YouGov的民调显示，戴安娜死后英国共和制支持率从15%飙升至34%。在剑桥大学收藏的民众来信中，有工人写道：“他们谋杀了她，因为她让我们看到了王冠上的虱子。”

2008年，英国陪审团裁定戴安娜之死是“非法致死”，但排除了谋杀嫌疑。这个充满语义张力的结论，如同对现代社会的隐喻：我们既无法完全相信权力机器的自证清白，又缺乏推翻它的确凿证据。戴安娜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在2017年BBC纪录片中的质问依然悬而未决：“为什么幸存保镖在苏醒后立即被军情五处接走？为什么隧道监控偏偏在那晚故障？”

当哈里王子在2023年出版《备胎》时，书中那句我母亲在死后比生前更危险，似乎暗示着这场世纪悬案仍未终结。历史学者艾玛·汉森在《戴安娜悖论》中指出：“她的死亡之所以成为永恒谜题，是因为我们都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对抗权力时的脆弱。”

种种迹象表明，在戴安娜揭露了王室的不堪后，她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36岁时的她，在去世前的二十多天前，她参加了好友的葬礼，眼神中的空洞和无助，似乎预料到了结局。她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王室和查尔斯无情，从节目播出到她离开，还没有两年的时间，这何尝不是对她的童话婚姻的一种讽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