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与好友聊到1980年代的宜兴紫砂市场，那个时候，中央把全中国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来了，但好的政策到达县城尚有一段时间，紫砂产业也不例外，那时全宜兴才两千多人从业紫砂，年产值不足300万元，紫砂产品年产量不足500万件，包括紫砂花盆和其它杂件，那时在丁蜀镇周边的周墅公社和大浦公社、张泽公社，就有人开始办厂并跑起了供销。

八十年代工余在车间读报学习

起初，那些到全国各地跑供销的人会到紫砂工艺厂买两把紫砂壶送人搞关系，发现这东西还真的比送烟送酒好使，于是，紫砂壶成了外出跑供销最好的礼品，没有之一。于是，在农闲时节，紫砂厂周边的农民就开始在家学做制壶，大约从1982年开始，有了社办工厂－－紫砂二厂，招收了大量有一定制壶技术的农闲在家捣鼓紫砂壶的农民工，同时，也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批紫砂壶贩卖者。丁山人称“贩壶佬”。

农闲时丁蜀周边的老农做壶补贴家用

由于紫砂壶是非标产品，市场没有规范的定价机制，全凭壶贩说了算，1983年以后，周墅的双桥村、尹家村、大浦的双庙村，丁山的蜀山村、丁南村、边庄村等等，出现了一批初高中毕业生，由于特殊原因不需要下放农村待分配的年轻人，包括很多人本来就是农村户口的，他们开始外出贩卖紫砂壶赚钱，也是这一批人，第一次把紫砂壶的销售阵地外延拓展了上千公里。他们把出厂价八角八分一把的鱼化龙壶卖到了八十八元，把一元五角一把的四方竹段壶卖出了一百五十元，一百倍的价差，迅速造就了新中国第一批宜兴县里的“万元户”。

大画家吴冠中80年代回老家在茶馆与发小品茶聊天

贩壶作为当时的一种特殊职业，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还没有取消“投机倒把罪”名，起初在宜兴市公安局丁蜀公安分局设立了一个“紫砂整顿办公室”，人们称之为公安紫砂办，配备了精干的民警，并在丁蜀镇周边的乡派出所建立了紫砂整顿联席会议制度，采用围堵的方式不让那些贩壶者北上南下，只要抓到就会采取强制措施，或没收壶款，或没收紫砂壶产品，甚至刑事拘留或判刑，所以，在当时，他们虽然个个万元户，但所需承担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宜兴当政者政策滞后所带来的问题。

紫砂七老之一朱可心教授学徒

1983年前后，香港的紫砂热逐渐影响到了台湾，出口到台湾的紫砂壶99%是通过香港四大贸易商转口的（包括英泰、双鱼、海洋及锦锋四大香港贸易公司），自1986年开始，有很多台湾人到厦门，宜兴的壶贩子嗅到了商机，宜兴紫砂壶通过厦门到金门的渔船往来，让厦门成为了宜兴紫砂壶的集散中心。我有一个周墅公社双桥大队的朋友，他是第一个把紫砂壶带到厦门的人，据他讲，当时贩壶，如隐秘战线工作一样，需要避开丁蜀公安分局紫砂整顿办民警的围追堵截，在农户中收一百把紫砂壶，用废报纸一个个包好，装进两个蛇皮袋，用扁担挑着到丁山汽车站，买票到杭州，然后买火车票乘30多个小时到厦门，往往在厦门与台湾商人交易的时候，就会有丁山公安分局的民警出现，他们是一路便衣从丁山跟综到厦门，在交易时来个人赃俱获，紫砂壶及货款全部没收，没收的主要理由是贩子没有进货凭证（收据）。都是从农户家收来的紫砂壶，又哪里来的进货凭证呢？那个时代真的是让人十分无奈。

古南街上的砂货公会旧址

朋友讲，那个时候长途贩卖紫砂壶，在火车上很不安全，现金货款常常被人偷走，那时的小偷很多，有好几次放在口袋里的壶款被人偷走，那时人民币面值最大只有拾元，一千元就如砖头一块，十分显眼，由于车箱拥挤，当钱款被偷走了后才发现口袋被小偷用刀片划开一个口子，后来，壶贩子也总结出一些教训和方法，就是把一捆捆钱用报纸包好，连同一条破旧棉衣放进一只脏兮兮的装化肥用的蛇皮袋子里面，外面用草绳捆起来放在行李架上，反而很安全，小偷是不会注意行李架上破旧且脏兮兮的蛇皮袋子的，一捆捆的人民币就这样被一次次搬回宜兴。

1980年代早期的宜兴陶瓷陈列馆

时间到了1987年，台湾开禁来大陆探亲，厦门作为紫砂壶集散中心的地位悄悄改变，台湾人直接飞到上海，从上海到宜兴十分方便，随着宜兴丁山的涉外宾馆“上海饭店”的开张，方便了台湾人来宜兴的住宿，丁山的上海饭店也自然成为了台湾人来宜兴采购紫砂壶的落脚点。当时经常往来台湾宜兴的壶商有上百人，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次往來可以带100多把紫砂壶去台湾，生意十分红火。

1980年代的丁山老街

由此，丁山上海饭店也成为了丁山贩壶者的饭堂和常驻地，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以300元一天常包518房，并请服务总台的小姐要求帮忙，只要有台湾壶商来住店，就电话告诉518，一个电话，不管生意成败，518就会付给100元的信息费，后来，这位贩壶仔干脆直接迎娶了总台小姐，做台湾壶商的生意就非常容易了，而且做的越来越大，最后建设了自己的一个规模宏大的紫砂庄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丁山上海饭店

再后来，又活跃了一批到全国各地搜壶队伍，他们走村窜巷到处收壶，特别是沿着大运河两岸到大的村落的大户人家寻访收壶，甚至一直到皖南、湖北、福建等地搜壶，这批人也被称之为“铲地皮”佬，他们在外地廉价收来的老壶名壶到上海饭店高价卖给518， 518再转手卖给台湾商人，其中的差价也高的惊人，在1990年左右，518一年的紫砂壶营业额就已经上千万元了，再后来，518直接到上海锦江饭店包房作为台湾壶商的办事处，开始批量从虹桥机场托运至台北，宜兴贩壶人也直接在上海锦江饭店周边租了几间仓库来存放紫砂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紫砂矿工

那个时候，宜兴紫砂壶在台湾的售价相当高，八十年代后期单价几十元人民币的紫砂壶到台湾可以卖到相当于十倍到二十倍的价钱，古壶、名家壶的利润更是超过百倍、千倍，紫砂壶造就了几十位宜兴的百万富翁，也造就了台湾几百位千万富翁。时间到了1995年，台湾的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市场存量太大，价格迅速滑落，几个壶商因资金链断裂，利用宜兴贩壶人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一次性骗取宜兴三个集装箱的壶，货值近千万元人民币，让其中最大的两个贩壶仔万劫不复，从此一蹶不振。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紫砂发祥地蜀山老街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