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告身份证号码？回去补材料再来！”当这句话第三次从法院立案庭窗口传出，钻进我的耳朵，我的心彻底凉了半截。我紧握着那已经皱巴巴的起诉状，手指不自觉地划开手机，屏幕上亮着的是《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

在这一刻，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他在建筑工地摔断了腿，却因为连包工头的真名都不知道，被赔偿的希望拒之门外。我满心苦涩地想，他到底要怎样才能跨过这道看似高不可攀的“身份证门槛”呢？

其实，法律条文规定得明明白白，立案本不需要被告的身份证号。

《民事诉讼法》第 122 条说明，立案仅需满足四个条件：原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被告明确、诉求具体、法院具有管辖权。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更是白纸黑字地强调：“姓名 + 住所能区分被告即可”。

曾听闻一个令人心酸不已的案例，一位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被撞伤，他当时只记得肇事者叫“李哥”，手机号是 173 开头的虚拟号。在立案庭，一般情况下，这种案件根本立不了侵权案。但是一位好法官义愤填膺拍桌子：“难道要让受害者自己当侦探不成？”

好在最后凭借配送外卖平台提供的用户注册地址，案子总算是立上了。

数据显示，全国法院 95.7%的案件都能当场立案，可那剩下的 4.3%呢？

就拿我曾经遇到的农民工老张来说，他只知道包工头叫“王强”，操着河北口音，住在丰台某工地板房。按法律规定，这样的信息理应足够锁定特定的人，可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却非让他拿出王强的身份证复印件，老张一脸无奈，他上哪儿去找啊？

现实却如同一场魔幻剧，硬生生地把“明确被告”变成了一场文字游戏。

走进许多基层法院立案庭，公告栏上贴满了所谓的“温馨提示”，上面写着：“请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联系电话……”

要知道，这些信息本应是在立案之后，随着案件推进去补充完善的“锦上添花”之物，如今却在实践中沦为了立案的“必要门槛”。

去年，长春的付某因为装修纠纷要起诉装修公司，他把公司注册地址、法人姓名、合同编号都准备得妥妥当当，可法院却要求他补充法人身份证号。

付某没有办法，蹲在法院门口，脸上挤出一丝苦笑：“我要是能查到对方身份证，还用得着打官司吗？”

更荒诞的事儿还在后头，北京某区法院发生了一起“地址确认书”事件。律师王某在网上提交立案申请后，工作人员两次打电话过来，强硬地要求他补交被告地址确认书。

这要求简直就像让小偷自己写下赃物存放地点一样，要是真能确认地址，还何需法院发传票呢？

面对这样的扯淡的困境，普通人当然也得有自己的维权武器。

首先，得记住三个至关重要的电话号码：12368（全国法院热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最高法投诉专线（010 - 67556110）。福建莆田的王律师就是靠着拨打 12368 投诉，让原本拒收材料的法院当天就给他立了案。

其次，随身携带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规定》复印件。这可不是摆设，第六条写得清清楚楚：原告只需提交自己的身份证明，对被告信息仅要求“能明确区分”。

下次要是再遇到有人非要你提供被告身份证，不妨底气十足地指着条文，问一问：“请问这条规定废止了吗？”相信很多法官看到这条明确的规定，是不敢再任性滥用职权的。

所以说，95.7%的直接立案率听起来挺高，可又有谁知道，这背后有多少像那位被家暴却不知道丈夫身份证号的妻子，被培训机构骗了学费却只有老师微信名的学生，还有被网红带货坑了却只有直播间 ID 的农民，他们被迫无奈，只能选择撤诉。

2022 年最高法督办的两个典型案例，着实意味深长。当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被告身份证时，本质上是在转嫁调查责任。

正如沈亮大法官所说：“不能把诉讼门槛变成百姓维权路上的绊脚石。”

是啊，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费尽心思背诵法律条文，只为了对抗立案窗口那些不合理的“土政策”，到那时，这 95.7%的立案率数字，或许才能真正温暖每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