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与人握手时，往往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他通常会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力度适中，既不过于轻描淡写，也不会显得过分用力。这种握手的姿态，传递出一种坚定与亲切并存的信号。此外，他常常在握手的同时，目光直视对方，眼神中透露出专注与真诚，让人感受到他的重视与尊重。这种细节不仅体现了他对人际交往的细致把握，也反映了他作为领导者的风范与魅力。通过这些细微的举动，毛泽东在无形中拉近了与对方的距离，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感。
1942年5月2日中午，延安文艺界的主要代表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按照事先安排，在下午一点半前都到达了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准备参加文艺座谈会。
据知名编剧于敏回忆，会议开幕当天，毛主席主动与在场人员逐一握手寒暄。他的握手并非形式化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在与每个人握手时，毛主席不仅握力沉稳，还以真挚的目光与对方交流。
1940年，于敏与朋友在延安合影留念，照片中他站在左侧。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们在那段特殊时期的珍贵瞬间，展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和友谊。
于敏最初并未收到邀请，他是因一次偶然机会参与其中的。201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我在鲁艺戏剧系任职。1942年5月2日是个周六，我和于学伟在鲁艺东山下散步，恰巧遇到院长周扬从山上下来。他叫上我们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座谈会。于是，我们这两个‘小字辈’就跟着院长去了。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于敏在采访中强调：“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是核心，所有论述都围绕并阐释了这一主题。”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于敏积极投身群众生活，深入现实。1949年，他编剧的电影《桥》上映，创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四项纪录：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人民电影、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电影，以及第一部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电影。
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吴伯箫回忆，毛泽东与在场每位同志逐一握手时，都会根据个人特点进行简短交流或提出询问。当他说出一些针对性的幽默话语时，总能引发周围人的会心一笑。吴伯箫表示，毛泽东待人接物时展现出的谦逊态度和宽广胸怀，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温暖亲切的氛围。
5月16日，座谈会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傍晚时分，吴伯箫骑马前往杨家岭办事。返回时，他远远看到毛泽东正从延河岸边散步归来，缓缓向他这边走来。吴伯箫内心有些纠结，他既想立刻策马上前，向毛泽东表达参加座谈会的感受，又担心只握过一次手的毛泽东是否还记得自己。他犹豫着是否该下马，牵着马在路边等候。就在他举棋不定时，毛泽东认出了他，挥手喊道：“吴伯箫。”吴伯箫没想到毛泽东仅凭一次握手就记住了他，立刻下马，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集体照中，罗工柳位于第三排左数第三位。
郑星燕，当时是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党组书记，回忆起那次会议时说：“会议还没开始，毛泽东就站在大礼堂前面，跟每个参会的人握手。他握手很有力，眼睛一直看着对方的脸，要么亲自问名字，要么让旁边的人介绍，让人觉得特别亲切。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后，他马上知道我在文抗负责党的工作。其他作家报名字时，毛泽东还会开几句玩笑，挺幽默的。”郑星燕平时喜欢写诗，后来他还写了一首诗来纪念那次会议：“文艺座谈会上逢，杨家岭下百花红。迎门握手春风暖，一席鸿词岱岳崇。”
座谈会上有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首先，大家讨论时气氛热烈，每个人都积极发言，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观点。其次，当谈到关键问题时，几位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观点碰撞，火花四溅。再者，主持人巧妙地引导话题，确保讨论不偏离主题，同时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会议结束时，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对未来的工作有了更明确的方向。这些场面不仅展现了座谈会的深度和广度，也体现了参与者们的高度参与和专业素养。
萧军，原名刘鸿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出生于1907年，辽宁锦州人。萧军的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作品风格独特，深受读者喜爱。他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描绘了东北农村的生活，展现了农民的艰辛与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萧军早年参加革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的作品也常常反映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萧军与萧红是文学上的伴侣，两人共同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萧军的文学成就不仅在于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更在于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和研究，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与二十多位文艺界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请他们协助收集文艺界的各种意见。其中，东北籍作家萧军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书面和面对面的思想碰撞。5月2日，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随后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萧军率先发言，强调作家应享有“自由”，并保持“独立”的创作立场。话音刚落，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立即起身反驳，提出文艺界需要组织性，并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党是否应该以及能否领导文艺工作。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争论异常激烈。到了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萧军不仅坚持己见，还发表了更为尖锐的言论，展现了他一贯的强硬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贺龙等人也积极加入了讨论。著名诗人艾青发言结束后，朱德表示：“艾青同志提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而我们的韩荆州就是工农兵。”艾青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总司令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会议结束后，艾青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前往前线。最终，他如愿以偿地去了前线。贺龙是第五个发言的人。他和王震是最早发现延安文艺界存在政治偏向问题的。贺龙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他对文艺作品“揭露黑暗”的看法上。
在5月16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的知名女作家丁玲率先发言，重点针对她的作品《三八节有感》进行了自我检讨。这篇文章的问题最早是由贺龙和王震发现的。会议上，诗人柯仲平和剧作家欧阳山尊的发言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柯仲平是边区民众剧团的负责人，他分享了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经历，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每当他们离开时，村民们都会送他们到村外，并送上各种慰劳品。柯仲平提到：“我们主要演《小放牛》，虽然有人可能觉得这节目不起眼，但老百姓非常喜欢。如果你们想找我们剧团，只要沿着满是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和红枣核的路走，就能找到我们。村民们送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和红枣多得我们吃不完，连衣袋、行李和马褡都装满了。”他这番话引得在场的人都笑了，包括毛泽东。柯仲平的发言触及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这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即提高应基于普及，而普及应在提高的指导下进行。然而，在会议上，有些人对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尤其是后来成为民族歌剧《白毛女》总负责人的戏剧教育家张庚。他当时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普及和提高难以兼顾。但后来在实践中，张庚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张庚原本是鲁艺戏剧系的主任，他们之前演出的剧目风格偏向西方和城市，延安的老百姓对此并不感兴趣。座谈会后，鲁艺开始从民众喜爱的秧歌舞入手，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创作《白毛女》时，张庚指导创作人员：“你们只需专注于创作出中国老百姓喜欢听、喜欢唱、喜欢看的作品。”
欧阳山尊的发言与柯仲平一样，因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成为座谈会上的一大亮点。在第一次会议时，欧阳山尊并未发言。会议结束后，他回到窑洞，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反复阅读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直到深夜。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他终于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动员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实际斗争，前往抗日前线。几天后，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内容简洁明了，只有一句话：“你的意见是对的。”欧阳山尊后来回忆道：“主席的回信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因此鼓起勇气在座谈会上发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亲自给战斗剧社的欧阳山尊等人写了一封回信。
1942年11月，欧阳山尊带领战斗剧社从前线返回，在鲁迅艺术学院进行工作总结，并表演了他们在前线演出的剧目。欧阳山尊和几位同事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推动革命文艺事业发展的建议。不久后，毛泽东给他们回了信。直到晚年，欧阳山尊仍清晰地记得信中的内容，他回忆道：“毛主席在信中说，你们的信已收到，感谢你们！我认为你们的剧作很好，延安及边区正需要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欧阳山尊于2009年去世。在去世前，他特别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强调：“我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至今仍然是正确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刻塑造了他们的艺术道路和人生轨迹。这次会议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更在思想上给予他们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这次座谈，他们重新审视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从而在艺术实践中找到了新的定位和使命。这次经历成为他们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指引他们走向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1942年5月23日晚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标志着这次会议圆满落幕。
在演出现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首次与普通群众一同观赏节目，大家都觉得内容焕然一新。毛泽东称赞道："这才真正体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朱德也表示："今年的表演确实与以往大不相同。革命文艺创作必须紧扣政治运动和生产实践，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著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何其芳的诗歌常常展现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语言优美而富有哲理。他的文学评论则注重对作品内在意义的挖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何其芳的创作不仅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内容，也为后来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他的成就和贡献，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何其芳自1938年以诗人身份加入延安，到1953年响应党的号召创立文学研究所，再到1959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编纂《不怕鬼的故事》，直至1977年去世，他的一生对毛泽东充满了深深的敬仰。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完成了多年心愿，写下了《毛泽东之歌》。他在书中坦言：“我感到惭愧，虽然有幸参与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并在会议前后多次接受他的直接指导，但我在学习、理解和实践上都做得不够。”他深情地评价毛泽东的《讲话》是“指引我们避免迷失方向的明灯，是值得我们永远感激的、照亮我们一生的金色阳光”。
严文井，这位被誉为中国文学界“大师”的作家，曾在文艺座谈会前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这次谈话使他坚定了追随毛泽东革命的决心。铁凝在纪念严文井百年诞辰时提到，严文井在参加文艺座谈会后，始终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推动他的创作与工作。他的童话和寓言作品屡获全国大奖，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连环画，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被翻译成英、德、俄、印度等多种语言，不仅丰富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宝库，还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严文井的童话及其理论探索，深刻影响了新中国几代读者的人格塑造。尽管他已离世，但他的作品至今仍在培养“未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