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杨树下，王叔的小板凳放那有十多年了。
天暖和时，他总坐在那给过路的人讲他那些养猪的事，从猪崽挑选到饲料配比，听得人耳朵起茧。如今他那养猪场年出栏量都快赶上隔壁镇的国营场了，年轻人都说他是村里最会赚钱的人。
没人会想到，五年前，王叔差点没了命。
我是去年才搬回老家的，对王叔的事知道得不多。刚听说时，只以为是个普通的患病又康复的故事。直到上个月，我家水管爆了，喊了王叔来帮忙（他年轻时是村里唯一会修水管的，如今成了有钱人也不忘手艺）。
水管接好后，王叔在我家厨房洗手，我妈非要留他吃晚饭。结果这一吃，就听到了那个被村里人说了五年的故事。
王叔是个老光棍，今年五十出头，一辈子没结婚。他家祖上在村西边有块地，风水不好，年年收成都差。他爹早逝，他跟他娘相依为命。他娘去世那年，他四十岁，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我跟你们讲，那病来得邪乎。”王叔夹了块我妈炒的芹菜，嚼了半天才咽下去，“先是肚子疼，我以为吃坏了，吃了点健胃消食片就没当回事。”
村里那年流行种西瓜，说是能卖个好价钱，王叔心动，也种了两亩。忙起来哪有空去医院，那肚子疼就这么忍了大半个月。等西瓜坐住了，他才想着去镇医院看看。
“镇医院那个老王，就我初中同学那个儿子，”王叔咂了口酒，“你们知道他怎么说的吗？说我这是阑尾炎，早就该切了，如今都要穿孔，得赶紧上县医院。我那时候想，阑尾炎谁不知道，最多花个三五千，问题不大。”
到了县医院一查，医生脸色就变了。不是阑尾炎，是肠子里长了个东西，良性恶性还不好说，得做手术切了化验才知道。
“一听手术，我心里就打鼓啊。”王叔说到这，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没钱啊，我那时候手头就那么点钱，前前后后检查就花了一千多，医生说手术加住院至少要三万。”
我爸插嘴问：“你有新农合啊，应该能报销不少吧？”
王叔笑了，那笑里有点无奈。
“新农合能报销，但得先垫钱啊。再说了，我还欠着队长家两千块钱没还呢，那是我娘下葬时借的。哪有脸再开口？”
王叔说，他当时就想，算了，大不了一死。死了倒也干净，这辈子也没攒下什么，没人惦记，没人牵挂。他办了出院手续，背着简单的包袱就回村了。
村里有个老中医，姓陈，老人家八十多了，眼睛还跟猫似的亮。王叔去找他看了看，老头摸了他的肚子，叹了口气，给开了几副中药，让他回去慢慢调养。
“那药苦得要命，喝了半个月，肚子还是疼，人都瘦脱相了。我就知道，这病不是那么好治的。”
这事后来传到了村支书耳朵里。那时候村支书是老李，今年已经退了。老李直接骑着摩托去王叔家，看到他躺在床上，黄得像张纸，当场就急了。
“你小子怎么回事？要死也不吱一声？”
王叔说他不想麻烦任何人。老李气得跺脚，二话不说把王叔扛到了摩托车上，一路颠到了镇医院，让医生开了转院证明，又送他上了县医院。
然后老李做了一件事，让全村人都没想到。
他在村口的大喇叭里通知全村开会。那天下着小雨，村委会的屋顶漏水，接了三个搪瓷盆在底下，叮咚叮咚地响。全村老老少少都来了，挤得那小会议室里闷热得很。
“王根宝得了病，医生说是肠子里长了个瘤子，要做手术，需要钱。”老李开门见山，“大伙儿有多少出多少，我先拿一千。”
说完，他从衣兜里掏出十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拍在桌子上。
底下先是一阵沉默，然后队长站起来：“我出五百。”
接着是卖豆腐的赵婶：“我出二百。”
一个接一个，村里人纷纷报数。有出钱的，有说帮忙照顾西瓜地的，还有说可以去医院陪床的。最后竟然凑了八万多块钱。
“我躺在医院床上，听老李跟我说这事时，眼泪哗就下来了。”王叔搓了搓脸，像是有些不好意思，“我这辈子，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管我的闲事。”
手术很顺利，那个瘤子切下来后送去化验，结果是良性的。王叔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就出院了。出院那天，老李开着村里的面包车来接他，车里坐着几个平时跟王叔关系不错的村民。
“你猜怎么着？”王叔问我们，眼睛亮亮的，“我回去一看，我那两亩西瓜，让村里人给我照顾得好好的，一个都没烂，都卖了个好价钱，足足卖了一万二。”
王叔回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借的钱都记在一个小本本上，发誓一定要还。但村里人都说，那不是借，是帮忙，不用还。王叔不依，说这辈子一定要还，不然他睡不着觉。
“我就想啊，怎么才能快点把钱赚回来。”王叔放下筷子，看着窗外，“种地太慢了，打工年纪大了也不行。后来我就想到了养猪。”
养猪需要启动资金。王叔把自家那块地抵押了，从信用社贷了两万块钱，又用卖西瓜的钱添了点，盖了几间简易猪舍，买了十头猪崽开始养。
刚开始养猪那会儿，王叔一窍不通，跑了好几个乡镇去取经。他在枕头底下垫了本笔记本，每天晚上睡前都要记录当天学到的东西。
“那段时间可难了。”王叔笑着摇头，“猪生病了不知道怎么办，饲料配比不对猪不长肉，还有防疫这些，全都是问题。”
村里有人笑话他，说王根宝这是被病吓傻了，好好的地不种去养猪，非得赔个精光。
王叔不理会，依然每天早出晚归。他那几间猪舍旁边搭了个小棚子，棚子里放了张床，他干脆住在了那里，连家都很少回。
奇怪的是，王叔的猪真的养得不错。第一批猪出栏后，他居然小赚了一笔。
这一来，他来了精神，立马扩大规模，又贷了款，把猪舍扩建了一倍。村里人这才发现，王叔是真有两下子。
“养猪这事吧，看着简单，其实门道多着呢。”王叔说这话时，眼里有光，“饲料要定时定量，猪圈要保持干燥，生病了要及时治，母猪产崽时更得细心。我那时候，经常一晚上起来三四次去看猪。”
就这样，王叔的养猪场慢慢有了名气，周边几个村的人都知道王根宝家的猪肉好。
第三年，他的养猪场已经有上百头猪了。那年春节前，他特意去村委会找到了老李，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八万块钱。
“这是我还给村里人的。”王叔执意要老李收下，“你帮我分给当年帮过我的人。”
老李没收，说：“当年大家帮你，不是为了让你还钱。”
王叔固执地说：“不，这钱我必须还。不然我这心里过不去。”
后来老李想了个办法，他把钱收下了，但没分给村民，而是用这笔钱在村里建了个小广场，供老人们跳舞、打牌用。广场中央有块石碑，上面刻着”乡亲情深”四个字。这事王叔到现在都不知道。
如今王叔的养猪场已经是镇上的明星企业了，去年还被评为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他也从当年的穷光棍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猪倌王总”。
“钱是赚了不少，但我这人没啥大志向，够花就行。”王叔笑着说，“倒是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钱，帮村里那些困难户。谁家有急事，找我借钱，我从来不问什么时候还。”
我妈插嘴道：“就像上个月刘家小子上大学，你不是给了一万块钱嘛。”
王叔有些不好意思：“那不算啥，就是举手之劳。”
饭后，王叔要走，我送他到门口。晚风吹来，带着初秋的凉意。村口的路灯一闪一闪的，电压不稳，照得人影子忽长忽短。
王叔突然站住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红塔山，皱巴巴的，看样子揣了好久。他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摇头拒绝说不会抽。
他笑了笑，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然后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
“要不是那场病，我现在可能还在地里刨食呢。”他说着，烟雾在夜色中袅袅升起，“要不是村里人帮我，我说不定早就没了。”
我问他：“你当初怎么就想到养猪的？”
王叔弹了弹烟灰，眼神望向远处。
“那年在医院里，隔壁床是个养猪的，河对岸镇上的，姓张。他肺有问题，天天咳得厉害。我俩没事就聊天，他跟我说养猪的事，说他一年能挣十几万。我那时候想，要是我也能挣这么多，就能把欠村里人的钱还上。”
他顿了顿，又说：“那个张老板去年也不在了，肺癌，抽烟太多。他临走前，还送了我两头种猪。”
说着，他把烟头在地上捻灭，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随身带的小铁盒里。
“这烟是他给的，我不会抽，但留着，偶尔点一支，想想他。”
我突然注意到王叔的手，粗糙黝黑，上面布满了伤痕，有些地方还能看到淡淡的疤。
“养猪不容易啊，猪犯起病来脾气大，咬人厉害着呢。”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摊开手掌给我看，“这道疤是第一年养的那头老母猪留下的，差点要了我半个手掌。”
远处传来一阵狗叫，王叔说得回去了，猪食还没准备完。临走前，他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猪肉。
“刚杀的猪，给你妈炖汤喝。”
他把肉塞给我，不等我道谢就大步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渐渐远去，那背影看起来并不如何高大，但却透着一股倔强。
回到家，我妈正在收拾碗筷，见我拿着肉回来，嘴里嘀咕着：“这王根宝，又拿肉来，上周才给的，这不是客气吗？”
但她还是接过肉，小心地放进了冰箱。
“这猪肉不一样，”她絮絮叨叨地说，“王根宝家的猪啊，吃的都是自己配的饲料，猪圈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肉质好。”
我爸在一旁翻着报纸，头也不抬地说：“别光说人家好，当年人家有难，是我们村里人帮的。如今人家有钱了，不忘本，这才是真的好。”
我妈白了他一眼：“谁说不是呢。”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给王叔凑钱，我爸是出了两千的，几乎是我家当时全部的积蓄。我问他为什么，他只是淡淡地说：“都是一个村的，互相帮衬不是应该的吗？”
这话听起来平常，可细想想，又何尝不是人间至理。
第二天早上，我去村口买早点，远远地就看见王叔坐在那棵老杨树下，正和几个村民聊天。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他们身上。
王叔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他正给人演示如何挑选好猪崽，手指在空中比划着，那认真劲儿，就像是在讲什么了不起的大学问。
我走近了，听见他说：“猪啊，跟人一样，得有灵气。眼睛要亮，四肢要结实，吃东西要积极……”
村民们围着他，不时点头。这一刻，王叔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哪还有当年那个孤苦伶仃、病得奄奄一息的模样。
我没打扰他们，只是默默地走开了。
回头望去，阳光下的老杨树，树荫里的小板凳，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还有围着他的乡亲们——这幅画面，不知为何让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意。
那些帮助过王叔的人，如今或许也曾被他在不经意间帮助过吧。就像一个无形的轮回，爱与善良在这个小村庄里传递着，延续着。
这就是乡村的温度，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里，在需要的时候悄然显现，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生命。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村口小广场石碑上”乡亲情深”四个字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