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民众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对他的怀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生活细节和个人品质，出现了许多未经证实的传言。这些传闻涉及他的日常生活习惯、个人资产、性格特点以及身体状况，内容纷繁复杂，真假难辨。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包括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和王明富，以及保健医生王鹤滨等。这些人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负责他的安全、起居和健康管理。

吴连登等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这位领导人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不仅将毛泽东视为国家领袖，更把他当作家人一般看待。每当听到外界对毛泽东的误解和诽谤，这些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愤怒和难过。吴连登认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不实言论，根源在于人们对毛泽东的真实生活缺乏了解。他指出，如果大家能够知晓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状态，那些不实传言自然会消失。

环球人物杂志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访者们一致表达了他们的决心：“我们必须发声，作为知情人，我们有责任说出真相。”他们强调：“我们坚持讲述事实，只为对历史负责。”

日常生活中，他从不追求奢华，吃得很简单，常常是普通的饭菜。

一气之下搬进了泳池。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抵达北京后，毛泽东最初入住香山的双清别墅，随后于8月23日迁入中南海。在中南海期间，他长期居住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和游泳池附近。外界曾猜测这些地方是否隐藏着某种特殊意义。作为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周福明熟知他的日常生活细节，并向记者透露了实际情况。

自1949年8月23日起，主席就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一直到1966年8月才离开。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活动基本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展开。主席之所以偏爱这个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菊香书屋保留了北京内城仅剩的一片耕地，这让他感觉整个环境特别像他韶山的老家。

1966年初，毛泽东离京视察期间，中央办公厅对紫云轩进行了翻新。毛泽东返回后，看到园内建筑全部翻修，感到不满。随后，他搬到了旁边的游泳池更衣室居住，从此再未回到紫云轩。

在丰泽园，主席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很规律。他主要把时间花在休息、用餐、阅读和处理公务文件上。这种生活模式既朴素又高效，充分体现了他专注工作的态度。

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主席之所以能在晚年保持良好体能，主要得益于他年轻时坚持锻炼，特别是常年游泳的习惯。这一点让周福明感触颇深。

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北面不远处建造了一个室外泳池。那时候，许多中央领导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常去游泳，主席有空时也会去。

红烧肉并不是每餐必吃的菜。虽然它味道鲜美，但也不至于天天都离不开。很多人觉得红烧肉是餐桌上的主角，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偶尔享用的美味。日常饮食中，我们更注重营养均衡，蔬菜、谷物、蛋白质等搭配更为重要。红烧肉虽然诱人，但吃多了容易腻，也不利于健康。所以，它更适合作为偶尔的“解馋”选择，而不是顿顿必备的菜品。

吴连登回忆，几年前韶山曾公布了一份菜单，记录着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品尝过的西式菜肴，包括牛排、罗宋汤和煎大虾等。随后，这份菜单被误解为“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享用西餐，未能与民众同甘共苦”。

这一传闻引发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事实真相是，主席访问苏联归来后，出于对中西饮食文化差异的探索兴趣，并希望比较哪种饮食方式更为科学合理，我们只是在四菜一汤的配置中，不时将其中一道中式菜肴替换为西式餐点。

关于毛主席每餐必吃红烧肉的说法广为流传，甚至衍生出"毛氏红烧肉"这一菜名，许多餐馆也以此作为招牌。然而，据吴连登透露，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是对主席饮食习惯的误读。

主席的饮食安排比较规律，每月会安排他享用两三次红烧肉。日常饮食则以粗粮和蔬菜为主，几乎每天都少不了红薯和玉米。

我负责安排主席的日常饮食和食材采购。他从不挑剔饭菜，也不会主动提出想吃什么。有时候我们建议：“主席，再加点菜吧。”他总是回答：“这些已经很好了，很多人还在挨饿。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用了国家的钱，部长、省长、村长们也会跟着效仿。”

收入常常入不敷出，写作所得也不过区区百万。

吴连登回忆，担任毛泽东的管家期间，最头疼的事就是主席的工资总是不够花。“不少人觉得奇怪，堂堂国家主席怎么会缺钱？”

他曾经听说过一个传闻，称1961年毛主席的每月伙食费高达654.82元，相当于50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开销。对此，他坚决反驳道：“这完全是谣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最初享受的是最高级别的工资待遇，每月可领取610元。然而到了1958年，国家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他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薪酬标准，从一级工资下调至三级，每月仅领取404.8元。这一工资标准一直维持到他去世，期间从未有过任何调整。

在这404.80元的支出中，每月固定的基本费用就占了200多元。具体包括：党费10元；房子和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和李讷的学费最初每人15元，后来因物价上涨涨到了30元；江青的姐姐也同住，每月生活费30元；再加上冬季取暖费30多元。这些开销构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

此外，主席还有一些主要支出：

在家庭开支中，饮食费用每月大约需要100元。即使是来自中南海供应科的蔬菜，也需要支付相应费用。周恩来有时会邀请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如黄炎培、章士钊等共进晚餐，所有费用都由他个人承担。他坚持认为，自己无论在哪里都支付账单，这样下属们就不敢不付账用餐。

主席的日常开支中，香烟和茶叶占了不小的比例。每月光是买烟就得花掉差不多100块，茶叶也要几十块。每次主席外出参加会议，我都得随身带着茶叶。要是忘了带，哪怕是在人民大会堂喝杯茶，临走时也得付2毛钱茶钱。

记者询问毛主席是否有额外的津贴或补助，吴连登直接回应：“不存在这种情况。”

一口气吃掉了350克燕窝。

各国领导人和国际友人常向主席赠送礼物。以金日成为例，他几乎每年都会向毛主席寄送大量水果，包括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其中最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由于不便退回，毛主席便指示秘书列出名单，将这些水果分发给中央的各位领导人。

对于收到的各类贵重礼物，如珍珠、玛瑙、金银首饰和翡翠等，无论价值多么高昂，主席总是要求我将它们送至中南海礼品库进行登记和备案，从不私自留下。他常强调：“这些物品并非赠予我个人，而是赠予全体中国人民的。如果吴连登你处于我这个位置，同样会收到这些礼物。”

1964年左右，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针对华侨的暴力事件，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保护侨民安全。为感谢政府的帮助，华侨们特意向主席赠送了31.5公斤顶级燕窝。这种燕窝在当时每斤价格高达四五百元，如今更是稀有珍贵。然而，主席立即作出决定：“把这些燕窝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用于招待外宾。”

1975年，我注意到毛主席身体状况不佳，行动困难，伴有咳嗽、哮喘和心脏问题。于是，我向张耀祠建议，应该给主席补充营养，尤其是用燕窝炖汤，这样可能会有助于改善他的健康。

张耀祠联系了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得知之前剩余的燕窝还有约350克。在获得汪东兴的许可后，我开具了收据，将这些燕窝带回中南海。每次炖汤时，我都悄悄地在主席的汤里加入少量，始终没有让他察觉。直到主席逝世，他都不曾知晓自己已经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一小部分。

要是让主席发现这事，估计又得挨他训了……

来自：伟人之魂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