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清朝道光年间，四川遂宁县，发生一起案件，当地一个蒋姓男人，在18岁的时候，被18岁的老婆胡氏、17岁的妹妹合力压爆了他的下体，导致他的睾丸爆裂而亡。知县在公文中说：蒋某身染肺痨，夫人杀他，是想另嫁，妹妹杀他，是想侵夺家产，因此，两人串通起来，将他谋杀。

根据那个时代的律法，一个老婆杀了自己的老公，一个妹妹杀了自己的兄长，那可是要千刀万剐的，非常的残忍。当时的四川巡抚张集欣，对大嫂密谋谋杀一案颇感怀疑，下令将她们带回省会，当面审讯。

相会之后，张集馨发觉二人都是娇滴滴的女人，没有半点勇猛的气势，更加觉得古怪，便询问二人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丈夫和凶手。胡氏嫂子叫屈着，说自己没有杀过人，口供都是在刑讯逼供下，被那名官员逼着说出来的。

张集欣对验尸的仵作进行了严审，那仵作供认道：遂宁县令担心验尸报告上说没有伤口，会引起上级的怀疑，就谎称是被人掐爆了命根子，结果一命呜呼。

如果不是妻子妹妹害死的，那么这件案子的真相，又该如何解释？

张集馨询问了死者的亲戚朋友，经详细询问，事件的真相是：蒋某被闯入村民家中的土匪吓坏而死。

蒋某肺痨很重，平日里从病床到房门，都要半蹲着歇息片刻，身子骨极不好。当天晚上，胡氏的老婆还在睡觉，突然听到身边的老公一声惨叫，然后就从床上摔了下来。胡氏起身，正准备把自己的衣裳披在身上，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她的衣裳已经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她注意到墙壁上有个窟窿，知道有土匪潜入，将家里的衣服财物拿走了。

胡氏大喊有贼，随后冲进了妹妹的房间，借几件衣物，又找了几盏灯。胡氏的哭声引起了附近街坊的注意，众人举着灯赶到，却见蒋某横卧于地，早已断了气，而屋里所有的衣服也都不见了。门外不见有人，但洞门口的土丘上有脚印，附近村子里有人在追赶土匪，这一切都表明，有人偷了他们家东西。

明明是一桩很简单的案子，可怎么到了最后，却被人说成了妻子妹妹谋杀了丈夫，杀人灭口？这一切，都是知县徐钧有意为之。

第二天，镇上护卫队长来县衙报告蒋家被盗之事，知县徐钧便命人严刑逼供拷打逼迫着胡氏大娘承认自己是被人所杀，为的就是掩饰盗贼的行踪。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知县徐钧要隐瞒这件事？那小偷是他的亲人吗？

实际上，徐钧连贼人是什么人都不清楚，之所以隐瞒，只是碍于官场规矩，一旦发生贼人，就会对自己的官职造成很大的影响。

根据清代的考评体系，一旦当地出现了偷窃案件，而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捉拿偷窃的人，就会被视为“疏防”，受到相应的惩罚。处罚的严重程度与逮捕盗贼的时间有关。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区域内有强盗，负责的县令就会被降级。在道光年间，由于偷窃事件频繁，所以对偷窃事件的管理也变得严厉起来，不管能不能抓到，都会被督抚撤了官职，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办。清朝的知县，七品为正，再降是没有品阶的，就不能做官了。

另外，由于当时的刑事侦查手段，抓贼难度很大。故而，州县官员若是举报失窃，十之七八都会因为“疏防”而受到惩罚。哪怕是抓到了劫匪，可劫匪在捉拿的时候被折磨至死，或是在拘留所中逃脱，或是在牢狱中死去，这种突发情况下，当地官员也是要受罚的。

当地官员不仅害怕惩罚，而且也害怕经济上的问题。清朝的财务实行“量入为出”的经营模式，一切支出均须通过“稽核”和“报账”的方式进行。乾嘉之后，由于人口剧增，各种社会冲突不断加剧，州府财政紧张，因此不愿出现盗贼案件，因为盗贼案件的代价实在是太大。

劫匪是一种涉及很多人的死罪，需要经过县令、衙门、按察司、督抚等四个级别的衙门的审案，然后将案件的卷宗交到北京的刑部检阅，最后再交皇上定夺。在此过程中，如果案情不清楚，法律适用不正确，那么很有可能会推翻原判，导致受害者、嫌疑人、证人等几十号人，在州府、州府、省会之间来回奔波，这样的运送费用是很高的，也会给当地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

也就是由于这样的体制和财政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底层的官吏在遇到失窃案件时，往往会选择遮遮掩掩，或者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栽赃陷害。这也是那个时候的官员们按地下不成文的习惯。

不过上述案件还是回归了真相。张集馨调查清楚后，死者妻子妹妹无罪释放，而那位污蔑百姓的知县徐钧，由于百姓多方求情，也没有被重罚，只是找一个理由，让他自己辞去了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