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山县河口镇北面的信江河上，至今横卧着一条水上巨龙——浮桥。它一头倚靠在古镇的明清老街，一头连接着郊区的乡间小路。沿信江雄据着九座赤色狮山，每当夕阳西照，山舞金龙，水戏赤狮，景色格外壮美，是为铅山县境内第一历史人文景观。

浮桥，因其不必构筑桥墩，加之施工方便，早为我国古代人民所广泛采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大雅》篇中就有“亲迎子渭，造舟为梁”的文字，记载了周文王为取亲而在渭河上用船只架设临时桥梁的史实。春秋战国以后，随着战争的需要，浮桥是越造越多，也越造越好，并逐渐用于民间。

河口镇因其“挡信江、铅河二水交汇之冲”（見《铅山县志》）的便利水路交通，明末清初就已经成为一座商业重镇、与景德镇、樟树镇和吴城镇一道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作为商品货物的集散地，它需要贯通四面八方，当然也包括信江北岸的广大地区。因此，从清朝乾隆年起就在信江河上设立了义渡和管理义渡的机构“万年义渡”会。清光绪始建浮桥，并成立了管理、修缮浮桥（包括义渡）的社会公益机构“浮桥会”。浮桥的建造，极大地方便了河口地区信江两岸广大人们的生产、生活。而浮桥会的存在和它所起的积极作用，有效地保证了河口浮桥、义渡的正常通行。

河口浮桥，全名“河口狮江利涉浮桥”，坐落在河口镇民主街（原二堡街）尾肖公庙前的信江河面上，它的北面是新滩乡的庙湾村，浮桥全长187米，宽4米，由42只木船用铁链连接而成。桥浮于水、可合可分，是河口镇通往新滩乡各村及横丰、上饶两县部分乡村的津口要道，每天往来行人不下数千。

该桥创建于清光绪之十四年（公元1908年），初时设在金家弄码头，后因临街发生了几起大火灾，一些封建迷信者怪罪于浮桥引来了江北的火龙造成，就将浮桥迁往三堡街尽头的大王渡。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新滩乡建立了苏区政权。国民党当局为对其实行经济封锁，令第五师强行将浮桥拆迁去了弋阳。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当局解禁令，河口市民集资在大王渡重建浮桥。抗战后期（1945年初），日寇飞机常来河口轰炸，鉴于防空需要，为方便市民疏散到江北乡间，浮桥会决定将浮桥由大王渡移至二堡街头的金家弄码头。此外，在河口商会的倡议下，一些商界知名人士捐款，浮桥会又在肖公庙前新造了一座浮桥，那时来往江北实在是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不到数月，金家弄老浮桥遭敌机炸毁，抗战胜利后就被遗弃，两桥合一桥。这样，肖公庙新桥就成了连接河口地区信江两岸的唯一桥梁。

河口义渡的历史要比浮桥早得多。据铅山县志记载，河口镇原有大王渡、庙湾渡和官埠头三处“万年义渡”，是清乾隆年间由邹隆先、林万金、胡继义、张继欧等捐钱建置，共设渡船八只。并置田收租，作为渡船的基金。道光三十年，邹姓老，义渡逐改由南昌、福建、徽州、建昌、抚州五会馆轮流管理。待浮桥建造后，万年义渡划归浮桥会管理，渡船减少两只，到抗战后就只剩下四只了。

浮桥建造之初曾设过“浮桥公局”，不久改为“浮桥会”，由南昌、福建、徽州、建昌、抚州五大会馆组成，管理浮桥和义渡。轮值时间是一大会馆一年，五年一转。浮桥（含义渡），本是个人集资兴建，为什么浮桥会反由五大会馆组成，轮值？据说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是五大会馆在河口镇地位相当，可对浮桥和义渡的管理、修缮等事物相亙監督，以保证浮桥会资产不受损害；二是五大会馆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给予浮桥会一定的经济补助，以保障浮桥和义渡的正常通行。

浮桥会管理浮桥一座，划子两只（用于装拆浮桥）、渡船四只（大王渡、庙湾渡各两只）。除此之外，浮桥会亦有一些房屋田产。据老桥工何彦修回忆，浮桥会房产有“加济油行”、“小河沿义渡大屋”等十余幢房子。田产多在新滩乡、约有三、四百亩租田。浮桥会基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浮桥会所属房屋田产租金的收入，这是它的主要来源。同治版县志记载河口三处万年义渡，在道光年“置有田租百余亩，屋租每年三百金”。浮桥会基金在些基础上设立，当然收入还要大得多。何况这种基金由于常有好善乐施的人损赠房屋田产而不断增多，如有的人没子女，老死前将房屋献给浮桥会，积一点善德。也有的人在乡下的田租收不上来，干脆送给浮桥会，由其派人去收取，也算是做了件好事。二是来自民间的直接捐赠，大到整只的船，小至一块桥板。船工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头天桥上有块木板坏了，第二天一早就发现已被人钉上新的板子。捐船的情况较少，有几个人合资捐一条船的，也有人独自捐整条新船，捐赠最多的一次是抗战后期新建肖公庙浮桥，所需的船只几乎都是由当时河口商界人士所捐赠，其中发起人之一的万源南货店老板吴静山就独家捐了两只船。三是轮值会馆在轮值年度中，遇到经费不足时，无可推倭地要承担起超支部分的资金。有时这种补贴资金的数字也是很大的。

浮桥会由五大会馆联合组成，各会馆的主事即为该浮桥会的主事人之一。在会务管理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首席主事由当年轮值会馆的主事担任（亦称头首），并可由他指定本会馆一位办事干练，为人公道的人负责浮桥会基金的账目管理，俗称“会计”。由于浮桥会每年都要掉换主事和会计，因而管理机构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它的办事机构却紧凑稳定。付彦修回忆说抗战后期浮桥会共有会员14人，大家分工明确，各行其是，具体为内外管事各1名，内管事负责与各会馆主事联系，代理首席主事管理浮桥会日常事务，譬如检查桥、船状况、了解船夫桥工情况，以及请人维修、购买材料等。外管事负责浮桥会财产的管理，查看房屋田地情况，定期收取房田产租金，登记造册、修理房子等，他基本是与会计发生关系。当时的内管事是郑金华，外管事是由金成。管事下面就是干活的桥工船夫了，计有桥工8人，船夫4。.桥工的工作是保证浮桥通行，如装拆浮桥、拉板板，舀船舱水和检查浮桥并进行简单维修等。上述活中要算拉跳板最繁重了,因为昼夜都有船只通过浮桥，，桥工们就分成两个班，每班值1昼夜。没有值班时也闲不着，，要将船舱中的水舀干,分船包干，，每人5至6只。至于装拆浮桥因是大事，全体人员都得到场.。义渡是1 人1船，即撑船又管船，无事则好，有事需请示內管事解决.

浮桥会每年底要召开一次例会，除各会馆主事参加外，届时还要请河口镇商会代表到席。会议内容是商讨浮桥会事务管理的一些问题，如浮桥义渡维修、房屋田产出租等情况。同时，交接的两个会馆还要办轮值移交手续，清理账目等交接事关浮桥会基金财产，因而双方都很认真，少则3、4天，多则一个礼拜。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临时召开五大會管主事參加的紧急会议，解决急待解决的事情。

浮桥会会员的工资待遇，较之同时期的店员，伙计来说要好一点，以抗战后期为例，当时桥工、船夫每人每年可获18担谷的报酬，外加每月3块银元的零用钱。管事和会计还要高出3至4成。桥工和船夫另可得到一些辛苦钱，如桥工每拉跳板放一只船过桥，可收5个角子。收时由1名桥工将扎着铁筒的竹竿伸给过桥的船，船家会很自觉的投放角子。船夫的辛苦钱主要是向过渡车辆或大件货物收取。碰到涨水季节，船夫本可不撑船，这时如有人要过河，就要按人头收取过渡费。除此之外，是不得乱收费的。 一昧贪图小利者要遭人谩骂，严惩违反要被浮桥会开除最终得不偿失。浮桥会会员还享受一些福利待遇，譬如会员家曹天灾人祸，浮桥会有适当的补助，会员老了干不了活，浮桥会一般都要安排其儿子顶职等。

桥工、船夫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他们常年露天干活，没有白天黑夜之分。轮到值班的桥工，夏天烈日晒，冬晚寒风吹，饱经风霜雨雪。以前水上船运发达，每天过往浮桥的船有数百只之多，一天下来，拉跳板拉得手臂都抬不起来。舀船舱积水也不是件轻松事，尤其是多雨的上半年，碰上连日的大雨，冒雨也得干下去。浮桥是不能随便拆的，不到万不得已才可拆它。因此，每到洪水季节，大家都要昼夜守在浮桥上。拆桥时需胆大心细，稍有忽，就可能搭上命一条。船夫的辛苦就更不用说了，早起晚归，终年如一。遇到特殊情况，象有病人过河，半夜都往往被人叫起撑船。然而，在万恶的旧社会，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下，为世人所瞧不起。社会上流传着“巴掌当大路，桥板作床铺”，“好狗不挡路，好人不撑渡”等顺口溜，就是污蔑轻视桥工船夫的见证。

尽管如此，桥工、船夫都安心工作，他们子承父业，勤勤恳恳，努力干好分内的活。不少人甘于吃苦受累，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修桥补路，保护行人的安全。他们还将救死扶伤为已任，及时抢救落水之人。谈起这类事时，付彦修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浮桥上每年都有不少穷人被生活逼迫到此跳河寻死，光他一个人就救起轻生者十几个。

解放后，浮桥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浮桥和义渡则完好地保存下来，由县政府予以管理。1956年，浮桥正式划归河口镇管理，养桥经费纳入了财政计划。50多年来，县财政多次拨款对浮桥进行维修，其中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1951年上饶专署拨给3477万元（旧币），由河口镇政府、县建设科、河口镇工会、河口镇工商联和原浮桥会联合组成浮桥修建委员会，对浮桥进行了全面的修理。另一次就是1996年11月，由县财政拨款7万元，河口镇拨款2.7万元，由河口镇环卫所具体负责进行了整体维修，其中新造船16只，新换桥面板百分之九十，1997年1月24日，已废弃约1年的浮桥又重新横跨在信江河上，焕发出青春活力。

由于98年特大洪水冲毁浮桥，县政府一直将重建浮桥列为重要议事日程，2004年初县政府拨款50万元重建浮桥，由县交通局负责，2004年6月2日建成投入使用，每年县政府拨款4万元包干给县交通局管理维护浮桥，2009年增加到9万元；浮桥全长167米，宽3米，由38只钢质船用铁链连结而成，另有2只工作船。因为做木船需要大量的樟木，而樟树属于重点保护树木，并且木船使用年限只有4年，所以决定浮桥全部做钢质船。至于浮桥两侧做扶手一说，因为河水较大时浮桥需要撤散至河对岸地势较高处，如果有扶手，浮桥不好撤，特别在晚上遇到紧急情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