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遭斩首示众，其首级被送往九边示众，尸体则被抛于荒野。随后，熊家财产遭到查抄，全家受到牵连：他的妻子在县衙遭受羞辱，长子熊兆琏因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女儿熊瑚则因悲愤交加而吐血身亡。

然而，熊廷弼的死并非因其失守辽东，而是由于被阉党陷害所致。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明朝朝廷的部分权力，但与此同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也在迅速扩张。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成员、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掀起了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这些弹劾他的人怀恨在心，于是密谋编织罪名，对东林党人大开杀戒。为了诬陷东林党人，魏忠贤声称他们收受了熊廷弼的贿赂，并强加给他们“败坏封疆”的罪名。最终，魏忠贤通过杀害熊廷弼，进一步打击了东林党势力。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出生于湖广江夏。其家族原为南昌的名门望族，曾祖迁至江夏后转为务农之家。熊廷弼自幼聪慧好学，但因家境贫寒，不得不一边耕作一边读书。

在熊廷弼20岁时，家乡遭遇连续三年的饥荒，全家濒临绝境。幸得一对卖油皮的夫妇时常接济，全家人方才熬过难关。这段艰辛的生活经历对熊廷弼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39岁的熊廷弼在乡试中夺得头名，次年又考中进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被任命为保定推官，在此职位上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半代掌府印。作为推官，他正直无私，明察秋毫，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当时，朝廷为了敛财，派遣矿监到保定，熊廷弼凭借智慧与勇气与其抗争，有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保定府因大旱引发饥荒。在熊廷弼的倡议下，巡抚汪应蛟带头捐款，最终筹集数千两银子用于赈灾。期间，熊廷弼亲自前往各地监督募款的发放。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保定再次遭受水灾，洪水泛滥成灾。多亏官府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众多灾民得以存活。尽管熊廷弼政绩卓著，但他并未因此受到重用。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熊廷弼升任工部屯田司主事，负责营造事务。到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他被调任为浙江道御史，但刚上任不久便又被派往辽东担任巡按。

辽东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依山傍海，是护卫京师北京的重要屏障。在万历年间，明朝在辽东设置了总兵、巡抚、参将和兵备等官员，并驻扎重兵，以防御土蛮、朵颜三卫以及建州等势力的入侵。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辽东镇守总兵李成梁与巡抚赵楫主动放弃了宽甸等六堡约八百里的土地，将其拱手让给了建州女真，并强迫世代居住在此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徙至内地。事后，他们竟以召回逃亡者为功，向朝廷邀功请赏。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认为放弃土地并非功劳，于是上疏弹劾李成梁，要求对弃地事件进行调查。随后，熊廷弼被任命为巡按御史前往辽东。

到任后，熊廷弼迅速展开实地调查。经过深入考察，他向朝廷上书，揭露了赵楫和李成梁的罪行，指出他们的行为“不可胜诛”。

之后，熊廷弼还深入辽东各地进行巡视，“北至黄龙，东达鸭绿江，南至海岸，西抵山海关、锦义一带”，甚至包括那些地形险峻、靠近敌方巢穴且人迹罕至的地方，他都逐一走访并详细评估。通过这次全面的考察，他对辽东的地理环境和敌我态势有了深刻的认识。

基于这些了解，熊廷弼提出了一系列保卫辽东的战略规划，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加强防御。

针对当时的局势，熊廷弼分析认为：西部的蒙古虽势力强大，但其目的仅限于抢掠财物，并无长远野心；而东部的建州女真则不同，他们与辽地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其真实意图在于夺取明朝的土地。

基于这一判断，熊廷弼提出应将防御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上，并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战略方针。其中，“实内”主要指通过屯田积储增强内部实力，而“固外”则侧重于修筑边防工事和巩固堡垒。

“屯田积储”与“修边并堡”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只有先修建坚固的壕墙和堡垒，才能确保戍边军队的安全，从而及时传递敌情；烽火报警系统完善后，百姓和军队能够更早做好应对准备，使屯田区更加稳固；屯田区的稳定又能为军队提供后勤支持，吸引更多民众聚居；人口增加后，耕地得以开垦，粮食产量提高，进而充实财政收入；财政充足则可保障军需供应，减少对外部支援的依赖。

因此，修边是屯田的前提，而屯田又反过来促进边防建设。面对敌人入侵时坚决抵御，敌人退去时不轻易追击，始终以积蓄力量、训练士兵为核心，采取以守代攻的战略。

“以夷制夷”策略在这一历史情境下，具体表现为通过多种手段来限制努尔哈赤的扩张。其核心思路是利用女真各部落以及蒙古族之间的矛盾，削弱努尔哈赤的力量。

具体措施包括：依靠北关叶赫部这样的强大力量，与之结盟以树立努尔哈赤的敌人；与西部势力如虎敦兔憨等人保持友好往来，避免让努尔哈赤有机可乘；吸引南关哈达部、灰扒辉发部等部落民众投奔，并给予官职和安置，以此瓦解努尔哈赤内部的支持基础；同时离间努尔哈赤与其弟弟速儿哈赤的关系，制造内部矛盾。

通过这些方式，可以使努尔哈赤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对外发动进攻。而“实内固外”侧重于明朝自身实力的巩固，确保内部稳定并强化外部防御。“以夷制夷”则进一步利用外部力量遏制努尔哈赤的发展，二者结合构成了保卫辽东的完整战略方针。

熊廷弼在担任巡按时，始终致力于推行其军事防御策略。他在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至辽阳、沈阳，再到开原、针岭、北关等地修建了一道长达700余里的边墙。

此外，他还加固了清河、叆阳、长奠、大奠、宽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筑了超过100座瞭望台。同时，他建立了17座粮仓，每座粮仓都有三五十间房屋，三年内储存了30万石粮食。

与此同时，熊廷弼整顿军队，清除军中贪污和隐占的问题，提升军队战斗力。他还积极与蒙古各部及北关叶赫部建立友好关系。这些举措让努尔哈赤深感威胁，被迫采取退缩政策，归还占领的土地以寻求和平。

早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熊廷弼就已察觉到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并制定了相应的遏制策略，同时也付诸实践。这一远见卓识的战略若能全面实施，或将使努尔哈赤终生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当时明朝朝廷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威胁，有人甚至认为努尔哈赤不过是一个江南富户，其对抗朝廷的行为是某些武将的诬告。还有人主张亲近努尔哈赤而疏远北关。随着熊廷弼的离职，他的卫辽战略也无人继续执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熊廷弼被调任为南直隶督学御史。然而，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由于他因杖责生员芮永缙致其死亡，遭到弹劾，随后返回故乡，等待调查与处理。

这一回乡便是七年之久。

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爆发，经略杨镐率领的四路大军进攻后金，其中三路全军覆没。此时，朝廷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派遣他前往辽东进行安抚工作。

熊廷弼迅速赶往北京，但明廷却迟迟未颁发关防文书给他。直到六月，当努尔哈赤攻占开原后，明廷才紧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统领辽东军政事务。

同年七月，熊廷弼离开京城前往辽东。

当他抵达十三站（现今辽宁凌海市西北）时，得知铁岭已被敌军占领。而当他进入辽阳城时，发现这座城池已近乎空城，人心浮动不安。许多官绅早已逃离，部分道员和将领甚至已经备好快马，随时准备出逃以保全自身。

面对辽东严峻的局势，熊廷弼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他以遣散家眷、动摇军心为由，将知州李尚皓逮捕入狱；对临阵脱逃的将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处以极刑，以此震慑其他可能逃离的官兵；同时，他还为在开原和铁岭战役中殉难的将士举行公祭仪式，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这些举措初步稳定了军队和民心。

然而，当时的辽东局势依然十分危急。尽管明军在辽东仍有数万兵力，但实际状况却令人堪忧——军械匮乏，“一空如洗”；士兵缺乏有效统领，“兵又皆无人统领”；战马数量不足且体质羸弱；军心与民心均处于动荡之中。更糟糕的是，探报传来消息，努尔哈赤正准备乘胜追击，在攻破北关后直逼辽阳。

在这种内忧外患交织的困境下，熊廷弼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补充兵员、选派得力将领，并提供必要的军械和战马。此外，他还严惩贪腐，处决了犯有贪污罪行的将领陈伦，并没收其赃款充作军费；同时撤换了无能的纨绔总兵李如桢，改由李怀信接任其职务，进一步整顿军纪。

为了应对后金的强大攻势，熊廷弼还调整了防御部署，收缩防线，将原本驻守沈阳的大部兵力调往辽阳。同时，他犒赏三军，分发干粮，制造出即将出兵进攻的假象。这一疑兵之计果然奏效，使得后金暂时未能发动对辽阳的进攻，为明军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熊廷弼利用这段时间加紧强化辽阳城的防御工事。他在城外挖掘了三道宽三丈、深二丈的壕沟，并灌入沙水，以此阻挡敌军的进攻。

在此基础上，熊廷弼又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他与总兵贺世贤率领精锐部队，冒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的抚顺关。熊廷弼骑在马上，用马鞭指点地形，大声谈论哪里适合扎营，哪里可以埋伏，哪里能够作战，故意让这些话传到后金的探子耳中，然后才返回。这一举动让努尔哈赤误以为熊廷弼将要袭击他，于是下令砍倒树木堵住山口，搬运石头修整山城和关隘。

借此机会，熊廷弼得以有充足的时间对辽阳城进行大规模修缮。他将城墙薄弱的地方加厚，低矮的地方增高，并在城西、北、东的壕沟外修建大堤蓄水。

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辽阳城的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成为一座坚固无比的雄关。随后，熊廷弼继续加强辽阳城的防御纵深。通过对辽东地形的分析，他认为努尔哈赤若进攻辽阳，必定会从抚顺关出兵。而奉集、沈阳与抚顺之间的距离都在六七十里左右，互为犄角之势，完全可以有效控制抚顺关。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五月间，熊廷弼亲自督修沈阳与奉集的城防工事。随后，他合理部署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驻守沈阳，柴国柱则带领两万兵马防守奉集。

然而，就在熊廷弼刚刚完成部署后的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便分兵两路，分别对沈阳和奉集发起进攻。不过，这两路进攻最终被贺世贤与柴国柱所部成功击退。

到了八月，努尔哈赤再次集结五六万大军，向沈阳发动猛烈攻势。此次战斗中，熊廷弼亲临前线督战，后金军队的进攻再度以失败告终。

熊廷弼在稳固辽阳防御后，计划采取进一步的进攻行动。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一月，他就提出了针对努尔哈赤的“坐困转蹙”战略构想。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将部队分为四路，每路三万人，分别驻扎于阳、抚顺、柴河及三岔河之间。每一路都需具备攻守兼备的能力，同时各路之间能够相互支援。

此外，各路还需组建机动部队，用于应对后金零散兵力的南下骚扰，并将其消灭。在农忙时节，各路则采用轮番推进、互相干扰的方式，破坏后金的农业生产。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选择四路同时进攻或以三路牵制一路进行进攻。

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了13万兵力，配备了数百门重量超过100公斤的大炮、三千余门40公斤重的大炮、数千门百子炮，以及4200多辆战车和42万余支火箭与铁箭。他计划在冬季率领军队前往抚顺关展示威势，并于次年春天亲自率大军驻扎抚顺，逐步向后金逼近。

假如后金出兵，却不与熊廷弼的大军正面交战，而是派遣部队从清河、阳、宽奠等地出击，通过轮番进扰的方式使敌方疲惫不堪。同时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并且运用招抚手段，试图在后金内部获取响应。

然而，在这种局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却在朝堂上散布谣言，煽动一些人对熊廷弼进行弹劾，企图非将熊廷弼罢免不可。

御史顾、冯三元、张修德，以及给事中魏应嘉相继上疏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熊廷弼被罢免职务，等待处理。十月，明廷任命袁应泰接替熊廷弼担任辽东经略一职。

天启元年（1621年）闰二月，朱童蒙在视察熊廷弼保卫辽东的情况后，向朝廷提交了奏报。奏疏中多次提及熊廷弼守卫辽东的功绩。对此，熹宗虽回应称“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最终仍未恢复熊廷弼的职务。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与辽阳接连失守于后金之手，袁应泰亦以自杀殉国，此事令明朝朝野震惊不已。此时，人们才深刻意识到：“倘若熊廷弼仍在辽东主持防务，局势或许不至于如此恶化。”

明熹宗随即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并在敕谕中高度肯定了他过往镇守辽东的功绩，对先前罢免他的决策表示深深的懊悔。最后，诏书以诚挚的语气请求熊廷弼：“恳请为朕再度出山，精心筹划，安定边疆，抵御外敌。”

收到这份敕谕后，熊廷弼内心深受感动。尽管当时他身体抱恙，但面对国家危难，他毅然决然地拜别祖庙，辞别地方官员与乡里父老，再次踏上前往辽东的征程。

此时的辽东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急。三岔河以东地区已被后金完全占领，当地的军民或组织起来据寨自守，更多的人则或死、或降、或逃。大约五万多残兵聚集在宁远至前屯一带，四万人撤退到海岛或者渡海抵达山东登州、莱州，另有两万多人流落至朝鲜沦为难民。河西地区的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向关内逃亡。此外，军队兵源严重不足，广宁仅剩下千余名虚弱不堪的士兵。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熊廷弼临危受命，肩负起挽救辽东危局的重任。

四月，王化贞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他四处招揽流亡百姓与士兵，仅集结了一万多人。然而，由于缺乏战马和武器装备，这支队伍根本无法抵挡后金的猛烈攻势。

面对如此困境，熊廷弼提出了“三方并进”策略，旨在收复辽东。这一计划也被称为“三方布置”策，具体内容包括：以广宁为据点部署重兵，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登州、莱州等地组建水军，为将来进攻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地做好准备；同时，在辽东、天津、登州、莱州分别设置巡抚和总兵，并由经略驻守山海关，统一指挥三方行动，确保权力集中。

此方案得到了熹宗的认可。随后，熊廷弼进一步提出，要将朝鲜纳入合作范围，派遣有智谋的大臣前往朝鲜，整合流落到那里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队协同作战，并与登州、莱州等地的明军保持联系，形成又一股复辽力量。这样一来，“三方并进”实际上演变成了“四方并进”。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各方必须积极筹备，确保兵马、甲胄、火炮、粮草等物资齐备，做到正面迎敌时能有效对抗，策应支援时也能发挥应有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按时发起联合行动，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效果。

这一复辽方略既积极又稳妥。如果能够全面实施，即便无法取得大胜，至少可以避免惨败。而关键在于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否到位。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熊廷弼其实是有机会进行充分准备的，因为后金方面也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处理。一方面，占领辽阳、沈阳之后，后金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包括女真人对长期战争的厌倦，以及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都需要努尔哈赤加以调整和解决；另一方面，随着领土扩张，后金不得不分兵驻守各地，若想对河西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则必须先征召兵力并做好更周密的部署。

在这样的局势下，双方都在为下一步的对抗做准备，而胜负的关键就在于谁能够将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和完善。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初六，明朝朝廷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负责辽东军务。同时，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被升任为登、莱巡抚，与此前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和广宁巡抚王化贞共同组成三方并进策略的领导核心。

上任后，为了推动其“三方并进”战略，熊廷弼精心筹备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向兵部请求抽调各镇精锐士兵二十余万，并要求工部和户部负责筹集制造武器装备所需的物资以及粮饷供应；

第二，建议重用在辽东地区有威望的人物，例如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争取辽东人心归附；

第三，组织工匠，采购钢铁原料，砍伐木材，用于制造战车、大炮等军事器械；

第四，在天津以及登、莱两地，巡抚们积极展开准备工作，同时，派遣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已经准备就绪。

然而，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略从一开始便遭遇重重困难：所请求调动的军队迟迟未能到位；更为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视敌人，根本没有将熊廷弼的战略计划付诸实施。

王化贞对军事并不精通，他既没有为进攻做好实质性的准备，也没有整顿军队。他将收复辽东和沈阳的希望，寄托在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以及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援助上。他认为努尔哈赤防御力量薄弱，并无长期占据辽阳之意，只要秘密发兵讨伐，便能取得胜利。基于这种判断，他多次向后金发动进攻。

然而，王化贞派遣毛文龙袭击镇江这一行动，过早暴露了三方并进的战略意图，导致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对此，熊廷弼表示强烈反对，从而引发了经略与巡抚之间的矛盾。

当时，兵部尚书张鹤鸣和首辅叶向高却全力支持王化贞，甚至对其言听计从。熊廷弼无法约束王化贞的行为，而从各地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也常常不通过经略直接自行调遣。当熊廷弼询问具体情况时，张鹤鸣竟然置之不理，完全不予回应。

熊廷弼作为经略，麾下仅五千士兵，而王化贞却坐拥十四万大军。这种兵力分配的悬殊，让熊廷弼陷入无权无兵的困境。他因此愤懑不已，时常口出激言，而朝中大多官员站在王化贞一边，对熊廷弼多有指责，甚至意图罢免其经略之职。如此一来，原本计划的三方并进策略也随之破灭。

在战前准备中，明朝因内部矛盾而失利，这直接导致了战场上不可避免的失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五万大军分三路向河西发起进攻，并于二十日成功渡过辽河。

随后，努尔哈赤对西平堡展开猛烈攻势。明军守将罗一贵率部顽强抵抗，虽给后金军队造成了重大伤亡，但终因孤立无援且敌众我寡，未能守住城池。最终，罗一贵壮烈殉国，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在后金军队围困西平堡之际，熊廷弼命令镇守镇武堡的刘渠前往支援。然而，王化贞得知西平堡被围的消息后，却轻率地听从了游击将军孙得功的建议，撤除了广宁与闾阳的防御兵力，并以孙得功为先锋，联合刘渠率领的明军共同前往救援。

事实上，孙得功早已暗中投靠后金。两军刚一交战，他便在阵前高呼“兵败了！”，随后策马率先逃离战场。这一举动导致明军阵脚大乱，最终刘渠与祁秉忠相继战死，三万明军全军覆没。

回到广宁后，孙得功迅速封锁府库及火药库，声称要抓捕王化贞，并意图投降后金。

惊慌失措的王化贞仓皇逃离广宁，在大陵河遇见了熊廷弼。王化贞原本打算退守宁远或前屯，但熊廷弼直言：“太迟了！如果你当初不撤掉广宁的防守，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随后，熊廷弼将自己麾下的五千兵马交给王化贞负责垫后，自己则撤退至山海关。

实际上，努尔哈赤直到两天后才抵达广宁城下。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撤入山海关，随后王化贞等人也退守关内。至此，山海关外整个辽东地区尽皆落入后金之手。辽东失地的主要责任虽在王化贞，但支持其决策的叶向高与张鹤鸣同样难辞其咎。而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急之时未能冷静应对，反而因意气用事匆忙撤退，对辽东的陷落亦负有一定责任。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朝朝廷罢免熊廷弼职务，令其等候处置。至四月，熊廷弼被判处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