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六的晚上，罗伯特·怀尔哈格都会在瑞典第四大城市乌普萨拉郊外的戈特松达区安排一场“足球之夜”活动。怀尔哈格是一位牧师，过去曾是乌普萨拉天狼星足球俱乐部青年队的一员。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乌普萨拉是一座宁静的大学城，距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约44英里，但这个晚上，戈特松达区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大学生的影子。

取而代之的是些年龄在12至17岁之间的男孩，怀尔哈格说他们都是“潜在的帮派成员”。

“为什么？因为他们住在这座城市郊区的一个犯罪多发区域，”怀尔哈格说，“他们所有人都面临着被帮派吸纳的风险。参加我们足球活动的男孩中，有些已经加入了帮派，有些正在被招募，有些还没有。”

怀尔哈格解释说，他们举办“足球之夜”的郊区往往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那里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获得高薪工作，这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温床。

犯罪与贫穷是一对“双生子”，贫穷导致人们四处游荡，无所事事。如果碰到能够快速赚钱的方式，哪怕是犯罪，他们很难抵挡住诱惑。这就是怀尔哈格为什么把活动放在周六晚上的原因，因为那是他们四处游荡的高峰期。

当晚来参加“足球之夜”的人当中，包括18岁的阿卜杜勒拉夫·阿尔恰伊布，他的朋友都叫他阿布迪。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在这里。这里就像是战场，我就像来参加一场战争。”阿布迪说。

这场“战争”始于孩子们的分队。一开始，怀尔哈格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他来给孩子们分队。在瑞典文化中长大的他不喜欢让孩子们自己分队，因为总有一个人会是剩到最后的那个。

“后来他们选择离开，以抗议我的分队，”怀尔哈格说，“我得到的建议是让孩子们自己决定谁跟谁一队，从那以后，这个办法就一直很有效。”

分队的过程往往很混乱，但经过10分钟的激烈争论后，队伍最终会分好。阿布迪同时也是瑞典乙级联赛俱乐部辛内斯塔U19梯队的球员，他还是球队队长之一。

“如果没有足球，我想我可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在你十五六岁甚至十四岁的时候，年纪大一点的家伙很容易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比如，让你去把这个包扔给那个人，然后你就迈出了一大步。他们会在逃跑的时候让你‘拿着这个’，然后你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袋毒品。”

“你以为是朋友的人，却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在街头，真挚的友谊可不多见。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就没能逃脱‘友谊’的出卖。”

“你不能说你不想继续，那样你就让他们失望了，他们会来找你——最糟糕的情况下，你会死。”

谈到帮派犯罪，怀尔哈格表示，今年的形势尤其严峻。1月份爆炸次数创历史新高，平均每天发生超过一次爆炸，这还不包括被警方阻止的未遂爆炸和那些没有最终实施的爆炸行动。

爆炸物经常用于犯罪冲突和勒索。自制炸弹、走私烟火和手榴弹很容易获得。瑞典警方表示，枪击或爆炸等暴力犯罪、毒品犯罪或诈骗犯罪的团伙很容易通过聊天群和网络平台招募新成员。

“帮派犯罪是一个网络问题，它在瑞典各地都存在，”“弗里格”前负责人汉娜·帕拉迪斯说。“弗里格”是瑞典2023年为打击日益猖獗的帮派暴力犯罪而成立的一个专门机构，由警方牵头。

瑞典警方在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有62000人活跃于犯罪帮派中或与犯罪帮派有联系。

“犯罪正在快速发展。十年前，我们发现年轻人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大犯下的罪行逐渐严重；如今，这个时间大大提前了，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涉足严重犯罪。犯罪帮派往往通过宣传一种虚假的生活方式来招募年轻人。”帕拉迪斯说。

刑法专家、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研究员丹尼斯·马丁松解释说：“帮派犯罪已经演变成一种零工经济。犯罪分子在各种应用程序上发布临时‘工作’，年轻人可能会受到金钱或地位的诱惑，接受这些‘工作’。然而，即使没有被抓，年轻的新成员也很少能得到任何实际报酬。”

根据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2021年对20多个欧洲国家开展的研究，瑞典是欧洲枪支犯罪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与瑞典近年来出现一些类似贫民窟的社区密切相关。

“十年前，瑞典是欧洲枪支暴力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也说明了瑞典此类暴力事件发展得相当快。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欧没有其他国家的枪支暴力或爆炸性暴力犯罪像瑞典这样严重。”隆德大学犯罪学家、急诊医学副教授阿尔达万·霍什诺德说。

“作为一名深爱自己祖国的瑞典公民，看到瑞典在帮派暴力和帮派犯罪方面沦落到这种地步，我的心都碎了。”霍什诺德补充道，他通过与暴力犯罪受害者见面来研究暴力犯罪的医学、政治和犯罪学方面的问题。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涉嫌参与谋杀的15岁以下青少年数量急剧上升。瑞典检察机关记录显示，2023年至2024年，该年龄段的谋杀相关案件数量增加了三倍。

“我们看到所有帮派头目都在利用儿童谋杀、引爆炸药，”记者兼作家迪亚曼特·萨利胡说，他过去十年来一直在报道帮派犯罪冲突的升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年仅9岁的儿童都携带武器，帮助帮派中的老头目。”

萨利胡解释说，团伙头目系统地利用儿童实施严重犯罪，是为了逃避司法系统的严厉惩罚，因为18岁以下少年儿童犯下严重罪行的最高刑罚，通常是被送到青少年教养所关四年禁闭。

刑法专家、瑞典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研究员丹尼斯·马丁森解释说，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15-17岁的青少年才可能被判入狱。

对于非常严重的罪行，例如谋杀，通常的判决是把15-17岁的青少年罪犯送进安全的青少年教养所或监狱。然而，这么年轻的人被判入狱的情况极为罕见。

在瑞典，15岁以下的儿童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被起诉或定罪。相反，他们可能会接受社会服务干预。越来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促使瑞典提出了一项改革提案，将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4岁。

萨利胡认为，司法系统的漏洞以及不同社群之间融合的失败是犯罪团伙在瑞典站稳脚跟的原因。

“在我们郊区，我们面临着社会问题、高失业率、儿童贫困率显著上升以及学习成绩不佳……各种导致贫困的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一场“完美风暴”，在存在多个公开毒品市场的地区，警力严重不足。多重冲突同时出现。”萨利胡说。

“我们看到致命枪击案数量大幅增加，但回顾过去十年，很少有案件得到侦破。这让这些暴力频发地区的人们觉得，社会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儿子被杀。所以，我们的体制和社会让人们觉得，人是分三六九等的。”

虽然当局无法提供乌普萨拉帮派犯罪的具体统计数据，但居民和社区领袖告诉记者，他们注意到未成年人犯罪活动显著增加，影响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暴力事件在升级，尤其是在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周边地区。这也导致外面的球队根本不敢来乌普萨拉比赛，天狼星俱乐部不得不取消了许多原定在这里举行的青少年比赛，”怀尔哈格说。

他知道每周六晚上来到戈特松达区是有风险的。

“孩子们问我，‘爸爸，你今晚真的要去这个地方吗？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担心你会有事。’周六晚上，每次我开车去郊区，心里总是百感交集。”

但他几乎一次都没缺席过。通过足球，他希望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他感觉缺失的联系。这个晚上，他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他邀请了当地警察来到现场。

这些年轻人通常对警察抱有敌意。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从其他国家逃到瑞典的难民；有些人从事非法活动，正被警方追捕；当然，也有些人遭受警方的歧视，仅仅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与土生土长的瑞典人不同，他们就被额外监控，并被归类为罪犯。这些男孩对警察毫无信任感可言，怀尔哈格和他的伙伴希望给警方一个机会，让他们慢慢地、稳步地与这些年轻人建立关系和信任感。

尽管怀尔哈格试图给当晚到场的警察热烈的掌声，但男孩们的反应是冷淡的。不过，也有些人渴望从警察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

“我朋友15岁，被捕了。被带到警察局后会怎么样？”一个15岁的男孩向社区警官卡丽娜·诺伊曼问道。诺伊曼耐心地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并向他讲解了未成年人因携带毒品被抓的情景。之后，男孩礼貌地感谢了诺伊曼的回答，并加入了其他人的讨论。

“我们在戈特松达保持了强大的警力。不可否认，这里发生过许多冲突。枪击和爆炸事件屡见不鲜，紧张局势依然存在，”诺伊曼说。

“目前，不少犯罪帮派成员已被关押，但招募年轻人的行动从未停止，而且情况明显在恶化。暴力事件变得更加残酷，人们甚至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遭到枪杀。”她继续说道。

戈特松达的项目是天狼星俱乐部倡议的“足球无国界”活动的一部分。除了周六晚上的比赛，俱乐部还安排孩子们去乌普萨拉和其他城市观看职业足球比赛，并与一些顶级球员见面。其中一位就是瑞典U21国家队球员约阿希姆·佩尔松。

佩尔松说：“戈特松达的‘足球之夜’是为那些在环境不太好的地方长大的球员和小伙子们准备的。”

“‘足球之夜’确实帮助了这些年轻人，因为活动阻止了他们在社会上制造混乱。这里有很多关于尊重的讨论，这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在乌普萨拉的五旬节教堂（足球之夜活动的合作伙伴），在男孩们冲向他索要签名之前，佩尔松向他们讲述了自己作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感悟。

“我最好的建议就是永不放弃。无论做什么都会有挫折，”他对全神贯注的观众说道，“如果你想成功，就必须坚持下去，不要让环境成为你放弃的理由。”

阿布迪最近入选了叙利亚U20国家队，并受邀参加明年的国家队选拔。

“‘足球之夜’发挥了作用，”他说，“它让我远离了所有应该远离的东西。除了我自己，它还帮助了很多年轻人。我认为‘足球之夜’应该在瑞典成为一项规模更大的活动，应该在每个城市都得到市政当局的推行。”

当媒体第二次采访怀尔哈格时，他正身处另一个足球场。牧师向记者解释了这次搬迁的原因，这个球场虽然距离之前的体育场仅400多码，但这里不属于戈特松达区。

“我觉得那里不安全，孩子们也不安全，所以搬到了这里。”

怀尔哈格解释说，许多帮派头目会出现在“足球之夜”的球场，试图将那里变为其招募新成员的场地，但他们的地盘意识很强，所以不会离开对他们来说相对安全的戈特松达。所以，区区400码左右的距离造成了巨大的差异。

“事情的进展有好有坏。仍然有很多爆炸事件和枪击事件。有些男孩今天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他们加入了不同的帮派。”

“大多数男孩仍然每周六晚上都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这个社会还有更多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我们无法帮助所有人，也无法阻止他们加入帮派。但我们可以帮助一些人，哪怕只是为了一个男孩，那也值得付出一切。”

“如果十年后我回首往事，看到我们救了一个男孩，那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