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已经死了。”台湾官方在1965年这么宣布。
可真实的张立义，当时正躺在北京的一张病床上，呼吸着，醒着，活着。
夜空中的断翼——1965年1月夜色厚重，张立义穿着黑色飞行服，钻进那台庞大的U-2侦察机，他习惯了这种孤独，只有起飞前，他对着地勤小声嘟囔了一句：
“今晚，命硬点。”
没有仪式，没有多余动作，只有雷达屏幕上那条逐渐拉直的细线。
U-2是当时最先进的侦察机，能飞到七万英尺高空，理论上，地面武器够不着，但大陆的防空系统，早已不是三年前的样子。
张立义飞过黄河，飞过沙漠，飞向目标，一个隐秘的核设施，他知道任务的分量，每一次成功侦察，台湾能延长自己在冷战棋局上的喘息。
雷达警报第一次响起时，他没在意，第二次，他咬牙压低飞行高度，第三次——轰。
机身被狠狠撕裂，座舱压力瞬间失控，他来不及想太多，拉下弹射杆，巨大的力量将他抛出座舱，失重感让他呕吐。
伞打开的瞬间，他看到地面白茫茫一片。
"北边？"
大雪覆盖的草原，风刀般割脸，他昏了过去。
醒来时，是一群牧民围着他，他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感觉到一双粗糙温暖的手给他喂水。
几天后，北京的医生给他做了第一次手术，骨折，内伤，冻伤。
而与此同时，台北的新闻广播已经播放了：“烈士张立义，英勇殉职。”
官方迅速为他举行了隆重追悼会，遗体？没有，墓碑？空的，他被活埋在了台湾的记忆里。
俘虏？病人？张立义开始怀疑自己是死了。
身边的医生穿着白大褂，护士给他喂饭，还塞给他一支铅笔，医生让他在纸上画自己记得的地图。
张立义不画，他紧盯着来访的每一张面孔，想从他们眼里看出敌意，没人打他，没人审他，没人骂他。
一个月后，他的母亲出现了，老太太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病床边，手颤抖着摸他的头。
“阿义，妈接你回家。”
张立义差点哭出来，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谎言，但母亲手上的老茧和衣服上的汗味是骗不了人的。
他随母亲去了南京，一辆旧吉普车，灰尘漫天，司机是个瘦小的军官，一路上什么话也没说。
到了南京空军招待所，他被安置在一间小房间里，床单干净，桌上有一本新华字典，没有铁链，没有看守。
第一次有人问他想吃什么，张立义点了一碗牛肉面，吃到一半，他突然停下，问旁边的服务员：
“我算什么？战俘？”
那人笑了笑，回答：“你是客人。”
这句话砸得他心里生疼，他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以为自己死在了高空。现在他成了“客人”。
认知彻底崩塌。
半年后，张立义被安排去南京钢套厂，不是监狱，是正式上班。
每天早上，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过小巷，挤进工人堆里，他学着别人焊接钢管，搬运机器。
有人叫他“小张”，有人和他开玩笑：“小心别把自己焊上。”
没有人逼他背诵政治理论，没人强迫他写检讨。
厂里的工人分成两派，一派悄悄打听他是不是飞行员，另一派干脆对他不闻不问。
晚上，他回到宿舍，小铁床，白炽灯，一本发黄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他开始怀疑，台湾那边是不是早就把他忘了。
有一天，一个南京老工人递给他一瓶黄酒。说：“活着，比啥都强。”
张立义低头抿了一口，泪水在眼眶打转。
与此同时，台湾，张家淇，她穿着黑纱，在追悼会上低头痛哭，周围是官员，是媒体，是冷冰冰的哀乐。
没有遗体，只有一顶破碎的军帽，回到家，三个孩子问：“爸爸呢？”
她强忍着，挤出一句：“爸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张家淇拿着烈士家属证明，去领了一笔抚恤金，不多，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家里的灶台破旧，屋顶漏雨，她靠帮人缝补衣服、洗衣维生，邻居劝她再嫁，军方也暗示，她“应该考虑未来”。
1974年，她嫁给了何先生，一个退役军官，婚礼很小，没有烟花，没有军乐。
她只在签婚书时加了一句条件：“如果张立义活着，我要复婚。”何先生没有反对，只叹了口气。
复活——隐秘归来1982年，北京。
张立义在一间昏暗的办公室里，被叫去谈话，来的人穿着便服，带着一张公事公办的脸。
“你的身份问题，要解决了。
张立义沉默，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可以有正式的户口、工作，甚至成家。但，也意味着彻底断掉回台的可能。
“我想见家人。” 他咬牙说出这句，对方翻了翻手里的文件，没有抬头。
“这不现实。”
那晚，他在南京的宿舍里坐到天亮，窗外下着小雨，屋里是钟表滴答的声音。
张立义拿出母亲留给他的照片，照片已经泛黄，边角破损，上面是他三岁的儿子，睁着一双大眼。
他轻轻摸了摸，指尖颤抖。
三个月后，他成为南京市交通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开公交，维修车子，做各种零碎事。
从飞行员到公交司机，从高空侦察到低头换胎。
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一个没人认识的小人物，每晚收车回家，他都要站在江边，看着远方的灯火。
有人劝他娶个本地姑娘。有人劝他“放下过去”，他笑笑，什么也不说，他放不下。
两岸两生——错过与重逢1990年，两岸关系微妙变化，南京某天，他接到通知：“可以申请赴台探亲。”
张立义像被雷击中一样站在原地，手里的螺丝刀“咣当”掉到地上，手续繁琐，调查、面谈、等待。
每一个环节，都像一场拷问。
终于，他拿到通行证，1992年，台北机场。
张立义拎着一个黑色旅行包，穿着早已过时的中山装，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出境大厅，四周陌生又熟悉。
三十年，世界变了，他的世界，停在1965年的夜空里。
张家淇早已改嫁，她当时在基隆的一间小裁缝铺工作，已经是一头白发，身体佝偻。
当张立义敲开那扇木门时，她差点没认出他。
“你是谁？”
张立义摘下帽子，声音沙哑：“我是张立义。”
张家淇呆了，良久，她才颤抖着说出一句：“你活着……你活着啊……”
眼泪止不住地流，孩子们陆续赶来，三个孩子，已经成了大人。
大儿子冷冷地盯着他，沉声问：“你这些年，在哪？”
张立义张了张嘴，却发现，怎么也说不出口，他说不清。
怎么解释，一个烈士，怎么从坟墓里爬回来？
怎么解释，一个父亲，怎么三十年音讯全无？
气氛僵冷，尴尬，沉默。张立义把带来的东西一件件放在桌上：一只老旧的表，一张南京合影，一封写了又撕的信。
小女儿悄悄走近他，声音像蚊子：“爸爸……”张立义一下抱住她，眼泪扑簌簌掉下。
台北不再属于他，老朋友早已断了联系，原部队的人，要么退役，要么死去。
街头熙熙攘攘，他像个影子，谁也不认得他。
他在街边摊吃碗牛肉面，老板闲聊：“阿伯，从大陆回来啊？真命大。”
他笑笑，不答，几天后，他收到通知：身份核查中，暂时不能长期逗留。
有人好心告诉他：“最好自己走，省得难看。”
张立义明白了，台北留不下他，南京也不真正属于他。
登机那天，张家淇没有来送。
小女儿送了他一程，递给他一张旧照片，一家五口的合影，还是1965年的。
“爸爸，别再走丢了。”他点头，哽咽到说不出话。
飞机起飞。云层在窗外堆叠成山，张立义闭上眼，他不知道，下一次回来，还要等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