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11年，就是清朝那个宣统皇帝的第三年，农历四月的第十天，大清帝国搞了个大事儿，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开张了，头一遭啊这事儿。

隔天，政府就出台了第一项命令。

1、政府打算把主要铁路线的建设管理权都给要回来。

民营铁路公司被限定只能修建支线铁路。之前那些已经得到朝廷点头同意的民营干线铁路修建计划，现在全都被叫停了。朝廷会根据具体情况，对这些计划进行赔偿或者回购。

这项规定，后来被简单总结为“铁路归国家所有方针”。

上过中学历史课且专心听讲的同学肯定清楚，那个“铁路归国家管”的决定，后来让四川那边闹起了“保路大事”，紧接着，武昌那边就起义了，这一连串的事儿，最后就把大清王朝给推翻了。

因为这个缘由，一百多年来，“铁路收归国有政策”还有它的提出人盛宣怀，一直被骂得很惨。大家说清政府搞“铁路国有”，其实就是抢民营公司的钱，还拿筑路权去跟外国势力借钱，这彻底露出了他们卖国的真面目。

02

首先，咱们来瞧一眼这张图：

这是1881年至1911年间，清朝晚期所建的主要铁路线路图。

而且，清朝政府正打算把铁路网建得更大更完善。

铁路发展成果显著，但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少。

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东西特别费钱。

比如说：就拿这事儿来举个例子吧，就好比说，有那么个情况，咱们平时可能会碰到。又或者说，为了让你更明白，我给你举个类似的实例。再比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它就跟咱们要说的这事儿挺像的。你也可以这么想，就像那样的一种状况，它跟咱们讨论的主题紧密相连。

京张铁路，总长才200公里左右，但花了整整700万两银子，这钱都能买两艘像“定远”和“镇远”那样的大铁甲船了！

京汉铁路，那可是个大工程，花钱如流水，总共花了4000多万两银子。这笔钱，都能买下两支北洋舰队，还能剩下不少呢！

那时候，清政府因为《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要赔好多钱，结果欠了一大堆债，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从哪能弄来这么多钱修铁路啊？

起初，政府打算搞个“官方监督、商人经营”的路子，说白了就是铁路还是国家的，但国家会卖股票，想让老百姓拿钱来一起建。

不过那时候，手里有钱的中国人对投钱建铁路这事特别没底，基本没人愿意买朝廷推销的那些股票。

没办法，政府只能向外国银行申请贷款了。

老外可狡猾了，他们不光想尽办法掏你腰包，还硬要你雇他们的工程师，用他们的铁轨和机车，甚至得把铁路的经营权交给他们当抵押。

清朝政府就算再糊涂，也不甘心一直被外国人耍。加上老百姓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慢慢就不再用铁路权益去换外国人的贷款来搞钱了。

老外的钱咱不借了，不过铁路建设这事儿还得继续搞。

这可咋整啊？

03

清政府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让民营资本也来参与修路这事儿。

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的8月份，清朝政府出了一份新规定，叫《铁路管理简单规矩》。

民营老板能自己搞铁路公司，但有个规矩，就是不能拉外国人来投资入股，得全是咱中国人自己当股东。

铁路一旦完工，那它就是铁路公司的了，他们既拥有它，也负责经营它。

《规定》出台以后，民间的铁路企业很快就壮大起来，也收获了一些成果。

直接看下面的图就行：

然而，民营铁路公司碰到了好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要问题是，钱不够用。

新宁铁路那条支线，全长42公里，建起来可花了不少钱，总共投了300多万两银子进去。

碰到大江大河或是高山深谷的话，那就得花更多钱去投资。

考虑到那时候的经济状况，普通老百姓要集齐这么大的一笔投资，可真是难上加难。

第二点，赚钱回报不容易。

铁路这行当，可不是像开个工厂或者小店那样，能立马赚到大钱的活儿。

而且得建得有一定范围，如果只是修个十几二十公里的路，那其实没啥大用处。

比如说，福建铁路公司建造的从漳州到厦门的铁路。

由于没掌握建桥技术，铁路在东边只延伸到了嵩屿，离厦门城中间还隔着条海峡，并且还有3公里的路要走。

西边的建设只延伸到了江东桥，离漳州城那边还隔着九龙江，并且有17公里远呢。

两边都没着落。

要想坐火车，得先搭马车再换乘船，等下了火车，还得先坐船再换马车，这一路真是折腾得不行，铁路本该有的快速便捷，全给这些换来换去抵消没了。

这条铁路现在变得没啥大用了，就像个多余的摆设。

漳厦铁路从建成那天起，就因为客源和货源的双重短缺，亏得底朝天。没撑过几年，就实在运营不下去了。

第三，就是路线安排得太不合理了。

民营企业主要琢磨的就是怎么把生意做大赚更多钱，对政治和长远战略那些考虑得比较少。

举个例子，湖南铁路公司，因为岳阳那块儿的洞庭湖地界太难建铁路了，成本又高，所以他们就决定先修长沙到株洲这一段，好跟株萍铁路接上，靠运煤来赚点钱。

公司盈利了，可粤汉铁路这条重要线路的建设进度却因为这事儿被大大拖慢了。

第四点，说白了就是最重要的——

1911年，川汉铁路公司闹出的保路事儿，那可是个典型例子。

四川，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个相对内向、不太开放的地区。

四川地处内陆，离海挺远，省里的交通也挺不方便，因此四川人对铁路这个新奇东西的了解相当有限。

他们只知道火车是个轰隆隆响、直冒黑烟的大家伙，说它会影响风水，还会吵醒墓里的先人。

那时候，光绪三十年（1904年）年初，四川总督锡良想要修成都到汉口的铁路，就搞了个川汉铁路公司。可老百姓们对此没啥热情，基本上没人愿意掏钱买这个官方办的铁路公司的股份。

没办法，锡良只能采取“硬摊派股份”的办法了。

他说，为了让川汉铁路公司有资金支持，决定给四川全省的土地加收百分之三的税。

这种股份咱们就管它叫“租赁股”。

按理说，那额外加的百分之三算作投资进了川汉铁路公司，这样一来，四川的所有农民朋友就都算是公司的一份子了，听起来也还行。

可问题是，锡良定了个规矩，说川汉铁路公司的每一股都得是五十两白银。

普通农民家里头，地也就那么十块八块的，每亩地不大，一年上头给朝廷交的税粮，顶破天也就差不多一两银子左右。

就凭这多收的百分之三，哪怕过上一百年，也攒不够一股的份额。

要是没法聚在一起成为一份子，那你就不是股东啦。

直白点讲，你每年都得给川汉铁路公司搭上百分之三，这就等于直接送给他们了。

这事儿立马勾起了四川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好奇——

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们，他们对铁路一窍不通，但算起账来那可是精明得很：

全省的农民们，每年都得给川汉铁路公司上交三成的收成，但人家公司呢，既不给农民们股东的名头，也不分给他们红利。说白了，这钱就像是直接从农民口袋里掏出来的一样。然后，公司再拿着这些钱去搞别的投资，要是赔了，那锅就得全省的农民来背；要是赚了，大股东们倒是笑得合不拢嘴，分钱分得美滋滋的。这不是明摆着，稳赚不赔的好事儿嘛？

川汉铁路公司突然间就从没人搭理的“冷门货”跃升成了大家争抢的“热门宝”。

全省的有钱有势的人都站出来说话，说想让川汉铁路公司从官府手里转到商人手里，让老百姓也能拿钱入股，一起参与进来。

老百姓要求自己办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上川汉铁路公司一直没啥进展，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锡良就决定把川汉铁路公司改成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商办形式。之前官府投的钱，还有全省农民交的“租股”，都一分不少地留着，并且还要再拉些民间投资进来。

到了1909年开头那会儿，川汉铁路公司筹到的钱已经足足有两千万两银子了。

虽然现在离川汉铁路工程全部所需的五千万两银子还差不少，但手里的钱已经能在四川盆地建起一条挺长的铁路了。

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们，折腾了半天把川汉铁路公司转成商人来办，可不是真想把铁路给建起来。他们的目的，其实是盯上了那股不用分出去的、数额巨大的“租股”收益。

大股东们一接手公司，就急着把钱投到一堆跟铁路没关系的项目上......

话说回来，川汉铁路公司转成商办模式已经三年半了，结果呢，一条铁路也没修起来，连一辆火车的影子都没见到。

股本金已经损失了五百五十万两。

到了1910年秋天，因为公司的大老板和管理层乱花钱，还有公司日常运转得花钱，原本那2000万两的股本，直接缩水了一半，就剩1000万两了！

现在，川汉铁路公司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动手建起一小段铁路，哪怕赚点小钱，也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这样才能慢慢补上之前的窟窿。

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先建成都到重庆的铁路线。这段路地势挺平的，也没啥大江大河挡道，建起来相对容易些。

这个地段城镇很多，人挤人，而且东西产得也不少。

只要路能让车开过去，那肯定就能赚到钱。

不过，公司那些大股东们又搞了个新花样——

他们说了，川汉铁路的建设得先从宜昌动手，一直建到万县那段为止。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充分的依据支持。这些依据构成了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基础，让我们确信事情就是这样。没有这些理由，我们的观点就站不住脚。所以，当我们提出某个看法时，背后总是有着一系列合理的解释和支撑，这些就是我们的理由。

湖北的路不修好，那四川的路就没啥用，到时候捐款的人肯定后悔，想招股的人也都不敢来了。再说，四川修路的机器和材料，如果不从宜昌开始运，转运起来就麻烦了，四川的路也没法动工。

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的。

不过从宜昌到万县这一路段，全都在三峡地带，那里山峦起伏、道路崎岖，要是想建铁路，不光得花大钱，还特别难搞。

尺寸到底咋样呢？

宜万铁路连接宜昌和万州，直到2010年才最终修建完成并开始运营。

尽管花了大钱建好了路，可这边儿地方还是没啥人，东西也少得可怜。

说白了，铁路这块儿基本上赚不了啥大钱。

那既然这样，为啥还偏偏挑这个地方先开始建设呢？

说白了，就是为了给四川全省的老百姓们看个明白，证明公司是真的在动手修铁路了，你们的钱没白花。但话说回来，这条铁路修建起来确实不容易，所以啊，你们得给公司多点时间慢慢来。

为了让事儿看起来更靠谱，川汉铁路公司专门花大价钱请来了有名的詹天佑当总设计师，并且组织了四万多工人，开始修建从宜昌到万县的铁路。

然而，工程刚上手五个月，清政府就推出了“铁路归国家管”的政策......

大股东们原本对“国有化”这事儿没啥反感，心里还琢磨着，说不定能趁机让政府出手，帮他们把公司那大块头的亏损给抹平了。

朝廷那边可不笨，他们肯定会去审核账本。

一调查才知道，到了1911年5月，川汉铁路公司手里的股本加起来就剩800万两了。可他们在宜昌那边，就修了那么几十里地的铁路路基，铁轨一根都没铺上。说白了，他们的资产几乎就等于没有。

政府最终决定，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就定为800万两，这800万两呢，只能换成国家铁路的股票，不会给现金补偿。

说实话，这个计划也挺合乎情理的。

说到底，你们公司自己捅出的财务大窟窿，没道理让国家来给你们擦屁股。

可这样一来，大股东们那亏掉的一千多万两股本，不就打水漂，没法挽回了嘛？

等时间一到，其他股东找上门来算总账，他们能有啥招儿应对呢？

琢磨来琢磨去，只有一个招数，那就是把问题推到朝廷头上！

于是，那些大股东们纷纷站出来大声嚷嚷，说朝廷做事太不地道了。咱们明明投了2000万两银子的股本，可朝廷偏偏只认800万两，这不是明摆着要吞掉我们四川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1200万两银子嘛！

为了煽动大家对朝廷的怨气，他们到处散布谣言：

全省每年都得给公司交上三成的租子，这样一来，大伙儿都成了那公司的股东。朝廷这么做，真是太不讲理了，明摆着是在坑咱们全省的农民兄弟啊。这事儿咱们可不能不管，得站出来说句话！

农民哪知道这些门道，被人家那么一糊弄，还真就信了朝廷要打他们股本的主意，结果一个个都聚在一起，跑到官府去讨要公道。

慢慢地，四川的情况就开始变得不太平了。

有些人把爱国主义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时，朝廷跟英法德俄四个国家的银行团签铁路贷款合同的事儿也传开了。

这回，大股东们像是捞到了根救命绳子，立马四处张扬起来：

政府把我们的筑路权夺走，就是为了拿它去跟外国人做交换，从外国人那里贷到款项。

“铁路归国家所有”一下子就被扣上了“背叛国家利益”的帽子，而反对“铁路归国家所有”则变成了大家眼中的“爱国举动”。

说到川汉铁路公司那一堆乱账，谁还顾得上搭理啊？

后来的故事嘛，想必大伙都清楚，四川那边搞起了“护路行动”，这事越闹越大，最后就变成了动手开打的局面。随后，湖北的清军跑去四川想摆平这事儿，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武昌那边也炸了锅，起义了。就这么着，革命的浪潮一股脑儿地涌向全国，大清王朝最后也就撑不住了，宣告玩完。

还好，清朝虽然没了，但“铁路归国家管”这个政策还是留了下来，一直都是国家不变的大方向。

于是，中国的一条又一条铁路主干线陆续建成，技术实力也跟着持续提升......

最终，我们建起了全世界最顶尖、规模最大的铁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