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的插花，要与茶席的三维空间相得益彰，插花的体量和高度，必定会受到茶席空间的限制。陆羽《茶经》提出的“茶性俭”，对茶席的插花，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茶席的插花，要通过别出心裁，去衬托和表现茶的清雅；要画龙点睛，传递出幽微淡远的茶境，以及静清和雅的茶的精神，这就使茶席的插花，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茶席插花的基本特点为：构图简洁，花枝少而花色新鲜，造型不拘形式，自然生动；结构疏密有致，起伏有势，不齐不匀，虚实相生；花宜素雅，不求繁多，只插一枝、两枝、最多三或五枝，格高韵胜；并着力追求线条美、构图美与变化，以达到朴素大方、清雅绝俗的艺术效果。

明代袁宏道《瓶史》提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袁宏道认为，赏花时，有茶相伴最为清雅。反过来，品茗时也应该有最清雅的插花彰显，才可足以表现出文人的追求和风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文人插花艺术，为茶席的插花提供了理论参照，从某种意义上讲，茶席的清雅插花，已不同于宗教供花、华贵富丽的宫廷插花，更不同于生活花艺。究其本质，是最适合清供、清赏的传统文人插花，这种传承，从中国传统文人插花的发展脉络中，能够梳理出来。

文人插花源自唐宋，盛于元明。讲究清新脱俗，不拘形式，花材常选一种，多则三种，着力寻求山野清趣与诗意的流露。

从唐代到五代，是文人插花的发轫期。最早关心插花的文人，从六朝开始，有庾信、竹林七贤等人。当时的插花，主张返璞归真，宣泄胸中的文人逸气，杂花野草，就地取材，信手拈来。今天，我们的野外茶席也是如此，山花野卉，灿然席上，如花在野，自然生动。

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锦洞天”，是我国最早定期公开的插花艺术展览会。韩熙载的香赏“五宜说”认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宋代是文人插花的发展期，尤其是“插花、挂画、焚香、点茶”，已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四般闲事，如果对其中之一外行，便不足以胜任真正的文人称号。

元代和明代，是文人插花发展的高峰。明代文风鼎盛，尤其是袁宏道的《瓶史》、张谦德的《瓶花谱》、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等插花专著的问世，幽人韵士，建构了完整而周严的花艺理论体系，清疏淡远的美学原则趋于成熟，开始表达插花的空灵之美，追求文人插花风雅的境界。于是，古代的文人们，便从一枝花、一方木、一角山、一汪水里，细微处见宏大，清浅中见深刻，同时，文人插花既成为了玩赏的幽栖逸事，又是别具意蕴的心象之花。

历代文人的插花之胜，从诗词里面可见一斑。《诗经》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互相赠花，以表达思念之情。南朝的陆凯，“折花逢驿使”，折一枝江南的梅花，拜托驿使捎给远在长安的好友范晔，“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文人情趣，跃然纸上。宋代王安石的《新花》：“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不幸成了王安石的绝命诗，诗中有旷达有哀声，道出了生命与花期的短促。

陈与义有《梅花二首》：“画取维摩室中物，小瓶春色一枝斜。梦回映月窗间见，不是桃花与李花。”杨万里的《瓶中红白二莲》：“红白莲花共玉瓶，红莲韵绝白莲清。空斋不是无秋暑，暑被香销断不生。”诗中写到荷花，不仅可赏，还可清雅解暑。杨万里还有移栽山丹的诗：“青泥瓦斛移山花，聊著书窗伴小吟。”对花临窗吟诗，又是何等惬意！黄界的《春暮》词中：“沉水香销梦半醒，斜阳恰照竹间亭。戏临小草团扇，自拣残花插净瓶。”写尽了文人插花的不拘一格，不受岁月所限，只要表达出内心的感触即可。明代高启的《瓶梅》，写得也好，“竹外相逢见素花，手携数朵喜还家。雨窗今夜无明月，暂托寒灯照影斜。”

历代文人，不仅热衷插花，更具惜花之心。苏东坡担忧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文人寓心于花草间，使文人的插花如茶一样，变得意味深长，理性的内涵加上清丽外形，自具闲雅气韵。他们把自己的哲思、感悟，与花木和自然联系起来，穷通物理，又能在花木中寻找逍遥之乐，以拂红尘之污。

总之，文人插花，是以文学诗词之心，观察自然，以花影人，寓感万物，物我两忘时，以花草为媒介，以宣泄胸中文心诗意的感动，通过抒怀寄情，形成的线条精简、风格清雅、饶有野趣而又回味无穷的心灵之花。

明代袁中道曾说：“花为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除了外观的形色之美外，复有令人明眼澄心、凝神净虑之功，以文人领受最为深刻。”花与茶，都具有为君以泻清臆、凝神静虑之功。“商略此花宜茗饮，不消银烛彩缠缸。”因此茶席上的插花，最接近传统的文人插花，重诗情，重意境，寄情遣怀，使茶席摒除了匠气和俗气，更具淡雅率真之美、席外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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